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萬曆朝鮮之役中李如松是大顯神威，讓入侵的倭寇膽戰心驚，但是爲何在碧蹄館卻遭遇了一次不應該出現的伏擊失利呢？其實總結起來最關鍵的一條原因並不是倭寇多麼神機妙算，而是明朝內部——將帥失和這個問題的核心就在當時作爲元帥的宋應昌和直接統帥李如松的內鬥。在平壤戰後，李如松將先登首功給了北軍將領張世爵，而且平壤一戰首級又多被北軍騎兵獲取；南軍將領駱尚志、吳惟忠均奮勇作戰，身受重傷，反而功居其次，李如松攻城時大喊“先登城者，賞銀五千兩”，戰後也沒有兌現。

南軍上下因此而憤憤不平，宋應昌和兵部主事袁黃在這時據流言誣陷李如松平壤一戰殺朝鮮人“冒功”，引來朝廷派遣的佈政韓就善、巡撫周維翰的調查，李如松則引朝鮮國王狀啓辯白，洗脫了罪名，以上種種，都是入朝明軍文武不和鬥爭的事件。然而，從朝鮮的史料中可以知道，雖然李如松對於宋應昌和前線文官多有很深的成見，對於摩下的南軍將士，他已儘量做到了公允。朝鮮方面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可爲例證。

提督至開城，諸將遊擊以下皆跪而聽令，王必迪獨立而言曰：……圍城之日，俺在後軍聞之，老爺(馳馬)城外督戰曰：先上城者與銀三百兩，或授以都指揮金事。今者先登者衆，而三百兩銀何在？指揮僉事又何在焉？……提督聞其言，即出銀給南兵雲。

李如松在軍事會議上遭到屬下公然對抗，無論有什麼樣的理由，在講究尊卑上下的軍隊中這是“蔑視上官”，李如松個性鮮明，若非對南軍將士有惻隱之心，絕不會容忍王必迪。李如松的“驕橫”雖有誇大的嫌疑，但是兩相對照，李如松在朝鮮對所領的南軍可謂是寬宏大量。李如松的根本目的還是爲了維護明軍團結一心的局面，以有利於戰爭的勝利，反而是宋應昌以經略帥臣的身份，對於軍中的南北不和，不但沒有盡到彌合的責任，反而故意激化矛盾，削弱李如松在軍中的權威。

朝鮮知中樞府事李德馨與國王的李盼奏對中說道：“軍中之事，則南兵每密通於宋侍郎，故提督言於譯官曰：宋爺受朝廷命，不即渡江策應，而朝廷所送戰馬一千匹奪而留之，軍功奏本，亦爲奎遏，可爲痛憤雲”，。朝鮮方面對宋應昌與李如松爭功也很是不平。接伴使李德馨回報宣祖王平壤戰功爭奪事，國王評價道：“宋侍郎所爲，甚不好也。足不踐朝鮮地方，而欲參平壤之功。受天下重寄，處事如此，未知其可也。”

《兩朝平壤錄》、《經略復國要編》中記載平壤大捷功宋應昌歸於自己，而碧蹄館之敗，則盡是李如松“輕敵冒進”之罪。誠如李如松所抱怨的：“有功則歸己，有罪則歸我”。正是宋應昌將他和李如松的矛盾擴大到明朝軍隊內“南北之爭”所帶來的影響，使得一軍統帥李如松對軍隊的指揮出現問題。碧蹄館之戰，李如松率親信家丁和李如柏、李如梅、李寧等精騎三千突進王京，而留大軍在後，實際上是一種軍事冒險，在得不到南軍步兵的支持下，李如松寄希望於日軍在漢城兵力空虛或者如開城一樣的望風潰散，奈何朝鮮提供的假情報使得這一期望落空。

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在宋應昌的干涉下，李如松權威受損，對於南軍王碧迪、駱尚志等調動不靈，可以說，李如松的軍事冒險和碧蹄館的失利，是所有矛盾的總爆發。

因此大軍的將帥不和以致戰事失利，李如松確實有過錯，但是不能全部歸罪於李如松，宋應昌作爲以文馭武的帥臣，負有更大的責任。然而朝中文臣勢力強大，碧蹄館的失利很快演變成了針對李如松的“政治討伐”。李如松自知一戰失利，功過難料，“提督見家書，多有不喜之色雲。謂曰：吾之事爲功爲罪，未可知也。因此，與其說李如松是因爲碧蹄館戰役被日本人擊敗而意氣消沉，進而撤退，不如說，李如松是屈服於宋應昌爲首的強大的文官系統。武將因爲懼憚文臣的彈勃，戰場上不再有臨機決斷的膽魄和能力，久而久之，成爲定製，這是明朝後期軍隊戰鬥力低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值得深思。

參考資料

【1】陳尚勝：《壬辰御樓戰爭初期糧草問題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