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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當時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書的清華大學文學教授聞一多，聽說了國民政府準備組建步行團，徒步從長沙走到昆明的消息的時候，立即報名參加。

許多人對於聞一多的決定大惑不解。因爲從長沙去往昆明的安排有幾種，體力較弱的老師，以及女生，安排汽車送去。聞一多的身體狀況不算好，並且文學院的教授，向來應該是孱弱的。

但聞一多的決定和他對戰爭的看法有很大的關係。他以爲，此前的學術生涯中，他總是在書齋裏的，並未見到真正的中國。只有通過這樣的徒步旅行，才能接觸到真實的中國。

後來被命名爲“湘黔滇旅行團”的這支隊伍，由30多名教師和284名學生組成，在2月19日從長沙出發，4月28日到達了昆明，正值清華校慶。過了幾天，1938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開課。

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聞一多。他從一個典型的文學教授，成爲了一個積極從事於現實政治的民主運動人士。但被改變了的不僅僅是聞一多而已。當時的學生也和後世的現實主義者一樣，篤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旅行團中的許多人，因爲這次的經歷，開始研究邊疆問題，宗教問題，農業問題，也有人因此成爲了革命鬥士。

01

284名學生，在戰亂的年代裏，經過了中國最爲貧窮與險惡的地區，多次遭遇土匪，進入人跡罕至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巒疊嶂的瘴氣之地，卻無一傷亡，完璧歸趙，堪稱奇蹟。

但更加堪稱奇蹟的，卻是西南聯大本身。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之後，不多時日本侵略軍即佔領了北平，旋即又佔領了天津。他們在天津轟炸的目標，第一是政府大樓，第二便是南開大學。校區成爲一片廢墟，而日本當局竟然在東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宣佈。

北京的學校儘管未曾如同南開那樣悲慘，但日本已經開始準備接收大學，組建親日的學校當局。留在北平，恐怕惟有效力日本人。

國民政府已然決定開設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但是沒有多久，形勢變化，日本軍隊開始攻擊長沙，於是便再次決定遷校昆明。

西南聯大是由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三所學校所組成的，學校存續至1946年5月4日最後一期畢業典禮，隨後北歸，一共歷時8年，與抗日戰爭同等時日。

世界上何曾有過一所大學，是在戰爭期間連續存在如此之久，並且不曾斷過一天課？在形勢最爲緊急的時間裏，甚至連雲南看起來都岌岌可危，還要繼續遷移。

這還倒也罷了，在西南聯大開學期間，日本戰機頻繁轟炸，曾經直接炸燬了校區中的幾棟建築。然而當時的學校三常委之一，原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說，馬上修，馬上上課。

昆明地勢平坦，無法開掘防空洞，所以防空警報來時，師生們便往附近的山坡疏散。但防空警報後來竟然被習以爲常了。學校建立了兩個特殊性的慣習：針對空襲的特別課程安排，以便每天正常上課；而教授們的家屢屢被炸燬，於是搬到附近農村中去。由於住處離學校較遠，周培源竟然買了一匹馬，每天騎馬去給學生上課。

這樣的經歷，說到底也不過是西南聯大輝煌的註腳而已。作爲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西南聯大的成就，放在任何歷史時刻，乃至整個世界範圍之中，都是震鑠古今的。

三校合併，常駐的教師多數時間接近300左右。非常時期，學校少有職員，而每天給本科學生教課的，都是如今拿出來令人瞠目結舌的，中國學術史上的奠基人、世界知名的學者、以及迄今都難以超越的學術泰斗。

且都不說梅貽琦、蔣夢麟和胡適這些校院領導了，任何一個院系，都有着一批無法超越的名字：中文系的朱自清、聞一多、陳夢家，外文系的葉公超、吳宓、錢鍾書；歷史系的陳寅恪、傅斯年、錢穆，哲學系的馮友蘭、金嶽霖、湯用彤，算（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物理系的吳大猷、葉啓孫、周培源，經濟系的陳岱孫、社會學系的潘光旦、費孝通……

許多教授，在歷史的風塵中已經淡漠無聞，但在學術界與當時，都是一時之翹楚，例如曾經擔任北大祕書長的鄭天挺，歷史學家雷海宗，數學系的楊武之，地質地理氣候系的趙九章。

在那時，素質教育已經是共識。楊振寧的一年級，給他上公共課的，英語是葉公超，中文是朱自清。

老師如此，學生呢？

西南聯大8年共畢業本科生及研究生一共近4000人，爲當時中國之最。在這其中，有兩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他們都是吳大猷的學生；獲得中國“兩院”院士的西南聯大校友，有174人；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8名，其中包括楊振寧的同學鄧稼先。

