疫情期間對小微企業造成的衝擊非常大，很多小微企業不得不走向倒閉或者裁員的道路，小微企業佔據中國80%就業市場，因此很多人在疫情過後，陷入沒有工作的困境。很多人開始嘗試擺攤的工作，賣個早點，貼個手機膜，或者賣些水果等。

這些攤販極大方便了市民的生活，而且吸納了城市當中大批的失業者。黃耿志在《城市攤販的社會經濟根源與空間政治》中調查發現，中國擁有3500萬人的攤販，是每年畢業生人數的4倍（2019年畢業生人數840萬）。數量如此龐大的攤販，都是從何而來呢？

攤販從哪兒來的？

中國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1978年前人口不得隨意流動，所以廣大農村有80%的人口。改革開放之後，逐漸放鬆了人口流動的管制，人們開始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可是受到學歷、技能以及社會關係等影響，這些進城的務工者大都去建築工地搬磚，進電子廠做小工，或者做保安保潔等工作。

可是人們發現，這些工作崗位雖然工作穩定，但是早九晚五非常反人性，於是很多人開始從事攤販的工作。比如在廣東的很多攤販，之前或多或少都有在工廠打工的經歷。

擺攤相比於打工，雖然收入缺乏保障，但是時間比較靈活，而且不用擔心老闆剋扣工資的問題。現在用工環境雖然改善，但是加班、剋扣工資等現象依然無法避免。

更爲重要的是，這些工廠內的工作，無法照顧到家庭。很多前來務工的人員，不想讓自己的孩子成爲留守兒童，便把孩子留在身邊。工廠有嚴格的規章制度，遲到、早退、請假都會遭受經濟上的懲罰，更不用說把孩子帶入工廠，照顧他們了。

現在的工廠，上升空間非常有限，技術含量低，很難提高自己的技能，能當上管理人員的概率也非常低，因此很多年輕人在做了一段時間的工作之後，便選擇了放棄。所以很多攤販也並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成爲攤販，攤販相對於工廠要更加自由。

除了進城務工人員，大批城市原住民也加入攤販的隊伍，比如在瀋陽，隨着90年代中後期我國進行聲勢浩大的國企改革，那些效益不佳，長期虧損的企業，要麼私有化，要麼破產重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國企員工下崗，雖然政府推出了再就業工程，但是依然有大量的工人處於待業狀態。這些城市當中的下崗工人，也是攤販的主要來源。

除了國有企業倒閉下崗職工，企業在不同季節，用工的差異也導致部分人員加入攤販的隊伍。比如在鄭州的富士康，這個蘋果手機在華最大加工廠，旺季用工量達到30萬人，抵得上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可是在淡季的時候，用工量會快速萎縮到20萬以下，大批的工人要麼返鄉，要麼在城市當中另謀生路。

無論是進城務工的農民，還是下崗職工，這些從事攤販的工作者大都處於社會底層，都是在遭遇各種各樣的困境之後，被迫擺地攤。如果條件改善，他們肯定會另謀他就，找到一個新的工作機會。

攤販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雖然各地攤販所從事的生意有差異，比如廣州地區主要從事水果蔬菜、熟食、飲品等，瀋陽、哈爾濱多從事燒烤，還有些攤位會賣一些服裝、玩具、電子產品等，這些都是百姓們高頻消費的一些東西。

雖然各城市現在都有大型的購物商場，但是龐大的工薪階層，對餐飲、服飾等有着不同層次的需求。宴請賓客會去高檔一點的酒店，可是日常三五好友聚會，還是會選擇路邊攤位。很多人下班之後，也會在路邊攤位上購買一些小飾品，手機貼膜等，極大豐富了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

如果某一天我們身邊攤位消失了，我們會發現，不僅早餐都沒有了着落，生活成本會大幅上升。城市離不開攤販，這是城市居民需求所決定的。

但是我們也不可迴避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攤販對於城市公共空間的佔用。在很多城市，攤販甚至擠滿了街道，行人都無法正常通過。對於那些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流動攤販更是讓人頭疼的問題。

他們不但擠佔公用空間，阻礙交通，像餐飲一類的小攤販，還造成了巨大的環境污染。 比如廣州市，街頭林立的水果攤販，還有小喫攤販，洗刷都是一桶水，很難保證衛生質量。

進入夏季，燒烤攤當中的油煙，還造成巨大的環境污染，同時夜間的噪音也影響周圍居民，時常會引起矛盾。比如上海著名的彭浦夜市，曾經是這個城市的一張名片，大量的外國人慕名而來。可是夜市巨大的吵鬧聲，嚴重擾亂了周圍的居民。在接到居民不斷投訴之後，2013年11月份，這個夜市被取締。

