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反映北宋仁宗朝的電視劇《清平樂》正在熱播，該劇不僅描繪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宋仁宗形象，更是勾勒出了北宋前期名臣羣像。明代學者李贄論及宋仁宗朝時評價道:“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韓琦、蔡襄等名臣不僅在歷史課本中爲人熟知，更是頻頻出現在語文課本背誦並默寫全文名單裏，因此他們也被觀衆戲稱爲“全文背誦天團”。

這些北宋名臣不僅文章傳頌千古，他們在書法方面的成就至今也爲人所稱道。《清平樂》中書法元素貫穿全劇，對宋仁宗的飛白書創作着墨甚多。有熱心觀衆考證出了《清平樂》片頭的“清”字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趙孟頫行書《赤壁賦》，“平”字則集自上海博物館藏趙孟頫行書《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可見該劇主創團隊對細節的考究用心。本期報紙我們就從《清平樂》延展開，一窺宋代書法之風貌。

張方平 名茶帖 25×32.2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大腦自帶掃描儀的張方平和他的《名茶帖》

■仇春霞

張方平在《清平樂》裏的戲份非常少，反而是與之有關的蘇軾、蘇轍還風光了一把。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張方平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而編劇又想“做戲”，於是只好讓張方平委屈一下了。

/ 其人 /

張方平，字安道，號“樂全居士”，是一位天賦異秉的人物。他生來就記憶力非凡，大腦就像一臺掃描儀，能把重要的東西全部存在大腦裏。他小時候家裏窮，買不起書，只能借書看，他看完就記住了，從此不用再借第二回。參加工作以後，有一回宰相章得象監修國史，他發現從真宗乾興到仁宗慶曆年間的史料都不齊全，於是把這個任務交給張方平了。張方平憑記憶補全了這段歷史，令老宰相十分滿意。張方平擔任開封府領導一職時，按常例，助理會將工作日誌以及所涉及的人事都寫在一塊小板子上，張方平根本就不用這塊記事板，他將府裏的人和事都錄在大腦裏，一絲不差。這令身邊的人感到不可思議，他們覺得他是神仙下凡，都不敢弄虛作假。

也許是上天賜予他的東西太珍貴了，要讓他在另一處有遺憾。他的眼睛就一直不怎麼好，後來成爲他纏繞終生的疾病。

張方平“穎悟絕人”，又特別勤奮，且辦事周全、公正，所以必定會有一番政績。可惜張方平生不逢時，因爲他遇上了人才多到爆棚的仁宗朝。蘇軾在給張方平寫的墓誌銘中開篇即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

所謂“至於今賴之”，已經是到仁宗去世後的哲宗後期了，期間經歷了英宗、神宗兩朝。在羣星璀璨的仁宗朝，張方平只是一顆普通的星星。他能進入《清平樂》估計還是由於蘇軾的原因，因爲他在四川主政期間向朝廷推薦了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成爲了三蘇永生銘記的“引路菩薩”。張方平去世以後，絕少爲人寫諛墓之辭的蘇軾不惜筆墨爲他寫一篇長達七千多字的《墓誌銘》，詳細記載了張方平的生平和政績，對他給予極高的評價。張方平若在天有靈，一定會感慰不已了。

張方平一生著述頗豐，有四十卷《樂全集》傳世。其中詩文不多，時政文章比較多，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學家。

/ 其書 /

張方平還有一份墨跡傳世，名爲《名茶帖》，這在傳世墨跡並不豐富的北宋來說，是極爲難得，甚至是意外的。因爲即使是在當時享有盛譽的諸多詩人和書法家，如《清平樂》裏的宋綬、梅堯臣等等，都沒有墨跡流傳下來。張方平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書法家，能讓後人見到他的墨寶，真是億萬分的僥倖。而且《名茶帖》裏的內容居然還與宋代諸般閒事之一喝茶有關。所以無論是書法界，還是茶道界，都會要拉張方平說說事。

《名茶帖》現藏於臺北博物院，內容如下：“賢郎在，侍下留錢塘也。今有慰疏，告爲附達。寵惠名茶，不任愧感愧感。中間示諭新制火爐，告令買兩所，因便寄及爲幸。方平啓。”這顯然是一封遺失了前面部份的殘信，因爲既無收信人的稱呼，起首也相當突兀。落款處有“方平”二字。其實單憑末尾的“方平”是無法判斷這是張方平的墨跡，但此札後面有明人吳寬的一段跋文，其跋曰：“右宋名臣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跡也。太宰林公俾寬鑑之，謹記其後，弘治庚申七月晦，吳寬拜書。”

