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29日，这个日子，距离张国华率领的18军入城拉萨仅仅过了1个月零3天，拉萨已经进入一年中真正的寒冷季节了。

当天，范明率领的18军独立支队，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十多座，涉过楚尔玛河、通天河、沱沱河等冰河，历经万里长征时的千辛万苦，来到了拉萨郊区70公里的林州县，休整1天后进入拉萨与18军部队进行了胜利会师。经营西藏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为即将开始的建设西藏注入了新鲜血液。

1954年春，张国华由北京回到拉萨。

之前三个多月在内地，亲眼目睹了内地省市的变化，张国华感触很深。西藏的历史状况特殊，不仅比全国其他省市区解放得晚一些，而且改革也是采用特殊的方式进行的，即对封建统治者实行和平协商的办法，对其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等。西藏准备进行的改革，有别于国内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更与内地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不同。正如毛泽东所说：“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和汉族地区不同，汉族地区的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后剥夺了选择权，不能做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在改革以后，不剥夺选择权，还可以做官，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实行赎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

此时在张国华的内心里，产生过在西藏实施改革是可行的这一想法。他想，毕竟，1951年“协议”签订以来，自己与张代表、谭政委、其梅邓进藏部队官兵、地方工作干部，带头执行、宣传“协议”，遵循“慎重稳进”方针，带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指导部队官兵开展做影响群众的工作，西藏的爱国力量不断壮大，民族隔阂在逐渐消除。在这种形势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西藏的发展正在步入正确的轨道。

张国华除了关心部队的生产、营建外，依然没有放松做上层统战工作和做影响群众的工作，他甚至想到了能否把西藏的牦牛引到内地，把内地适合在西藏生长的农作物引到西藏。虽然他知道川青藏公路就快通车了，但部队的生存依然很艰难，西藏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多大改善。而印度越来越表现得不那么友好，自1950年阻扰和平解放西藏未果，趁解放军尚在进藏途中鞭长莫及，即向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推进，完全占领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多平方公里之后，即于这一年出版了所谓的官方地图，片面修改了传统习惯线，把英帝国制造的所谓“中印边界线”全盘托出，作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强迫中国接受。中方当然不承认也不答应。

张国华不无忧虑，印度的强势，势必还要再边境地区制造更多的事端。那天晚上，李觉来向他汇报部队的训练情况。之前，张国华交代李觉：“现在部队以做统战工作，修建营房、开荒生产为主，但千万不能丢了训练。外边，尼赫鲁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好了，对内，一直在蠢蠢欲动。如果部队丢了训练，到时候没有被印度打败，却被内部的人赶跑了。”

训练这个事，张国华让李觉负责具体抓。两人很久没有坐下来聊了，李觉说：“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国人已在停战协议签过字，那边的仗已告一段落，西藏部队虽然以报名为第一要务，但我们的军事训练也同时在进行，最近我去了一些连队调研，他们的训练热情和质量都是很好的。”张国华说：“我们按既定方针抓统战、抓生产、抓训练，万一边境有情况，我看，对付印度的侵略扩张是没有问题的。”两人下了一阵象棋，李觉才离去。

1954年的中华大地，已呈现出春意盎然的景象，国家的建设已开始起步。北京对于西藏的方针是逐步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把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这时的张国华十分繁忙，他要过问要操劳的事太多了因为江孜县发生了几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当时，江孜县有5万人，在这次洪水中死了700人，另有印军200人死去。死了这么多的人，当然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一些上层人士煽动群众：“佛爷走了，能不发生洪灾吗？”这样的言辞，对群众很有煽动性。张国华给在江孜负责工作的阴法唐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指示抢险救灾，做好群众的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又指示部队拿出帐篷、物资、粮食救济群众。对参加抢险救灾和修路的群众发给报酬，准备为灾后重建打基础。但部队官兵的帐篷、物资、粮食是很有限的，他们自己都还在饿肚皮。张国华不放心，把阴法唐叫到拉萨去，让他写了一个报告，向北京如实汇报后，北京拨了80万元银圆给江孜。

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提上议事日程。1955年，周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张经武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藏地方工作的报告》后，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

