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景舒

编辑 | 林伟萍

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去杠杆以及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升级，再叠加新冠病毒，中国的股市一直匍匐不前，恒生指数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政治因素而有所下滑。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会激化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更让资本市场对试水中国有些顾虑。但如果一个投资者耐心读完李录的新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或许便会对投资中国的远景乐观许多。投资一个国家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命运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分析及预判一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非常重要。李录用他的思维框架，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发展推测的“长逻辑”和“短逻辑”。

中国经济发展的“长逻辑”：

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是文明3.0的本质

李录提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每周都会与芒格至少共进一次晚餐。因此他的思想体系，深深打入了芒格的烙印。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芒格一直是李嘉图的信徒，而李录的文明3.0铁律就是基于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的：

“一个自由竞争市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机制，现代科技的介入使得这一过程异常迅猛。这样在互相竞争的不同市场之间，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人，企业，社会，国家，离开这个最大的市场之后就会不断落后，并被迫最终加入。一个国家增加实力最好的办法是放弃自己的关税壁垒，加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国际自由市场体系里去；反之，闭关锁国就会导致相对落后。这就是文明3.0的铁律”。

要理解李录后面的一切推断，首先要接受其这一铁律的假设。是基于这样一条铁律，李录才得以非常自信地判断，中国不会重蹈覆辙，闭关锁国。由于贸易市场存在很强的马太效应，假若中国离开二战后美国构建起来的全球最大的贸易体系，则中国将迅速落后，这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自强梦不符甚至是相悖的，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苦难挫折给我们前行的道路做了充分的旁批—即便闭门造车，别人的舰船利炮也会敲开你紧闭的国门。所以说，“中国想要发展，绝对离不开美国秩序下的全球国际市场”。

从美国这边来说，李录认为其秩序下的国际市场仍然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为WTO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提供了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举例而言，德国和日本二战后从美国的敌人发展到今天分别占有世界GDP的5%和6%左右，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的GDP占比从1.75%上升到了今天的15%。美国秩序下的国际市场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美国也很少对WTO内的国家作过多的政治干预。因此，中国应该尽量改变（如国企改革，从“管资产”转化到“管资本”上），开放，去适应这个秩序，而非与之对抗，踏入“修昔底德陷阱”。

李录并不认为中国特殊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会对其融入美国秩序下的国际贸易体系造成困扰。这是因为在李录的思想体系中，文明3.0的主道与政治、文化关系不大，而和自由市场经济及现代科技关系极大。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是文明3.0的本质，抓住这个本质，就不会被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噪音干扰了投资的思路。

这并不是说李录就不重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对科举制称赞有加，并认为这种制度是东方在500-1700年领先西方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的文化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重新得到认可和追溯，墨家的兼爱，儒家的礼义，和道家的无为都有其现代意义。很有意思的是，李录认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颇有道家色彩，且这种执政理念正是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赶超阶段，政府由于有不少别国发展的案例可以借鉴，因此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当进入了领先阶段时，就更需要放手，让个人主义和企业家创新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按照这个逻辑，道家还大有可为。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百年前胡适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道家的批判：“庄子的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异同；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异同。”也就是说，道家的学说中“无为”、“不争”的某些部分，可能恰好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不仅道家，其他学说由于产生于其特定的历史阶段，直接复兴起来必有弊端。李录对这种批判似有准备，因说道，“中国文化复兴与演进，就是在科技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传统文化‘整理国故’并演进，发展”。

其所谓理性思维，科学方法之根源，来自于卡尔·波普尔。这位哲学家尽管在哲学领域不受待见，在金融领域却是李录和乔治索罗斯一行人敬仰的对象。波普尔推崇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来区分“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坚持一切论断皆需可证其真伪。李录全书的逻辑演绎，大略亦循其旨。

中国经济发展的“短逻辑”：

消费正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

尽管李录在本书前半部分谦逊地指出，文明3.0的逻辑推演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偏离该预判轨道。由于历史以“代”计数，人以“年”计数，因此这种偏离对个体来说可能非常漫长，但李录显然在长逻辑之外，还对短逻辑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成果，直接决定了他的资本配置方式。

该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他2019年1月24日在国际投资人会议上的主旨演讲。他认为尽管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不同，需要同时处理高速增长和从严治党治国两者之间时常出现的矛盾，但中国政府非常务实，能在必要的时候调整轻重缓急，譬如2018年间在证券市场暴跌中对私营企业金融股权的处理等。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尽管更加严格，但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亦即在未来几十年里为中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动摇。贸易摩擦尽管对净出口造成了影响，但净出口在经济体中的GDP占比从十多年前的8%下降到了2%，而城镇化的稳步进行让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路从40%上升到了72%，接替净出口，支撑起了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

中国发展另一个颇为外国做空者诟病的地方是“高债务水平”。然而，李录认为，不能脱离储蓄率单独去看债务水平。中国的储蓄率仍高达45%，是支撑进一步消费和投资的资源。中国社会融资主要来自银行债务，比例有时可以高达80-90%。无论债务还是股票，它们都来源于本国储蓄，亦即中国债务的承担主体是中国人自己，并以本币发行，因此尽管债务占比较高，由此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很小。最后，其他儒家文化为背景的国家和地区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他们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持续在科研上高投入，高等教育劳动人口数量远高于美国等因素，让李录坚信中国能持续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并会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我想，这些坚实的逻辑支柱，也是芒格为什么说他投资在李录基金用以获得中国的风险暴露的钱永远不会撤走的原因之一吧。

我觉得李录本书最大的贡献，是用其宏大的史观，惊人的知识储备，和令人叹服的洞察力，带领读者领略了十五万年，三大文明变迁的全过程。这在国内投资领域甚至政治经济领域都是很少见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对中国的长短经济发展逻辑的梳理和探讨，也给中国的价值投资者们打了一剂强心针—价值投资在中国完全可行，中国大概率会进入文明3.0，且中国的投资回报亦将因此足以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一较高下，而耐心的价值投资者们，将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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