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景舒

編輯 | 林偉萍

在過去幾年中，由於去槓桿以及與美國貿易摩擦的升級，再疊加新冠病毒，中國的股市一直匍匐不前，恒生指數更是因爲一些其他的政治因素而有所下滑。新冠病毒造成的經濟衝擊可能會激化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矛盾，更讓資本市場對試水中國有些顧慮。但如果一個投資者耐心讀完李錄的新書《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或許便會對投資中國的遠景樂觀許多。投資一個國家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命運與該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息息相關。因此分析及預判一個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狀況非常重要。李錄用他的思維框架，給我們提供了中國發展推測的“長邏輯”和“短邏輯”。

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邏輯”：

自由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是文明3.0的本質

李錄提到，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他每週都會與芒格至少共進一次晚餐。因此他的思想體系，深深打入了芒格的烙印。這一點我們從他的分析中不難看出。芒格一直是李嘉圖的信徒，而李錄的文明3.0鐵律就是基於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的理論的：

“一個自由競爭市場就是一個不斷自我進化，自我進步，自我完善的機制，現代科技的介入使得這一過程異常迅猛。這樣在互相競爭的不同市場之間，最大的市場最終會成爲唯一的市場，任何人，企業，社會，國家，離開這個最大的市場之後就會不斷落後，並被迫最終加入。一個國家增加實力最好的辦法是放棄自己的關稅壁壘，加入到這個全球最大的國際自由市場體系裏去；反之，閉關鎖國就會導致相對落後。這就是文明3.0的鐵律”。

要理解李錄後面的一切推斷，首先要接受其這一鐵律的假設。是基於這樣一條鐵律，李錄才得以非常自信地判斷，中國不會重蹈覆轍，閉關鎖國。由於貿易市場存在很強的馬太效應，假若中國離開二戰後美國構建起來的全球最大的貿易體系，則中國將迅速落後，這與中國人千百年來的自強夢不符甚至是相悖的，而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苦難挫折給我們前行的道路做了充分的旁批—即便閉門造車，別人的艦船利炮也會敲開你緊閉的國門。所以說，“中國想要發展，絕對離不開美國秩序下的全球國際市場”。

從美國這邊來說，李錄認爲其秩序下的國際市場仍然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爲WTO的每一個成員國都提供了平等競爭和發展的機會。舉例而言，德國和日本二戰後從美國的敵人發展到今天分別佔有世界GDP的5%和6%左右，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球的GDP佔比從1.75%上升到了今天的15%。美國秩序下的國際市場是一個相對公平的市場，美國也很少對WTO內的國家作過多的政治干預。因此，中國應該儘量改變（如國企改革，從“管資產”轉化到“管資本”上），開放，去適應這個秩序，而非與之對抗，踏入“修昔底德陷阱”。

李錄並不認爲中國特殊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會對其融入美國秩序下的國際貿易體系造成困擾。這是因爲在李錄的思想體系中，文明3.0的主道與政治、文化關係不大，而和自由市場經濟及現代科技關係極大。換句話說，自由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是文明3.0的本質，抓住這個本質，就不會被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噪音干擾了投資的思路。

這並不是說李錄就不重視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他對科舉制稱讚有加，並認爲這種制度是東方在500-1700年領先西方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國的文化會隨着教育程度的提升重新得到認可和追溯，墨家的兼愛，儒家的禮義，和道家的無爲都有其現代意義。很有意思的是，李錄認爲“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觀點頗有道家色彩，且這種執政理念正是推動中國高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在趕超階段，政府由於有不少別國發展的案例可以借鑑，因此可以通過看得見的手進行調控；當進入了領先階段時，就更需要放手，讓個人主義和企業家創新來推動經濟的發展–按照這個邏輯，道家還大有可爲。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百年前胡適之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道家的批判：“莊子的學說，初聽了似乎極有道理。卻不知世界上學識的進步只是爭這半寸的異同；世界上社會的維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爭這半寸的異同。”也就是說，道家的學說中“無爲”、“不爭”的某些部分，可能恰好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不僅道家，其他學說由於產生於其特定的歷史階段，直接復興起來必有弊端。李錄對這種批判似有準備，因說道，“中國文化復興與演進，就是在科技文明的大背景下，通過理性思維，科學方法，對傳統文化‘整理國故’並演進，發展”。

其所謂理性思維，科學方法之根源，來自於卡爾·波普爾。這位哲學家儘管在哲學領域不受待見，在金融領域卻是李錄和喬治索羅斯一行人敬仰的對象。波普爾推崇從實驗中證僞的評判標準來區分“科學的”與“非科學的”，堅持一切論斷皆需可證其真僞。李錄全書的邏輯演繹，大略亦循其旨。

中國經濟發展的“短邏輯”：

消費正成爲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作用

儘管李錄在本書前半部分謙遜地指出，文明3.0的邏輯推演並不意味着中國在短期內不可能偏離該預判軌道。由於歷史以“代”計數，人以“年”計數，因此這種偏離對個體來說可能非常漫長，但李錄顯然在長邏輯之外，還對短邏輯進行了深刻的思考。這些思考成果，直接決定了他的資本配置方式。

該部分內容主要體現在他2019年1月24日在國際投資人會議上的主旨演講。他認爲儘管中國政府與西方政府不同，需要同時處理高速增長和從嚴治黨治國兩者之間時常出現的矛盾，但中國政府非常務實，能在必要的時候調整輕重緩急，譬如2018年間在證券市場暴跌中對私營企業金融股權的處理等。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管控儘管更加嚴格，但社會治理的根本目標，亦即在未來幾十年裏爲中國創造一個可持續的中高速經濟增長，沒有動搖。貿易摩擦儘管對淨出口造成了影響，但淨出口在經濟體中的GDP佔比從十多年前的8%下降到了2%，而城鎮化的穩步進行讓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一路從40%上升到了72%，接替淨出口，支撐起了經濟增長的主要作用。

中國發展另一個頗爲外國做空者詬病的地方是“高債務水平”。然而，李錄認爲，不能脫離儲蓄率單獨去看債務水平。中國的儲蓄率仍高達45%，是支撐進一步消費和投資的資源。中國社會融資主要來自銀行債務，比例有時可以高達80-90%。無論債務還是股票，它們都來源於本國儲蓄，亦即中國債務的承擔主體是中國人自己，並以本幣發行，因此儘管債務佔比較高，由此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依然很小。最後，其他儒家文化爲背景的國家和地區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國臺灣、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他們的發展模式，以及中國持續在科研上高投入，高等教育勞動人口數量遠高於美國等因素，讓李錄堅信中國能持續很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並會最終成爲高收入國家。我想，這些堅實的邏輯支柱，也是芒格爲什麼說他投資在李錄基金用以獲得中國的風險暴露的錢永遠不會撤走的原因之一吧。

我覺得李錄本書最大的貢獻，是用其宏大的史觀，驚人的知識儲備，和令人歎服的洞察力，帶領讀者領略了十五萬年，三大文明變遷的全過程。這在國內投資領域甚至政治經濟領域都是很少見的，也是彌足珍貴的。對中國的長短經濟發展邏輯的梳理和探討，也給中國的價值投資者們打了一劑強心針—價值投資在中國完全可行，中國大概率會進入文明3.0，且中國的投資回報亦將因此足以與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投資回報一較高下，而耐心的價值投資者們，將在中國蓬勃發展的過程中，收穫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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