1955年的2月11日，6个大军区撤销，全军划编为12个大军区。5月1日，西藏军区成为12个大军区之一。张经武仍兼任驻藏代表和西藏工委书记，并于1957年1月兼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因此，工委、军区的工作主要还是张国华投入了全身心的精力，但每遇重大事情和工作，张国华都要主动向张经武通报商量后，与谭冠三、范明等领导讨论展开。

这一年的9月27日，周总理发布命令，授予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阿沛、朵噶·彭措饶杰中将军衔；授予陈明义、李觉、范明、王其梅、金绍山、刘振国、张忠少将军衔。1957年6月18日，张国华等215位在革命战争中有功人员被授予八一勋章、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解放奖章。阿沛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这个时候，张国华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从1953年到1959年这7年时间里，他内心需要承受的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的。在干部使用、定级上，他为了团结的大局，尽量照顾跟随范明进藏的18军独立支队的干部。而18军的干部，定23、25级的多，这样的级别，在内地部队当时也是不多见的。好多资格比18军独立支队还老的干部，却比他们定得低，一时间，18军的好多干部不理解司令员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们，直到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干部才明白司令员当初不得已的良苦用心。

在总结进藏后的工作时，张国华感到：“进藏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坚决按照协议办事，没有触动西藏的制度，地方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农奴主照样作威作福，西藏人民深受压迫剥削，毫无一点自由权利，生活极其悲惨痛苦。尽管进藏的解放军尽力为群众做一些好事，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人民于水火。根本的办法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让西藏民族与全国各民族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1956年3月16日，以陈毅为团长、张经武、汪峰、天宝等为副团长的代表，到达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在这之前，毛、刘还专门题词祝贺，周总理更是倾力为此事操劳。

新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第一个5年计划，正式进入建设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问题被提上日程。张国华考虑，为迅速跟上全国前进的步伐，西藏的改革有必要抓紧一些。会议研究西藏的改革要有准备、有步骤的实施，并决定首先在昌都、日喀则地区各选一个小的地方进行改革试点。选择这两个点的原因是，昌都地区解放时间较早，已经有5年多的工作基础，上层与群众的条件较好；日喀则属于班禅管理地区，班禅表现进步，有要求改革的愿望。通过首先在昌都和日喀则地区开始改革，可以起到“抓两头、带中间”的作用。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时，代表团团长陈毅讲话，称这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时任军区司令员并负责西藏工委工作的张国华讲话强调，为了使西藏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之列，过渡到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去，西藏必须进行改革才有可能。但西藏的改革不是由少数人下命令来改革，而必须依照西藏民族多数人及公众领袖的志愿来决定。如果条件不成熟，就不急于着手进行改革。

他们的讲话肯定西藏进行改革是必要的，承认对西藏改革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是适当的，都没有说明改革的具体时间和步骤。只是宣传了对西藏改革的指示精神，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决定。

对于这种情况，陈毅曾幽默地称之为：“君子动口不动手。”有关在西藏实行改革问题获得大会全体通过，表明已在事实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是仍由大量的稳定上层的工作需要做。

由于工委的工作思路不切实际，个别负责工委工作的领到坚持不“下马”，说“改革就是要经历阵痛的”，要解散藏军；马上改革，说“改革就是大发展”，在日喀则、江孜、亚东大发大洋，两次就把西藏发穷了，印度商人趁机大肆收购大洋。回过头来，发现“发穷”了，只能在拉萨成立收购银元队，从印度商人手中高价把大洋收回来发工资。

这种情况下，张国华不得不带病返回到西藏，他果断地提出“慎重稳进”的方针，已进行的改革必须“下马”，暂不改革。

“六年不改”方针得到了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的拥护，不安情绪有所缓和。但是叛乱活动却在继续发展和不断扩大。西藏军区执行“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军队实施大收缩，一批军队干部就地下地方，大批军队干部转业回内地，一些部队内调，驻藏部队兵力减少了三分之二。

四川的甘孜、阿坝，青海、甘肃藏区已出现了局部叛乱，昌都地区的部分县效仿甘孜、阿坝也发生了叛乱。鉴于叛乱迅速蔓延，张国华不得不指示部队坚持“保点保线”“自卫作战”的原则，适时对叛乱进行有限度的军事打击，其目的是教育争取群众，为将来的改革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