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政府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排斥引进西方先进火器技术,许多士大夫并非因循守旧,不懂革新,他们大都期望朝廷能够通过仿制西洋大炮,重见昔日的军事辉煌。为学习西洋大炮技术,朝廷任命张焘、孙学诗为钦差赴澳聘请葡籍炮师与购买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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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军事角度而言,晚明的“洋务运动”无疑是成功的, 至少为明军的肌体里注入了一分胜利和自信的底气,延续了明政府的存在。但这场改革处在一种政局飘摇、国防危急、财政不足、人心思乱的情形中,从一开始,也就注定了它最后的悲剧结局。
电影《绣春刀 Ⅱ修罗战场》某桥段中,一阵刀光剑影,有人拼尽全力扔出手雷,杀伤一大片。电影固然夸大了明代手雷的威力,但火枪、手雷这样的热兵器在明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在明朝后期,朝廷曾发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史学大家陈寅恪对赵俞之所言“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表示高度的赞同,“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
明朝后期,各种新思潮蓬勃兴起,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日益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社会特征。此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新现象,如士风开放、文人结社、追求新奇等等,“嚣”、“竞”、“燥”成为这一时期士人风气主要特点。朝野上下,对于西方的基督教义和科学知识表现出莫大的兴趣。
明朝政府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排斥引进西方先进火器技术,许多士大夫并非因循守旧,不懂革新,他们大都期望朝廷能够通过仿制西洋大炮,重见昔日的军事辉煌。其中有很多人还积极学习西洋科技、仿制和改进西洋火器。从九五之尊,到文武百官,他们在引进西洋火器上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迫于最现实的军事压力,明朝各边镇守军更是积极请求朝廷拨付西洋火炮、炮车及炮手以备边防。正德十六年(1521),东莞白沙巡检何儒秘密派人到葡萄牙人船上,请在西洋多年,懂得造炮技术的中国人戴明、杨三等上岸,仿造佛郎机铳。第二年,明军在新会县西草湾与葡萄牙别都卢率领的军队交战,又缴获一批佛郎机铜炮。嘉靖九年(1530),兵部尚书汪鋐奏请从广东调匠人铸造佛郎机炮,以防守沿边重镇之用,均获得朝廷准许。
△ 佛朗机炮
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年) 萨尔浒之战是一个转折点,明军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大败于后金,从此失去在东北的优势,与后金的对峙由攻转守。明朝政府急需提高战斗力,正在此时,徐光启等人从澳门引进先进的西洋火器,奏称造炮建台等抵抗八旗军事进攻之策:“西洋神器 , 既见其益 , 宜尽其用 。臣窃见东事以来 , 可以克敌制胜者 , 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
负责管理练兵事务的徐光启通过教会的李之藻和杨廷筠,私派张焘,孙学诗二人赴澳门购置西洋火器。在广东按察司的协助下顺利抵澳,并捐资购得四门大炮,寄送徐光启,以便转献给皇帝,以为军援。不仅如此,他们二人“复以自费聘请炮手四人,盖欲以此表示效忠于君也。” 由于此行非官方行为,随炮而行的葡国炮手技师等人,不得不中途返澳,后张焘等人自费将火炮运抵江西上饶,首次购炮半途而废。
天启元年(1621),明军在辽东战场失利,关外重镇辽阳、沈阳相继被后金攻陷,朝野震惊。无奈之下,朝廷启用精通西洋火器的徐光启和李之藻负责铸造大炮。李之藻与兵部尚书崔景荣先后上疏,请将滞留江西的四门大炮运抵北京。为学习西洋大炮技术,朝廷任命张焘、孙学诗为钦差赴澳聘请葡籍炮师与购买火炮。后在两广总督胡应台的协助下,两位钦差携二十四尊西洋火炮,葡籍士兵百人一同启程回京。
朝廷对西洋的火炮技术十分重视,葡籍炮师抵京后,皇帝即命令兵部安排人员训练炮手。兵部尚书董汉儒特别提到保密事项:“教演之所,行巡视御史,委兵马司官时时巡绰,毋令外人闯入窥伺漏泄”,得到皇帝的肯定。
在之后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统帅的明军,借助西式炮台、西洋大炮,以及受过葡籍技师训练的炮手,以不满二万人兵力,重创后金五六万人的进攻。此战是后金发动战争以来遭到的首次重大挫折,努尔哈赤本人对此挫折郁忿成疾,不久便含恨死去。西洋大炮,即红夷大炮从此声名鹊起,激起了明朝政府购买和仿制的热情。
天启皇帝连发谕旨,要求如法炮制西洋炮,以资防御。 随后在天启七年(1627)五月的“宁锦大捷”中,袁崇焕又凭借西洋大炮大败皇太极。明军反攻滦州城,以红夷大炮连攻击三日,轰破城垛口而登城,杀后金军四百余人,奉命留守的二贝勒阿敏仓皇而逃。至此,西洋大炮已成为明军的重要战术依赖。
崇祯皇帝即位后,采纳徐光启制造火炮的建议,有意购募西洋大炮,两广大吏李逢节、王尊德等奉命转托澳门葡萄牙商人采购火炮。葡人随即捐献大炮十门,步枪数支,以公沙的西劳为领队,耶稣会士陆若汗为翻译,带领数名炮手,于崇祯二年(1629)北上。然而,当该炮队抵达涿州时,后金军队正在大举包围北京,火炮一时难以运进京城。情急之下,炮队“将铳分部城上,昼夜防御”,参与抵御后金军的进犯,并在战斗中发挥重要威慑作用。后金久攻不下,只得移师东进 , 撤回关外。 后金撤兵后,炮队将六门大炮运入北京,四门仍留守涿州城,翻译陆若汗又向朝廷进呈了两具大炮车架式样。崇祯帝对葡籍炮师和火器的到来十分满意,命令京营总督李守錡等“设大炮于都城冲要之所,精选将士习西洋放法”,并赐炮名:“神威大将军”。
