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29日，這個日子，距離張國華率領的18軍入城拉薩僅僅過了1個月零3天，拉薩已經進入一年中真正的寒冷季節了。

當天，範明率領的18軍獨立支隊，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十多座，涉過楚爾瑪河、通天河、沱沱河等冰河，歷經萬里長征時的千辛萬苦，來到了拉薩郊區70公里的林州縣，休整1天后進入拉薩與18軍部隊進行了勝利會師。經營西藏的力量得到了加強，爲即將開始的建設西藏注入了新鮮血液。

1954年春，張國華由北京回到拉薩。

之前三個多月在內地，親眼目睹了內地省市的變化，張國華感觸很深。西藏的歷史狀況特殊，不僅比全國其他省市區解放得晚一些，而且改革也是採用特殊的方式進行的，即對封建統治者實行和平協商的辦法，對其土地等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等。西藏準備進行的改革，有別於國內許多少數民族地區，更與內地漢族地區的土地改革不同。正如毛澤東所說：“對少數民族中的地主和漢族地區不同，漢族地區的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後剝奪了選擇權，不能做官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地主在改革以後，不剝奪選擇權，還可以做官，對少數民族中的地主應該寬一些。我們對資本家都是實行贖買政策，對他們應該比對資本家更寬大一些。”

此時在張國華的內心裏，產生過在西藏實施改革是可行的這一想法。他想，畢竟，1951年“協議”簽訂以來，自己與張代表、譚政委、其梅鄧進藏部隊官兵、地方工作幹部，帶頭執行、宣傳“協議”，遵循“慎重穩進”方針，帶頭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指導部隊官兵開展做影響羣衆的工作，西藏的愛國力量不斷壯大，民族隔閡在逐漸消除。在這種形勢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西藏的發展正在步入正確的軌道。

張國華除了關心部隊的生產、營建外，依然沒有放鬆做上層統戰工作和做影響羣衆的工作，他甚至想到了能否把西藏的犛牛引到內地，把內地適合在西藏生長的農作物引到西藏。雖然他知道川青藏公路就快通車了，但部隊的生存依然很艱難，西藏老百姓的生活還沒有多大改善。而印度越來越表現得不那麼友好，自1950年阻擾和平解放西藏未果，趁解放軍尚在進藏途中鞭長莫及，即向中印邊境東段“麥克馬洪線”推進，完全佔領了傳統習慣線以北和“麥克馬洪線”以南的9萬多平方公里之後，即於這一年出版了所謂的官方地圖，片面修改了傳統習慣線，把英帝國製造的所謂“中印邊界線”全盤托出，作爲中印之間的已定界強迫中國接受。中方當然不承認也不答應。

張國華不無憂慮，印度的強勢，勢必還要再邊境地區製造更多的事端。那天晚上，李覺來向他彙報部隊的訓練情況。之前，張國華交代李覺：“現在部隊以做統戰工作，修建營房、開荒生產爲主，但千萬不能丟了訓練。外邊，尼赫魯對中國越來越不友好了，對內，一直在蠢蠢欲動。如果部隊丟了訓練，到時候沒有被印度打敗，卻被內部的人趕跑了。”

訓練這個事，張國華讓李覺負責具體抓。兩人很久沒有坐下來聊了，李覺說：“抗美援朝戰場上，美國人已在停戰協議簽過字，那邊的仗已告一段落，西藏部隊雖然以報名爲第一要務，但我們的軍事訓練也同時在進行，最近我去了一些連隊調研，他們的訓練熱情和質量都是很好的。”張國華說：“我們按既定方針抓統戰、抓生產、抓訓練，萬一邊境有情況，我看，對付印度的侵略擴張是沒有問題的。”兩人下了一陣象棋，李覺才離去。

1954年的中華大地，已呈現出春意盎然的景象，國家的建設已開始起步。北京對於西藏的方針是逐步實現統一的區域自治，把愛國力量團結起來，建立統一的西藏自治區。

這時的張國華十分繁忙，他要過問要操勞的事太多了因爲江孜縣發生了幾百年不遇的洪澇災害。當時，江孜縣有5萬人，在這次洪水中死了700人，另有印軍200人死去。死了這麼多的人，當然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一些上層人士煽動羣衆：“佛爺走了，能不發生洪災嗎？”這樣的言辭，對羣衆很有煽動性。張國華給在江孜負責工作的陰法唐一個電話又一個電話，指示搶險救災，做好羣衆的工作，安排好他們的生活。又指示部隊拿出帳篷、物資、糧食救濟羣衆。對參加搶險救災和修路的羣衆發給報酬，準備爲災後重建打基礎。但部隊官兵的帳篷、物資、糧食是很有限的，他們自己都還在餓肚皮。張國華不放心，把陰法唐叫到拉薩去，讓他寫了一個報告，向北京如實彙報後，北京撥了80萬元銀圓給江孜。

組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提上議事日程。1955年，周總理主持召開會議，張經武在會上作了《關於西藏地方工作的報告》後，會議通過了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

