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湘南起義後，朱老總帶着隊伍來到井岡山與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幾支隊伍加起來共有一萬餘人，這是我黨直接領導的規模最大、兵員最多、戰鬥力最強的革命武裝隊伍，依仗這支隊伍最終創建地跨兩省的中央蘇區，兵力也一度發展到十餘萬人，可惜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最終進行戰略轉移，而造成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

最終在遵義會議中，博古和李德失去軍事指揮權，此後中央紅軍在主席帶領下，最終贏得長征的勝利，抗戰時期，博古爲我黨的宣傳和新聞事業做出巨大貢獻，可惜在1946年4月8日遭遇空難犧牲，而李德在1939年返回蘇聯，那麼國產國際如何處理他的呢？

李德如何成爲軍事顧問的？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1900年生於德國慕尼黑，青年時期在德國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遭到當地政府逮捕入獄，後在戰友幫助下，越獄後跑到蘇聯，後來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畢業後被分配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在這裏與王明、博古等人相識。

1931年，蘇聯在上海的情報小組負責人魯格夫婦被捕，經過磋商需要四萬美金贖出，當時共產國際將這筆鉅款讓李德攜帶送到中國，魯格夫婦被釋放後，完成任務的李德在上海遇到舊相識博古，此時上海總部正打算遷往瑞金，博古希望他留下來幫助自己，在博古的申請下，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中央蘇區。

紅軍的巨大損失

有了軍事顧問的身份，李德來到中央蘇區等到非常高的待遇，組織上不僅給他配備了翻譯和警衛員，還有專門的炊事員，將緊缺的雞魚肉蛋等營養品優先供給他，但他卻沒有給蘇區來到新的希望。

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前，李德當過蘇聯紅軍騎兵師師參謀長，有一定的實戰經驗，但他並不瞭解中國國情，所以他看不到蘇區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優勢，而是主張打正規戰、堡壘戰和攻堅戰，總結下來就是“三板斧”：要麼“全線出擊”、要麼“短促突擊”、頂不住就“分兵把手、處處設防”。

最終他這種不切實際，教科書式的指戰方式，讓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受損嚴重，經過一年的苦戰，沒有粉碎“圍剿”，反而讓蘇區局勢愈加危急，最終只能進行戰略轉移。

長征初期，李德與博古採取的大搬家式轉移，讓中央紅軍成爲各機關的掩護隊，影響了機動能力，削弱了戰鬥力，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紅軍主力已由8.6萬人銳減到不足三萬人，最終在遵義會議上解除兩人的軍事指揮權，後來李德跟隨紅軍完成長征，成爲唯一走完長征的西方人。

回國後的李德

來到延安，李德在抗日大學擔任教員，當過騎兵師參謀長的他，還指導過騎兵團的訓練工作，1939年6月，接到回國述職命令的李德，乘坐飛機回到莫斯科，不久他開始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審查，此外執委會也向在莫斯科工作的我黨成員瞭解李德在中國的情況。

最終執委會給出最終的處理結果：有錯誤，免予處分。並給出解釋，李德的身份是軍事顧問，無權對中央紅軍的軍事事務做出決定，所以他提出的意見，中央紅軍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李德的錯誤在於不瞭解中國國情，所以最終免於他的處分。

不過此後國產國際也不再重用他，李德先是在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後來回到東德從事翻譯工作，還當過東德的文聯主席，最終在1974年8月15日病逝於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