攤販不僅會影響到周圍的居民，同時攤販當中售賣了大量的低質仿冒的產品，甚至還有一些違法產品。比如廣州很多鄉鎮街頭售賣大量盜版書籍、音像製品等。

這些都對正規的商戶造成衝擊，正規商戶要付租金，繳納稅費，而這些成本攤販幾乎不存在。比如攤販當中大量水貨手機，對正常手機銷售構成了不正當競爭。

可是這些攤販擁有高流動性，管理成本以及執法難度非常大，他們時常和這些管理者玩貓捉老鼠遊戲，而且這些攤販處在社會底層，管理他們時常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那麼國外是如何應對城市當中攤販的呢？

各國對待攤販的態度

19世紀末，美國迎來了大批外來居民，大批的猶太人以及意大利人初到美國，沒有社會基礎，首先從社會底層工作做起。而大批外來者，消費能力有限，也需要攤販的廉價商品，因此就形成了龐大的攤販經濟。

紐約市採取了“管疏”結合的方式予以治理，一方面對街頭攤販進行嚴格管理，另一方面由政府牽頭，建立室內市場，試圖讓街頭攤販演變爲室內商戶。然而這項舉措並沒有奏效，進入室內成本太高，於是攤販們和管理者打起了遊擊。

1930年，美國爆發了經濟大蕭條，導致大量的工人、白領以及公務員失業。爲了維持生存，很多人被迫擺起了地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進行強制取締，很容易引起社會衝突，因此紐約市政府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1979年，紐約市政府推出了新的攤販管理制度，這個制度規定只有獲得政府頒發的執照，攤販才能獲得合法經營權。但是當時只頒發了853個執照，可謂杯水車薪，而且這些牌照主要面對的對象是那些傷殘人士以及退伍軍人等，因此還是有大量的非法攤販。

1999年，一名非洲裔攤販在曼哈頓街頭被擊斃，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活動。但是紐約市政府依然採取強硬的態度，清理這些攤販。在管理者看來，紐約是國際金融城市，攤販會損害紐約市的城市形象。時至今日，紐約市的攤販依然沒有開放，雖然牌照增加到3100個，但是面對870萬的常住人口，依然不成比例。

面對紐約市的難題，新加坡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雖然新加坡人口只有560萬，但是攤販牌照的數量卻有2萬3千個，新加坡在市中心建立了180多個攤販中心，不但提供完善的水電設施，而且還擁有良好的通風條件 ，財政補貼攤位的租金，讓衆多攤販願意入駐。

如果你去新加坡旅遊，很少能夠見到流動的攤販，他們把流動攤販納入城市管理當中，甚至成立專門的攤販管理局，不但負責攤販公共衛生、核發牌照等工作，還幫助攤販做好基礎設施的服務工作。因此新加坡吸引了衆多底層市民從事攤販的工作。

中國在管理攤販的過程中，也遇到很多棘手的問題，比如2006年的“崔英傑事件”，攤販崔英傑暴力抗法，刺死了城管隊長。事後人們調查發現，崔英傑不但是個好學生，而且做攤販期間溫文有禮，於是輿論一邊倒同情崔英傑。

其實絕大部分的攤販都不會和城管發生衝突，但是社會輿論會倒向弱勢羣體，導致只要事情曝光，就會給城市管理者一定壓力。所以這種強制執法的方式，治標不治本，而且還有損執法者形象。

目前我們結合紐約和新加坡的模式，對攤販進行有效管理，比如給攤販劃定固定區域，在人流量大的地方，禁止擺攤等。在一些人流量較少的區域，比如居民樓旁邊，則規劃建立了一些市場，頒發執照，允許攤販合法經營。

處於社會底層這些人羣，學歷低、收入低，需要依靠擺攤來謀生，只要這個處境不改變，攤販就不可能消失。攤販雖然佔據公共空間，影響市容市貌，破壞居住環境，還造成了安全隱患，但是攤販又能夠吸納就業，緩解社會的就業矛盾。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規範化管理的必要性，攤販在未來不再是“過街老鼠”，而是城市的有機部分。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