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選官制度從秦漢的察舉徵辟到唐宋的科舉,其演變過程中既存在重視才能的時代,又有重視道德品行的時代,但無論採用何種制度,重視哪個方面,都與他們本身所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特定的社會大環境下需要什麼樣的官員,統治者們就制定什麼樣的選官制度,這也就告訴我們,制度的建立不僅僅需要考慮所帶來的後果和影響,還應該與自身的背景和時代相適應。但是同時這種選官制度也是有積極的影響的,它使宋朝的士風更加的清廉,讓整個士人羣體表現出極高的道德品行和操守。

相信最近大家都有看到一部名爲《清平樂》的電視劇,這部劇以北宋爲背景,描寫了宋仁宗時期前朝與後宮中所發生的故事,比較完整的反映了宋仁宗的一生。在第四集裏的劇情中,歐陽修參與科舉考試,但因道德品行上存在瑕疵,被由狀元被降爲第十四名。通過這場科舉,我們從側面窺探到北宋時期選官制度的一大特色:重視德行。北宋在選官的時候,相較於考察才能,更注重的是士子的道德品行,也正因此,歐陽修雖然才華橫溢卻最終無緣登科。那麼宋朝爲何會形成德重於才的選官制度呢?若要探明究竟,我們便要從選官制度的發展開始講起。


自古代起,統治者們便深諳“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的道理,所以對於官員選拔極爲重視。從秦漢到明清,選官制度經歷了由察舉制到九品中正制,最後到科舉制三個階段的演變。

漢朝建立之初,吸取秦亡的教訓,爲了鞏固統治和基於社會凋敝的現狀,漢高祖曾下詔求賢,漢文帝十五年令:“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並由文帝親自考覈,此爲察舉制初創。到漢武帝時,歲舉孝廉正式成立,秀才明經諸科增設,察舉制度正式形成。

除了察舉制外,漢朝其實還有徵闢、任子、郎吏、賢選等選官制度,但是察舉制是最主要的一種形式。察舉制中的孝廉、賢良方正其實都是注重被選人道德品行的科目,由此可見,選官制度伊始,其實就有注重被選人道德品行的地方。

東漢末年分三國,天下紛爭不斷,各方勢力都需要選拔人才,但是此時的察舉制已經暴露出了許多的弊端,不足以滿足亂世之中選拔人才的需要,所以必須要實行一種新的選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應運而生。

九品中正制是指各州郡分別評選大中正一人,推舉出的大中正一定要是在中央任職且德名兼備的人。大中正之後再產生小中正,大小中正產生後,再由中央發佈人才調查表,在這種表中所有的人才分爲九等,最後吏部再根據這張表進行官吏的升遷和罷黜。


九品中正制度創立始出,還可以“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能夠選出能爲國家所用的人才,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九品中正制逐漸被世家大族所操控,以至於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情況。這種被世家大族所操控的選官制度使得有用的人才得不到提拔,世家大族的勢力也威脅到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因此,在隋朝一統天下,政權穩固以後,隋朝建立了一種全新的選官制度,也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制度:科舉制。

隋文帝在位時曾下詔:“以志行修謹,平清幹濟二科舉人”開始取締九品中正制度,初創秀才、明經等科。隋煬帝更是進一步要求,“文武有職事者,五品以上,宜以令十科舉人”開創進士科。隋朝雖然開創了科舉制,但大多爲臨時舉措,到了唐朝開科取士成爲了常設科目,科舉取士的程序也日益嚴格,甚至於在武后時期還開創了殿試的先例。


五代十國時期,朝局動盪,政權更替頻繁,文治精神遭到破壞,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科舉制步入衰落低谷期。直至宋朝建立,科舉制才又迎來了復興。相比於前朝,宋代的官員選拔除了對隋唐科舉制度的沿襲外,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宋朝的選官制度大抵沿襲了唐朝的科舉制,《宋史》中記載:“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作爲選官最主要途徑的科舉制,雖然是繼唐而來,但是由於庶族地主經濟的發展,科舉也做出了相應的改進和變化,比如確立殿試、實施“糊名”、“鎖院”等制度。

從上述新增制度中我們不難看出,宋代統治者在對科舉制進行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同時更加註重的考生的個人的品德,比如殿試製度,除了能夠考察士子的心態之外還可以從一些行爲方面察勘個人德行,而“糊名”、“鎖院”的制度也能把一部分心術不正的人拒之門外。