吳寬跋中的“杜祁公”指宰相杜衍，“唐質肅公”指唐介，“張文定公”指張方平，“韓獻肅公兄弟”指韓絳，和他的弟弟韓維。這幾位都是仁宗及以後三朝的名臣，並且都是著名書法家蔡襄的好朋友。

那麼張方平的這封信，究竟寫些什麼內容呢？主要有三點：一是託人送信；二是感謝送好茶；二是請寄火爐。後面兩個內容非常好懂，第一個內容就有點不好確定了。

第一個內容都寫在信札的前三行，在一些刊物上，這三行被斷爲“賢郎在侍下。留錢塘也。今有慰疏、告爲附達。”這個斷句有問題，主要是邏輯關係不清楚。這一句裏有兩個稱呼，“賢郎”和“侍下”。“郎”是對成年男子的稱呼，前加一“賢”，必定不是稱自己的兒子，而是收信人的兒子。“侍下”在古人稱呼裏有特定含義，明人陸容在《菽園雜記》中寫道：“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這一段內容是教新進進士寫簡歷時怎麼稱呼自己家人。看樣子，用到“侍下”一稱呼的，就是父母兩人僅存其一。

綜合其義，“賢郎在侍下”就是祝賀《名茶帖》的收信人子承膝下，得享天倫之樂。那麼“留錢塘”的主語是誰就不知道了，“慰疏”送給誰也沒有指向了。如果重新句讀，改爲“賢郎在。侍下留錢塘也，今有慰疏，告爲附達”，邏輯就能順得通。“賢郎在”可以用古人的詩句“承家幸有賢郎在”做個旁註。那麼“侍下”就可能是張方平自己的父親或母親了。根據蘇軾所寫的墓誌銘，張方平任杭州知州時，他的母親還健在，他結束杭州一任之後，他的母親就故去了。所以這位侍下很可能是張方平的母親，他給母親寫了一封信，請《名茶帖》的收信人轉交給自己的母親。所以前三行斷爲“賢郎在。侍下留錢塘也，今有慰疏，告爲附達”是比較合適的。

《名茶帖》書風沉穩，即使某些筆劃有飄逸之勢，也很含蓄，或者用別的體勢來壓住它。中宮緊收，字勢偏長。有人說此札“用筆似乎也有不少蘇軾帖中的影子，足可見當時的文人圈是互相影響的”，這個判斷就有點顛倒次序了。雖然張方平與蘇軾有多年交情，但畢竟張方平比他父親蘇洵還要年長2歲，蘇軾剛剛進京時，張方平已經是政壇的中堅力量，書寫風格基本已經定型，他又無意於在書法上有所求，所以不會刻意學蘇軾。相反，此札平穩中正的風格非常符合張方平的性格，其中有些字如“茶”“令”“所”等，略顯壓抑，用黃庭堅評蘇字“石壓蛤蟆”來評《名茶帖》也是可行的。那麼，也許蘇軾還從張方平受到啓發了。

雖然張方平並不以書法聞名，但北宋書法史有他的名字，其原因除了《名茶帖》之外，蔡襄的兩封傳世墨跡也與他有關，一是《安道侍郎帖》，“安道”是張方平的字，不過，《安道侍郎帖》不是寫給張方平的，而是寫給餘靖的。餘靖也是《清平樂》中的人物。後人容易把兩安道弄混淆。二是蔡襄的《自書詩帖》，蔡襄將自己寫的13首詩抄送給了張方平，而這13首詩中，有3首是寫給蘇舜元的，蘇舜元是蘇舜欽的哥哥，蘇舜欽是《清平樂》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因爲他的故事多，所以比張方平的戲份多。

范仲淹 道服贊 34.8×47.9cm 故宮博物院藏

文正公范仲淹的傳世書跡

■柳灃圃

“讀書人的憂天下之心，比詞藻重要。而今許多學子，卻常以典故辭藻沾沾自喜，凌駕於人，如此學子，入仕爲官之後，如何能體察民情，對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在電視劇《清平樂》中，年輕的仁宗皇帝正激動地讀着一位官員的上書內容，眼神中閃爍着光芒，在發出連連稱讚之後，將其提舉在應天府書院之下。這位心懷天下的官員名叫范仲淹，在以後的日子裏，他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爲當世乃至後世之人留下許多寶貴的財富。