在1948年頒發的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中，有27人出自西南聯大。

更多的人，人們看見了他們的光芒，卻並沒有看見他們的西南聯大背燈：中國佛學研究的當代大師任繼愈，作家宗璞，院士及國家領導人徐匡迪，中國婦女運動領袖彭佩雲。

02

在2020年的兩會中，全國政協委員白庚勝提出的《合理構建西南聯大文化、IP和政企文旅融合項目提案》，恰恰在於要恢復西南聯大隨着歲月而逐漸暗淡了的榮光。而在白庚勝的提案中，卻不僅僅着眼與雲南一地，在我看來，確是高標之見。

當我們今日回顧西南聯大之時，如果僅僅看見聯大舊址上的一座校門，馮友蘭的一塊紀念碑，以及在聯大舊址上的幾間校舍，卻未免低看了聯大的歷史，及其在那個時代中風起雲湧、縱橫捭闔、熱血沸騰以及苦心孤詣的教育、學術、救國與思想的總體結構。

▲西南聯大舊址（圖/圖蟲創意）

1937年，當日本佔領北平與天津之時，清華、北大與南開三校的教師各自流落。有些滯留敵佔區，有些已經先期逃離，有些不知所措。許多教授已然做好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心理準備。當校園南遷之時，許多人經歷萬險，纔到達昆明。

就路線圖而言，聞一多與300師生的湘黔滇旅行團固然兇險，但其它師生的道路亦未必平坦。紀錄片《西南聯大》中，即列出了幾條並不通暢的道路：

陳寅恪先生從長沙出發，穿越湖南、廣西、廣東，從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港，坐車到河內，從河內坐火車到磐山，最後到達昆明；

許多從北方出發的學生，從北京逃離到天津，在天津坐船到香港，換成船隻再到海防，從河內坐火車沿滇越鐵路到昆明；

華羅庚和趙九章從英國倫敦出發，坐船繞過歐洲，進入地中海，穿過蘇伊士運河，橫跨印度洋，穿行馬六甲海峽，到達香港；然後又從香港出發，坐船到西貢，然後在陸路一路向北到達河內，再坐火車到昆明。

這是何等兇險的旅途？

西南聯大的校區也不僅僅是如今雲南師範大學所在的幾棟破舊的小樓而已，且不說天津的南開大學和北京清華北大的舊址，如今長沙的中南大學，有着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的遺址；而在雲南，事實上也有着兩個校區，一個是西南聯大，還有一個在小城蒙自的西南聯大文學院。

1946年，當西南聯大離開雲南北歸時，他們留下了西南聯大師範學院，也就是今天的雲南師大。可是何止於此呢？梅貽琦指定鄭天挺成立了西南聯大附屬的中學和小學，而今安在哉？

而在重慶，張伯苓重新創辦了南開大學附屬中學，它也曾經在日軍的轟炸中幾度塌毀，難道不也正是西南聯大的遺產麼？

在昆明郊區的鄉村裏，在蒙自的南湖畔，散落了許多曾經風華正茂，而後來堪稱圭皋的中國學術界先賢的蹤跡，有聞一多與華羅庚共同的蝸居，有金嶽霖的書桌，有周培源的馬廄，有梅貽琦夫人做點心外出售賣的廚房，這點點滴滴，不正是構成了西南聯大的風骨與滄桑嗎？

在困頓的歲月中，聞一多靠幫人刻印貼補家用，學生則買一碗茶便支撐一天的自學，教授和學生們各自幫人做家教，家屬們則種菜養豬。昆明歲月，不是亞里士多德的希臘學園，而更多是人世艱難而勉力苦撐的艱辛責任。

誠然，歲月變遷，90多年的歷史已經過去了，如今我們要重新去尋找西南聯大，它的教授和學生的蹤跡的時候，怕早就已經湮滅，不再有跡可循了。然而，新技術卻再次創造了它的可能性。

早在幾年間，騰訊已經和雲南政府合作，創造性的推出了“一部手機遊雲南”的服務，利用網絡技術，解決誠信購物、無憂退貨問題，又加增了租車、景區導覽、找廁所、拍照識花等功能。我不禁在想，這些技術創造了何等重構西南聯大的契機啊。