那麼宋朝爲什麼如此重視考生的道德品行呢,下面我們就從宋朝整體的大環境來分析一下。

1、薦舉制度需求:道德水平保障官員隊伍純潔

960年,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宋州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爲帝,建立宋朝。爲了避免晚唐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亂象,趙匡胤採用了“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剝奪了武將的兵權,並採用了重文抑武的治國策略。所以從政治層面上來說,文官作爲支撐宋朝的中堅力量,所採用的選拔條件必定是十分嚴格的。並且宋朝決定官員升遷的制度爲薦舉制度,這讓官員升遷的主觀性變得更強,也這就對官員的道德素質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選官之時對官員的道德水平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就成爲了薦舉制度能夠合理運行的保障。


2、程朱理學影響下的重德風氣

宋朝時期,儒學復興,出現了程朱理學,理學認爲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崇尚“存天理,滅人慾”,教導人們要收斂私慾的擴張,否則的話就無法成爲聖人,還可能會迷失於世間,這就相當於在無形之間約束了士人的行爲。而且因爲理學的流行和逐漸得到認可,所以在選官之時,朝廷會更加偏向於遵循理學教導,收斂自身私慾的考生。收斂私也就是摒棄內心的慾望,即爲遵循當時大衆所認可的道德標準。所以在文化的大環境方面上講,選官之時必須要重視道德品行,因爲只有道德品行優秀的士人,纔有機會成爲聖人,纔有機會更好的爲朝廷效力。

宋朝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化都要求宋朝在選官的時候要更加註意考生的道德品行,這也就造成了我們開篇所提到的“歐陽修事件”,除了類似於造成了這種事件以外,這種選官標準還給宋朝帶去了其他不同的影響,,這也是我們下面要說的內容。

首先,這種重視德行超過才華的選官方式使得一部分才華橫溢但是在個人履歷上略有污點的士人無緣更高的名次,可能會使一部分優秀的士人資源流失,例如本文提到的歐陽修即因此失意;第二,重德的選官特點會選拔出一批才能相對較低的官員,在處理政務上,必然出現政務失當、積壓等現象;想要實現本來的工作效率和質量,就必然需要更多的官員投入其中,隨着時間的不斷推移,也就造成了宋朝有名的冗官現象;最後,這種選官特色給引導着學子們更加崇尚程朱理學,也就讓儒士們中酸腐的氣息更加的濃厚,同時也抑制了學子們的批判性和創造性。

但是同時這種選官制度也是有積極的影響的,它使宋朝的士風更加的清廉,讓整個士人羣體表現出極高的道德品行和操守;同時,選官重德讓朝堂中大多數官員不隨波逐流,不爲富貴權勢所動,堅持自身理想和操守,用自己的身體力行來捍衛榮譽,弘揚以道自任,天下己任的精神,堅持不懈的與不正的社會風氣作鬥爭,讓宋朝本不算合理的薦舉升遷制度可以運行而不至於影響大局;而且這種選官制度能夠更好的保證官員道德水平,官員的道德水平得到保障之後,國家的財政收入和中央集權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從政治上講,這種選官方式,選出了一批忠君愛國的官員,他們或許相對來說才華略差,但是他們對於這個國家是忠誠的,並且在爲官之時可以盡心盡力的對這個國家儘自己的一份力量,這也讓宋朝立國三百餘年,二度傾覆,皆爲外患的原因,是唯獨沒有直接亡於內亂的王朝;從經濟上講,這種選官制度確實造成了官員人數的增多,讓國家財政的負擔增加了,但是同時這批官員兢兢業業的工作也保證了宋朝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以至於宋朝時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甚至於超過了盛唐階段;從社會層面上講,這種選官制度讓整個社會的風氣更加的文明,同時也遏制了一些社會不良風氣的發展,並且重德的選官制度也可以約束了一部分士人的行爲,也讓宋朝的士風得到一定的改善。

選官制度從秦漢的察舉徵辟到唐宋的科舉,其演變過程中既存在重視才能的時代,又有重視道德品行的時代,但無論採用何種制度,重視哪個方面,都與他們本身所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特定的社會大環境下需要什麼樣的官員,統治者們就制定什麼樣的選官制度,這也就告訴我們,制度的建立不僅僅需要考慮所帶來的後果和影響,還應該與自身的背景和時代相適應。

參考文獻:

1:《秦漢以來中國古代選官制度演進研究 》 馬凱

2:《宋代薦舉與士風》 胡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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