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盐铁会议时桑弘羊提出的"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争论，一直延续到两千多年后的当代。秉持"藏富于民"思想的很多人却难以意识到，国家对于市场和经济的过少干预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大，反而不利于国家稳定。

而出身底层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却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朱元璋一方面注重于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另一方面又注重于对贫民的保护和对农业的重视，使得民力可以转化为整体国力，其中的经验，直到现今仍然值得我们吸取。

明太祖—朱元璋

注重屯田：

元末天下大乱，农业荒残。朱元璋在诸军阀中最先注意到屯田的必要性，广泛组织军队屯田来解决粮食需求，减轻百姓的负担。

《明太祖实录》戊戌年二月乙亥条载“以吴祯为天翼副元帅，使与兄良守江阴。时江阴守兵不满五千，而其地与张士诚接壤。良兄弟训练士卒，严为警备，屯田以给军饷，敌不敢犯，民甚赖之”。这是朱元璋政权屯田之始。

昔日曹操创屯田制，征收比例为50-60%，此制延续到两晋十六国，对屯兵屯民压迫极为严酷。明代屯田征收比例显然要轻得多，既考虑到国家对于粮食的需求，又保障屯兵能有余粮养活家人。

由于国家对于屯田进行军事化管理以提高效率，屯兵所获余粮可能还能高于普通百姓，是以明代军屯瓦解之前，这个制度对于强化国力和抚养民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劝农重耕：

在历代统治者中，朱元璋对于国家指导农业发展的看重，是空前绝后的，这与他的农民出身不无关系。

建立明朝之前，朱元璋就对进献瑞麦瑞禾的百姓广泛进行表彰和嘉奖。朱元璋评价说“盖由民人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在朱元璋看来，瑞麦瑞禾的出现，体现出人民对于农业的尽心尽力，对于表彰体现出重视农耕的象征意义。

这本书在元代并不很受到重视，元朝的农业也表现出衰败之态。而到了明初，《农桑衣事撮要》得以大放异彩。

经过朱元璋的艰辛建设，洪武18年，全国可收入麦米豆谷20889617石，到26年，增加到了32789800石，比18年增加了1/3，比元代全国年租粮增加了近两倍。

轻徭薄赋：

朱元璋的轻徭薄赋政策，是与发展生产紧密挂钩的。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这样一来，百姓就踊跃耕种荒地。朱元璋还广泛从人口稠密的狭乡迁移人口到地广人稀的宽乡，给予优渥政策，以促进荒地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

甚至对于欺隐田粮的贫苦农民，也能从实际出发，不予追究，免征田租。这样一来，轻徭薄赋政策就能做到有利于贫苦百姓，而不是像汉代文景之治那样因为轻徭薄赋导致富民借机坐大，反而盘剥穷民引起阶级矛盾。

重农抑商：

朱元璋建明后，恢复了商人位于士农工商最底层的等次。洪武十四年 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 ，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然而如果说朱元璋一味抑商，也是说不通的。

扶细商而抑巨商，是朱元璋的真实宗旨。他认为细商增流通之效，而巨商涨奢靡之气。为了保护在商贸系统中处于弱势的中小商人，朱元璋规定了一系列规范行业的政策，如废除和买、薄商税、控制牙行等等。

小结：

显然，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既减少扰民，又发挥国家机构对于社会生产的宏观调控作用，将市场经济和指令经济的优势结合。

在十六国时代，后赵君主石勒表面上轻徭薄赋，但却多次进行强行征发，掠取民间财富，对于人民生产和生活导致了巨大的损害。而朱元璋时代由于有屯田经济的支持，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扰民，加上厉行节俭，开支在大部分情况下也较少。

朱元璋的息役薄赋，劝民而不扰民，不轻易征发而透支国家信誉的思想，既有利于对底层人民的保护，又有利于国家整体实力，是将“藏富于民”和“藏富于国”结合起来的高效治理方式。无疑这需要清廉高效的行政机构，这也是朱元璋多次掀起反腐大案的关键。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