范仲淹在劇中的出場也極爲樸素，襤褸衣衫，一頂農耕遮帽，被應天府學生嘲笑毫無禮儀。而大詞人晏殊卻認爲學書不能侷限於書本知識，而應該深入百姓生活，纔能有更深刻的體會，范仲淹此舉，正是爲天下學子作出了表率。原來范仲淹的形象還這麼飽滿和豐富，看來我們要學的並不只是《岳陽樓記》呢。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曾主持著名的慶曆新政，諡號“文正”。後人關注的多是範文正的政績和文學，是他的爲人處世和高風亮節。但卻很少知道他的書法。提到宋代書家，每一位似乎都要說“書如其人”四個字，而這四個字，我想放在范仲淹的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范仲淹的傳世作品很少，但很難得的是墨跡居多，現有《道服贊》、《二札帖》、《師魯帖》傳世。宋代文人多喜與道士僧人交往，《道服贊》就是這種現象的體現，“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遙是與。”看《道服贊》不僅是看墨跡，還要其文，看其後豐富的題跋。便會對這件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體會。邊讀《道服贊》的內容，邊觀其書，書有法而詞有氣，有一種清麗通透的感覺，但是這清麗中又有沉着端莊之意。清勁瘦硬的點畫形態倒真有道者的幾分翩翩風度，有莊子所說的逍遙之感，但又不是飄忽不定，失之氣韻的。範公字無毫鋩縱逸之態，多得前人筆意，文醇筆勁，既美且箴。其文後有文同、黃庭堅、劉魁等多家題跋，題跋之中無不有“筆精而瘦勁，自得古法，世人可不知所重耶”、“不知其人，視其友諒哉”的讚歎。

《二札帖》、《師魯帖》，章法分佈相對錯落，不似《道服贊》整體章法排布十分勻稱，給人正式嚴謹的感覺。無論是《道服贊》還是《二札帖》，字字之間少有牽絲連帶，甚至都是相對獨立的。相比之下，范仲淹的另一書作《師魯帖》則更爲瀟灑和與衆不同。其下筆極爲果斷，如“秋鷹搏兔”，意態精巧。也無怪黃山谷稱其：“落筆痛快沉着，極近晉宋人書”。並且出現瞭如“遞中”這樣字字連帶的組合，《師魯帖》中出現了明顯的組合分佈，字字之間的距離，也出現了豐富的變化。例如“書來專送”自成一組，而下方的“上近得”又成爲了新的組合，“揚州書”又是如此。在結字的處理上，雖然多是上寬下緊，但是仍然能找到“亦”、“爲”等下方寬博的古拙之態，可謂是“大格局”中的點睛之筆。

從整體章法上看，字密行疏是范仲淹書法作品的一大特點，《道服贊》、《二札帖》、《師魯帖》皆是如此。時人或說行疏而氣散，字小而氣弱。我以爲不可一概論之，觀范仲淹書之章法，雖行疏然字聚，上多寬博而下聚中宮，故氣聚而不散，點畫挺拔，意蘊古拙，行疏更添清古。我們常常只關注字內空白，而不關注字外空白，忽略了章法的“意態”，行行錯落，在大的錯落空白之間，我的關注點更多的被團聚在一起的結字本身所吸引。章法錯落，就像排兵佈陣一般，“不亂”是極爲難得的。也見世人多用此法，但成功者甚少，常吸引人去看章法，而忽略字的精華，因此本末倒置。而范仲淹的章法空白，正是給後人帶來了許多啓示和借鑑之處。

我在臨習範公書作之時，初次臨習，有些壓抑，好像很多地方都不得舒展，但是臨習幾遍之後，又覺得其中是自然的，瀟灑的，點滴細節之間，是值得後人細細品讀的。範公所有書帖之中，“仲淹”二字都寫得極小，顯示出了自己的謙恭之態。或許範公之本意，並不在書法藝術，只當作實用工具而已，但是卻代表了那一時期，古人書寫信札尺牘的自然之態。

韓琦 信宿帖 71.1×30.9cm 貴州省博物館藏

三朝元老韓琦和他的《信宿帖》

■張靖悅

近期，火爆電視劇《清平樂》成爲人們餐前飯後的重要話題，而令我感興趣的是第一集就出現的韓琦這一人物。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歐陽修曾讚頌他“臨大事，決大議，垂坤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韓琦不僅是北宋中期歷史的重要見證者與參與者，他的政治思想文化還對北宋乃至後世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功蓋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着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者，有所託而傳也。”韓琦爲官四十餘載，著作頗豐，但其親自整理的現已多亡佚，不過後人整理留下的卻較多。《書林記事》中提到：“韓忠獻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敞傘自蔽，率以爲常”，這足以證明韓琦在書法上的付出與艱辛。在宋代，承襲唐、五代的既成書風流向，書法的研習上多以顏真卿楷書爲宗，例如宋四家，均爲取法顏氏，並拋棄肅穆的書風，形成靈動活潑，姿態肆意的風格。而韓琦亦深受顏氏影響，唯一不同的是他並沒有摒棄顏氏書風。

