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万历朝鲜之役中李如松是大显神威，让入侵的倭寇胆战心惊，但是为何在碧蹄馆却遭遇了一次不应该出现的伏击失利呢？其实总结起来最关键的一条原因并不是倭寇多么神机妙算，而是明朝内部——将帅失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当时作为元帅的宋应昌和直接统帅李如松的内斗。在平壤战后，李如松将先登首功给了北军将领张世爵，而且平壤一战首级又多被北军骑兵获取；南军将领骆尚志、吴惟忠均奋勇作战，身受重伤，反而功居其次，李如松攻城时大喊“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战后也没有兑现。

南军上下因此而愤愤不平，宋应昌和兵部主事袁黄在这时据流言诬陷李如松平壤一战杀朝鲜人“冒功”，引来朝廷派遣的布政韩就善、巡抚周维翰的调查，李如松则引朝鲜国王状启辩白，洗脱了罪名，以上种种，都是入朝明军文武不和斗争的事件。然而，从朝鲜的史料中可以知道，虽然李如松对于宋应昌和前线文官多有很深的成见，对于摩下的南军将士，他已尽量做到了公允。朝鲜方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可为例证。

提督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围城之日，俺在后军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金事。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佥事又何在焉？……提督闻其言，即出银给南兵云。

李如松在军事会议上遭到属下公然对抗，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在讲究尊卑上下的军队中这是“蔑视上官”，李如松个性鲜明，若非对南军将士有恻隐之心，绝不会容忍王必迪。李如松的“骄横”虽有夸大的嫌疑，但是两相对照，李如松在朝鲜对所领的南军可谓是宽宏大量。李如松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明军团结一心的局面，以有利于战争的胜利，反而是宋应昌以经略帅臣的身份，对于军中的南北不和，不但没有尽到弥合的责任，反而故意激化矛盾，削弱李如松在军中的权威。

朝鲜知中枢府事李德馨与国王的李盼奏对中说道：“军中之事，则南兵每密通于宋侍郎，故提督言于译官曰：宋爷受朝廷命，不即渡江策应，而朝廷所送战马一千匹夺而留之，军功奏本，亦为奎遏，可为痛愤云”，。朝鲜方面对宋应昌与李如松争功也很是不平。接伴使李德馨回报宣祖王平壤战功争夺事，国王评价道：“宋侍郎所为，甚不好也。足不践朝鲜地方，而欲参平壤之功。受天下重寄，处事如此，未知其可也。”

《两朝平壤录》、《经略复国要编》中记载平壤大捷功宋应昌归于自己，而碧蹄馆之败，则尽是李如松“轻敌冒进”之罪。诚如李如松所抱怨的：“有功则归己，有罪则归我”。正是宋应昌将他和李如松的矛盾扩大到明朝军队内“南北之争”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一军统帅李如松对军队的指挥出现问题。碧蹄馆之战，李如松率亲信家丁和李如柏、李如梅、李宁等精骑三千突进王京，而留大军在后，实际上是一种军事冒险，在得不到南军步兵的支持下，李如松寄希望于日军在汉城兵力空虚或者如开城一样的望风溃散，奈何朝鲜提供的假情报使得这一期望落空。

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在宋应昌的干涉下，李如松权威受损，对于南军王碧迪、骆尚志等调动不灵，可以说，李如松的军事冒险和碧蹄馆的失利，是所有矛盾的总爆发。

因此大军的将帅不和以致战事失利，李如松确实有过错，但是不能全部归罪于李如松，宋应昌作为以文驭武的帅臣，负有更大的责任。然而朝中文臣势力强大，碧蹄馆的失利很快演变成了针对李如松的“政治讨伐”。李如松自知一战失利，功过难料，“提督见家书，多有不喜之色云。谓曰：吾之事为功为罪，未可知也。因此，与其说李如松是因为碧蹄馆战役被日本人击败而意气消沉，进而撤退，不如说，李如松是屈服于宋应昌为首的强大的文官系统。武将因为惧惮文臣的弹勃，战场上不再有临机决断的胆魄和能力，久而久之，成为定制，这是明朝后期军队战斗力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值得深思。

参考资料

【1】陈尚胜：《壬辰御楼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