不久,徐光启上《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请求朝廷多造火炮,以训练士兵。崇祯帝下旨,葡籍炮师留京教演等事。“仍择京营将官军士应用,不得迂缓。”徐光启得令后,组织葡籍炮手在宣武门外将军校场训练100名军士,“月余,悉皆谙晓。”训练收到不错的效果。
由于先前西洋火炮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引起了更多前线将领的注意,他们纷纷请调西洋火炮和葡籍炮师,使得朝廷难以一一应对。陆若汗、姜云龙等请求将公沙的西劳及炮师留下继续训练士兵,制造大炮,自己则带人再赴澳门购炮募兵,得到朝廷的允可。
除了仿制实物火炮,明朝的军事专家还写了相关的专著,如王尊德《大铳事宜》,张焘、孙学诗《西洋火攻图说》,广东总兵何汝宝《西洋火攻神器说》等。 此外,辽海监军王征还制造有“西洋神器测量定表”和“活台架炮”等仪器。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晚明西洋火炮技术的传播与示范作用。
崇祯三年 (1630) 时,徐光启曾奉命组建一支用西洋火器装备为主的火器营 , 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徐光启对他的学生,同为天主教徒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寄予厚望 , 不遗余力地支持其学习西洋火器技术。火器营里,除了徐光启和自己的爱徒,还云集了精通炮术的监军王征 ,登莱副总兵张焘、在京教演火器的葡人公沙的西劳、葡人陆若汉等。
火器营的家当日益丰厚,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的炮队不仅装备了直接从澳门引进的西洋大炮 , 而且当时还雇有公沙的西劳等几十名葡萄牙炮手和制炮技师 , 直接传授西式大炮的操纵点放之法,堪称“大明葡械师”。
△ 宁远大捷中的火炮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秋,后金又以仿制西洋大炮作为火力支援,大举围攻大凌河,将祖大寿部团团围住、动弹不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游击孔有德部率军增援,然而增援部队到吴桥时,由于给养不足,孔有德率部突然哗变。他们的背叛,不但给明军在登莱方向造成莫大的损失,而且使关外明军处境更加恶化,祖大寿部明军败走锦州。此次战役,后金军缴获明军大小火炮3500余门,大大增强了后金军的武器装备。
更为糟糕的是,孔有德率叛军于崇祯五年( 1632 年) 正月反戈一击,攻陷登州城,俘获孙元化、张焘、王徵等,先进的西方火器尽为叛军所得。在登州的葡军统领及教官也有12人阵亡,15 人重伤,损失殆尽。被叛军放回的孙元化、张焘遭弃市,王徵则被发配戍边,支持学习西洋火器技术的兵部尚书熊明遇、内阁首辅周延儒也因此遭到弹劾而去职。明廷引进西炮西兵西学的成果完全丧失。
翌年 , 明朝将领尚可喜也携带包括4门红夷大炮在内的大量火器投降后金。由于孔、耿及尚叛军的到来 , 许多直接购自澳门葡萄牙的优质火炮 ,自澳门聘请的葡籍技师,相关的铸炮和操炮技术悉数落入满人手里 。使得后金迅速跨越了引进红夷火器技术的初始阶段 , 短短数年之间 , 八旗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谈到晚明的历史,总让人感觉到一种吞没、虚空、无解之忧,犹如黑洞。明之灭亡,消失于自己内部的一种混沌、无形、吞噬一切的力量,一种物质塌陷。当黑暗积累的太久,也许就会生成自我毁灭的力量。
崇祯帝绝非真正的杰出人物,他的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力挽狂澜,他本人性格方面的诸多瑕疵,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抵消他的所有努力。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缺陷。
除了皇帝的局限性,此时的官僚集团也在党争的后遗症中缠斗着,拉帮结派成为朝中的主旋律。官员们为了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然不放在国家大政的得失上,这使得整个国家徒陷内耗。
譬如第四次赴澳购炮募兵时,卢兆龙为何要诬告葡人及姜云龙?耶稣会曾德昭对此事看得明白:“在广州中国人之与葡人贸易及作经济人的中国商人,他们曾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毫无疑问,如葡萄牙人得到进入中国特许的便利,由葡萄牙人直接经营时,他们的利益将会丧失。
于是他们在葡人成行前,就呈文极力阻止。并揭露广东地方利益集团,通过贿赂朝臣以达到这一目的。” 国运多舛之际,人心彻底涣散,整个朝野上下完全返回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状态,这真是“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2、徐光启撰、今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 ,中华书局
3、孙文良、 李治亭:《 明清战争史略》,江苏教育出版社
4、万明:《 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黄一农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清华学报
6、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 《清史研究集》第 4 辑 , 四川人民出版社
7、徐宗泽:《明清间耶酥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8、李巨澜:《澳门与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之关系述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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