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盧通）5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主席團第二次會議通過《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草案第六編——繼承編取消了公證遺囑效力優先條款。自兩會開幕以來，這一修改持續引起熱議。

在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看來，取消公證遺囑效力優先條款更能保障遺囑自由。這一觀點得到了遺囑專業界人士的認同。

但一名公證員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中國目前仍缺乏有效的遺囑檢驗制度，許多遺囑真實性難以分辨。他認爲，在法規修改的同時，應完善相關配套制度。

專家：公證遺囑優先限制了遺囑自由，修改條款符合歷史潮流

從法條上看，公證遺囑效力優先條款源於1985年繼承法。該法第20條規定，“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

據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介紹，1985年制定繼承法時，立遺囑的行爲還不普遍，訂立的遺囑常有瑕疵，增加了很多糾紛，“所以公證遺囑效力優先是立法上的一種引導。”

但35年後，形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公證遺囑效力優先暴露出了一些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是限制了遺囑自由。”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告訴新京報記者，實踐中，同一遺囑人先後立下多份遺囑的情況經常出現，以最近一份遺囑爲準是合理的。但如果前面的遺囑經過公證，想要把它推翻，必須再去公證。“很多時候沒有條件，甚至可能來不及。”

陳凱說，中華遺囑庫就遇到過這樣的案例。比如公證遺囑必須使用遺囑人身份證等證件，但一些老人的證件由子女保管。這種情況下，老人想要通過公證修改遺囑，沒有證件就無法完成。

在最新版民法典草案中，第1142條明確了遺囑的效力問題。其中規定，“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牴觸的，以最後的遺囑爲準。”

自2014年第五次啓動民法典編纂工作開始，楊立新就參與其中。他認爲，民法典草案對此條款的修改符合歷史潮流。“現在，公證遺囑效力優先，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

陳凱也認爲，民法典草案更大程度地尊重了普通人的遺囑自由，可以防止一些程序性規定對遺囑人修改遺囑的限制。

公證員：可能會增加遺囑辨別難度，配套檢驗制度應繼續完善

對此，一名公證員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目前，中國缺乏有效的遺囑檢驗制度，許多遺囑的真實程度難以分辨。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公證等形式保障遺囑真實很有必要。

“如果公證遺囑優先條款被刪除，面對遺囑人立有多份遺囑的情況，實際處理起來會更難。” 上述公證員解釋稱，在他們日常處理的遺產繼承糾紛中，很多子女質疑老人訂立遺囑時的狀態是否正常，如是否神志清醒或自願，進而質疑遺囑的真實性。

現行法律框架下，針對遺囑效力的糾紛都是以公證遺囑爲準，遺囑人的親屬、法院對此都很認同，它相當於一個兜底條款。“在公證遺囑優先的原則下，這類矛盾尚且不能避免，一旦取消，是否會因爲缺乏標準而增加解決難度？這一點尚需檢驗。”

但在陳凱看來，此次民法典修改對公證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他表示，隨着專業遺囑登記機構的發展，證明遺囑效力的方式已不止公證一種。在遺囑訂立需求量大幅增加背景下，老百姓有更多選擇是好事。同時，公證方式仍將是證明遺囑效力的重要方式，公證行業也可藉此機會提高服務能力，回應社會需求。

“取消公證遺囑效力優先並不代表公證沒用。經過公證或登記的遺囑，證據效力依然比沒有公證或登記的更強。”陳凱說。

上述公證員也表示，進一步保障公民遺囑自由是大勢所趨。他建議，在法規修改同時，國家應完善遺囑檢驗等配套制度，與民法典形成呼應，防止因法規修改增加社會矛盾。

編輯 滑璇 李明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