韓琦在宋仁宗至和年間以武康軍節度使，求知相州。相州是韓琦的故里，於是作晝錦堂爲後圃。同時韓琦還做《晝錦堂》一詩來剖白自己要孜孜不倦地前進，要心存忠貞高聳的大節，要堅持不懈地做下去，並指出目光短淺，氣量狹窄的人，根本就不配文人士大夫的羨慕。十年後，治平二年韓琦請歐陽修撰寫《相州晝錦堂記》以記其事。歐陽修所撰寫的《晝錦堂記》主要是圍繞相州晝錦堂的堂名和《晝錦堂》詩詩意爲論點，來歌頌韓琦的功勳品德。歐陽修前後反覆構思、不斷修改，纔將文章送至韓琦品鑑。韓琦收到文章，非常欣賞，尤其是文章中的“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里”一句，直戳韓琦心志，於是韓琦命人將文章篆刻在晝錦堂上。不料沒過多久，歐陽修又差人送至重抄本，與先前有所不同的是，他將“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這句話改成“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韓琦再三斟酌過後發現，添上這兩“而”字，語句更通順流暢，抑揚頓挫，覆有深意。

而《信宿帖》是韓琦留下的兩本墨跡之一，另一帖名稱《旬日帖》，二帖連裝，總稱《行楷信札卷》，現藏於貴州省博物館。《信宿帖》內容如下：“琦再拜啓，信宿不奉儀色，共惟興寢百順。琦前者轍以晝錦堂記□易上幹，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爲示，雄辭浚發，譬夫□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御。從而視□徒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淺深哉。□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勝，遂傳□之大。恐爲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慚懼，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着，未易言悉。謹奉手啓敘謝。不宣。琦再拜啓□□□□臺坐。”

該帖中雖含有少數字型模樣受損嚴重，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知道它想要表達的是韓琦對歐陽修爲自己的宅院作文以記的謝啓。帖後有不少名家提跋，大部分都是對韓琦的品格、功績以及文學書藝的讚美之詞。

將此帖與同樣是顏氏風格的蔡襄《海隅帖》相比，《海隅帖》的整體風格更妍美一些，用筆上端重勁健，有股圓融的氣息，而《信宿帖》氣勢磅礴，多力豐勁，字字頓實雄厚，體態豐腴灑脫，給人一種強大的視覺衝擊，不僅如此，他還極善運用點畫的肥瘦與鈍銳作對比。例如橫向點畫輕盈，縱向左側點畫弱於右側，右側運筆時按筆較重，像豎、點、撇、捺等都略顯較粗，但在出鋒處又露出鋒芒，以防點畫平庸呆滯。該帖在章法上，布白均勻，但若是仔細勘察，會發現上半部分較爲寬鬆，下半部分較爲緊密。構成這種章法的大致原因有兩個，一個是韓琦本人的書寫習慣造成，另一個則是點畫多的字形都恰巧湊合在一起。文彥博亦曾給予過他較高的評價：“晉公名畫魯公書，高出張吳與柳虞。幸得魏公揮翰墨，緣公楷法亦顏徒。”

通過對不同書風的對比，會發現他在字形取法上不僅保留有顏氏書風，在這一筆一畫中還兼糅着柳氏楷書書風的筆味，並不完全陷於顏體之中，如帖中的“謂”、“記”、“謹”等字，言字旁的第一橫方頭起筆且有意加長，“測”、“爲”等字的豎勾均含有柳氏特點，所以他取法於顏、柳兩者之間，唯一遺憾的是他的書風個人特點並不鮮明。不過所謂“字如其人”，能有這樣的字無不充分體現了韓琦的品格豁達，忠貞志義。韓琦曾對自己的書畫這樣評價道：“韓畫顏書世絕珠，鈴齋時足奉驩虞。跋題應命誠羞澀，不是跳龍臥虎徒。”

縱觀韓琦墨跡雖沒有強烈的藝術個性，但若是從歷史價值上來講它是一件經歷過三朝歷史人物的手書墨跡，可以看到當時人物的取法對象和書寫情況，所以他的書法造詣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