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疫情放大醫療基礎設施短板 代表委員呼籲加強醫療基建

華夏時報（www.chinatimes.net.cn）記者 王曉慧 兩會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暴露出國內醫療基礎建設的薄弱，而這，也成爲此次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熱議的話題。其中，加強醫療基礎設施投入的呼聲尤其高漲。

全國人大代表、聖湘生物董事長戴立忠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是對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一次大考。雖然我國較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但暴露出我國突發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存在一些薄弱環節，特別是在覈酸檢測能力、應急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有待進一步加強。

就此，戴立忠建議，強化應急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增強醫療機構應急救治能力。

疫情帶給人們諸多思考，鞏固疫情防控成果，必須織牢織密基層防護網。同時，疫情的暴發進一步放大了醫療衛生基礎設施領域的短板效應，不少代表委員預計各地區都將加大對該領域的投資建設。

新冠肺炎暴露醫療基礎設施薄弱

醫療基礎設施是衛生資源中的硬件，也是開展醫療衛生服務的必要條件。新冠肺炎暴露出了我國公共衛生醫療基礎設施不足的短板，其中，醫院牀位緊張，醫護人員人手不足等問題比比皆是。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年我國的醫院數量是9293家，2018年增加到了33009家，增長了3.55倍。1978年我國的醫院病牀數是185萬張，2018年增加到了652萬張，每千人擁有的牀位數從1.1張，增加到了4.6張。也就是說，41年裏我國的醫院數量和病牀數量增長了3-4倍。

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同期我國的GDP增長了240倍。二者增幅的差距還是非常巨大的。此外，我國的公共衛生投資也明顯不足。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的財政支出是1.6萬億元，僅佔GDP的1.7%。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國醫療衛生市場廣闊，潛力很大，另外一方面同樣說明，我國對醫療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

比如，一個城市三甲醫院的家數充分顯示了當地的醫療資源和水平，武漢是全國三甲醫院家數排名第四的城市，而本次疫情反應出武漢醫療基礎設施還有待加強。具體而言，有些醫院的通風系統存在設計方面的問題，對傳染病的控制沒有足夠的考慮，反而還會通過空調送風加速病毒的傳播，產生交叉感染；還有一些醫院沒有污水處理設施，一旦收治傳染病人，病毒很容易通過污水污染城市居民的飲用水。

同時，根據規定，病房牀位與病房護士比值至少不低於1：0.4，然而通過此次疫情我們發現，雖然武漢三甲醫院的數量位居全國城市前列，但整個湖北省暴露出醫院數量、醫護人員和醫療牀位嚴重不足的現狀。

一場疫情，暴露了中國醫療體制在數量、投資、基礎設施、人員配置上的種種問題，這也給國內大部分城市敲醒了警鐘。即便我們十天就能造出一個雷神山、火神山，可畢竟疫情面前，每一分鐘都是非常寶貴，耽誤不得。試想如果武漢當時有更多的牀位、醫護人員、醫療物資、醫療設備，那結果肯定是不一樣的。

據記者瞭解，除了北上廣深杭等醫療基礎設施相對發達的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區普遍存在各種醫療設施還不夠健全的情況。

醫療基礎設施陳舊，不利於正常的醫療救治工作開展。目前部分鄉鎮衛生院現有醫療設備多數已陳舊、老化，或者不能正常開展檢查工作，造成農村患者直接到上級醫院就診的情況。甚至，不少村醫的醫療設備，至今仍是建國初的體溫表、聽診器和血壓計這“老三樣”。

基於此，不少兩會的代表委員認爲，公衛醫療會在疫情過後會成爲基建的重要一環。

建議以“平戰結合”的方式加強醫療基建

要加大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就需要各級政府必須算清楚賬，也就是要充分意識到這項投入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經驗表明，財政投資鐵路、公路的基礎設施，其只有30%左右轉化爲當年的GDP；但投資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及設施，大致60%到70%可以轉化爲當年的GDP。

據記者瞭解，疫情期間，醫療基建的大趨勢已經初見端倪。湖南、山東、河南、福建、廣東、江蘇、廣西、黑龍江、山西、貴州、天津等多地，修建了自己的“小湯山”醫院。此外，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已有6個地區提出了醫院建設規劃，其中，蘇州市宣佈在“十四五”期間，三級醫院數量要力爭增長50%、增至36家，三甲醫院要力爭新增10家。

就此，戴立忠建議，按照“平戰結合、戰備應急”原則，強化應急基礎設施建設，每個地市至少建設一家傳染病醫院，在人口較多的縣（市）指定一家醫院作爲傳染病醫院，並根據傳染病防控要求適當配置相關資源。在模式選擇上，可以採取“現有醫院+小湯山醫院”結合的平戰結合應急模式，疫情期間發揮應急救治功能，疫情後用於重大感染性疾病臨牀醫學研究。

其中，醫院的選擇方面，可以指定綜合性醫院、老年病專科醫院或康復醫院作爲傳染病醫院，並根據傳染病救治要求適當配置改造相應設施，適當預留一定的場地予以臨時改造，日常作爲綜合性醫院或專科醫院使用，疫情期間快速改造爲傳染病救治醫院。

此外，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郭新明提交了關於深化公共衛生服務供給側改革的建議。他認爲，公共衛生服務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和公共產品屬性，政府理應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但受制於公共財力和資源分配效率，政府提供的公共衛生服務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無法有效應對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遠不能滿足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

爲此，郭新明建議加大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金融支持力度。比如，可考慮按照“平戰結合”的方式來增加公共衛生服務供給能力，包括增加民營衛生醫療機構、醫療牀位等資源，以及鼓勵衛生防疫產品生產企業保留維持生產線等。

對於這樣的建議，全國人大代表、柳州市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副主任醫師吳剛同樣認爲，在綜合醫院疫情防控改造中，最大的難題是難以改造現有的建築結構與系統設施。爲此，建議有條件的地方應根據傳染病的特點和防控要求，以“平戰結合”的方式加強綜合醫院的基礎設施建設。

也就是說，這些醫療基礎設施，在平時可以用於經營民用，產生的現金流可增強其自身維繫的內在動力，在戰時又可迅速徵用，通過“藏能於民”構築防控重大公共衛生災害的有力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