在物理旅行上，從北京天津，到長沙，到湘黔滇旅行團的路線，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的懷古，在蒙自文學院的緬懷，在西南聯大舊址的致敬，這是容易形成的文化旅行；

而在技術上，若能將這個囊括了京津湘滇四地，包含了數千教授與學子的作品、思想、經歷與創造，濃縮在一個硬件之上，變成西南聯大的一個集成器，又該是多麼善莫大焉的一個行爲。

重塑西南聯大的動作早就已經開始。今年，雲南省委宣傳部、騰訊影業、潤禾傳媒、優酷聯手打造的電視劇《我們的西南聯大》，就是依託西南聯大打造的劇集。主創團隊研究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人物傳記、回憶文章，獲得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爲人物、故事、情節的設計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計劃今年將在央視播出。

以此劇作爲底本，雲南省與騰訊繼續設計開出“西南聯大紅色文化旅遊線路”。“西南聯大”作爲雲南最重要的超級文化IP，這樣的“影”、“遊”聯動項目旨在探索“影視塑造+文旅融合”的路徑，期望以數字技術爲介質，通過影視、文學、遊戲、動漫、音樂等數字流行文化，對雲南地方傳統文化進行IP內涵轉換和轉型升級，推動文旅產業跨越式發展。

向年輕一代人普及西南聯大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無論是面對民族危難時的切身體會，還是艱難佈道的教育責任，都難以用言行去教化。好在，騰訊的“新文創”，恰恰是最能夠把這一切轉化成現代語言的工具，網絡出版、影視化、漫畫、電子遊戲，這些人，這些事，這些故事，這些作品，浩如煙海的瑰寶啊，若能夠聚合成爲一個西南聯大“大IP”，這是一個何其巨大的產業？

03

中國人每每提及八年抗戰的時候，便容易悲情化。自然，一個國家遭受外來侵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天然便有悲情的因素在。

以西南聯大而言，必然有強大的悲劇因素。被侵奪和轟炸的校園，流離逃亡的教授，千里奔波的學生，躲避炸彈的教學，清苦無依的學習，物價飛漲無以稻梁的日子，哪一樁哪一件不能是滿滿的眼淚。

但若是如此的話，便實在貶低了西南聯大的精神。

西南聯大建立之初，國民政府便委託成立校常委會，由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三人組成。三人之間頗有淵源。張伯苓是梅貽琦的老師，而梅貽琦是蔣夢麟的同學。在機構設置上，並沒有誰大誰小之分。

其後，真正管理學校的，其實是梅貽琦。張伯苓是讓，而蔣夢麟是退。共同的理想和方向並沒有變，但責任與妥協，形成了西南聯大完美的管理；

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無論這些教授各自出自何校，到最後的共識卻都是“三校一家”，文人相輕的歷史傳統，竟然在外部壓力之下，消弭於無形。

錢穆在到達西南聯大之後，開始寫作《國史大綱》，他想要尋找的答案，是在如此巨大的國難之前，中國到底有什麼力量能夠保持永生？這部本當只是一部學術著作的歷史，卻在甫一出版，便成爲了當時的暢銷書。

但這卻並不是給出的惟一答案。在西南聯大時期，許多教授獲取了終身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金嶽霖的哲學史作品《論道》，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聞一多的《神話與詩》都在此時完成；

華羅庚完成了幾乎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堆壘素數論》，李約瑟到了中國來，給《自然》、《科學》雜誌帶去了數十篇由西南聯大師生完成的論文。吳大猷在此刻潛心研究原子、分子結構等當時全世界最爲前沿的科學，並和王竹溪一同指導學生。在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們都第一時間寫信給吳大猷，告訴老師，他們的成就，都來自於在西南聯大時，他爲他們開啓了科學之門。

這便是西南聯大的實質，一切戰爭與人生的苦難儘管都會作用在每一個個體的身上，但是他們用生命、熱愛和科學，去回報世界無辜加諸他們身上的苦難，而去尋求民族和人類更加崇高、偉大的使命。

這並不是苦難的行軍，而是在苦難之中蒸發出來的熱騰騰的生命熱情，責任意志與人文精神。

我想說的，重啓西南聯大，用文旅的方式，用影像的方式，用互聯網的方式，重新給西南聯大注入活力，把其中的人、事、思想，通過各種方式復活過來，它不僅僅是造就一個產業，而是我們對於那一代先賢爲我們所創下教育、文化、思想、責任、道德、民族等等基業的回報，並且，是我們理解和生髮我們的民族活力，繼續所需要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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