1955年的2月11日，6個大軍區撤銷，全軍劃編爲12個大軍區。5月1日，西藏軍區成爲12個大軍區之一。張經武仍兼任駐藏代表和西藏工委書記，並於1957年1月兼任西藏軍區第一政委。因此，工委、軍區的工作主要還是張國華投入了全身心的精力，但每遇重大事情和工作，張國華都要主動向張經武通報商量後，與譚冠三、範明等領導討論展開。

這一年的9月27日，周總理發佈命令，授予張經武、張國華、譚冠三、阿沛、朵噶·彭措饒傑中將軍銜；授予陳明義、李覺、範明、王其梅、金紹山、劉振國、張忠少將軍銜。1957年6月18日，張國華等215位在革命戰爭中有功人員被授予八一勳章、八一獎章、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解放獎章。阿沛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

這個時候，張國華感到壓力很大，特別是從1953年到1959年這7年時間裏，他內心需要承受的壓力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得住的。在幹部使用、定級上，他爲了團結的大局，儘量照顧跟隨範明進藏的18軍獨立支隊的幹部。而18軍的幹部，定23、25級的多，這樣的級別，在內地部隊當時也是不多見的。好多資格比18軍獨立支隊還老的幹部，卻比他們定得低，一時間，18軍的好多幹部不理解司令員爲什麼要這麼對待他們，直到十多年過去了，這些幹部才明白司令員當初不得已的良苦用心。

在總結進藏後的工作時，張國華感到：“進藏部隊與地方工作人員堅決按照協議辦事，沒有觸動西藏的制度，地方各級官員照常供職，農奴主照樣作威作福，西藏人民深受壓迫剝削，毫無一點自由權利，生活極其悲慘痛苦。儘管進藏的解放軍盡力爲羣衆做一些好事，也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解決人民於水火。根本的辦法是要進行制度的改革，讓西藏民族與全國各民族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1956年3月16日，以陳毅爲團長、張經武、汪峯、天寶等爲副團長的代表，到達拉薩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在這之前，毛、劉還專門題詞祝賀，周總理更是傾力爲此事操勞。

新中國已經開始實行第一個5年計劃，正式進入建設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問題被提上日程。張國華考慮，爲迅速跟上全國前進的步伐，西藏的改革有必要抓緊一些。會議研究西藏的改革要有準備、有步驟的實施，並決定首先在昌都、日喀則地區各選一個小的地方進行改革試點。選擇這兩個點的原因是，昌都地區解放時間較早，已經有5年多的工作基礎，上層與羣衆的條件較好；日喀則屬於班禪管理地區，班禪表現進步，有要求改革的願望。通過首先在昌都和日喀則地區開始改革，可以起到“抓兩頭、帶中間”的作用。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時，代表團團長陳毅講話，稱這是西藏民族團結進步道路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時任軍區司令員並負責西藏工委工作的張國華講話強調，爲了使西藏民族躋身於先進民族之列，過渡到光明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去，西藏必須進行改革纔有可能。但西藏的改革不是由少數人下命令來改革，而必須依照西藏民族多數人及公衆領袖的志願來決定。如果條件不成熟，就不急於着手進行改革。

他們的講話肯定西藏進行改革是必要的，承認對西藏改革所規定的方針政策是適當的，都沒有說明改革的具體時間和步驟。只是宣傳了對西藏改革的指示精神，並沒有做出任何具體決定。

對於這種情況，陳毅曾幽默地稱之爲：“君子動口不動手。”有關在西藏實行改革問題獲得大會全體通過，表明已在事實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但是仍由大量的穩定上層的工作需要做。

由於工委的工作思路不切實際，個別負責工委工作的領到堅持不“下馬”，說“改革就是要經歷陣痛的”，要解散藏軍；馬上改革，說“改革就是大發展”，在日喀則、江孜、亞東大發大洋，兩次就把西藏發窮了，印度商人趁機大肆收購大洋。回過頭來，發現“發窮”了，只能在拉薩成立收購銀元隊，從印度商人手中高價把大洋收回來發工資。

這種情況下，張國華不得不帶病返回到西藏，他果斷地提出“慎重穩進”的方針，已進行的改革必須“下馬”，暫不改革。

“六年不改”方針得到了大多數上層愛國人士的擁護，不安情緒有所緩和。但是叛亂活動卻在繼續發展和不斷擴大。西藏軍區執行“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軍隊實施大收縮，一批軍隊幹部就地下地方，大批軍隊幹部轉業回內地，一些部隊內調，駐藏部隊兵力減少了三分之二。

四川的甘孜、阿壩，青海、甘肅藏區已出現了局部叛亂，昌都地區的部分縣效仿甘孜、阿壩也發生了叛亂。鑑於叛亂迅速蔓延，張國華不得不指示部隊堅持“保點保線”“自衛作戰”的原則，適時對叛亂進行有限度的軍事打擊，其目的是教育爭取羣衆，爲將來的改革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