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你了，我不能呼吸了！別殺我！”這是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喬治·弗洛伊德生前最後的時間裏不斷重複的幾句話。幾分鐘後，這個在白人警官膝蓋下掙扎的黑人青年停止了呼吸。一天後，數百人在事發地的路口集會要求“伸張正義”，抗議涉案警官的不公行爲，美政府卻出動國民警衛隊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無情驅散示威民衆，雙方暴發大規模衝突。

從2014年被警察鎖喉致死的埃裏克·加納，到本月初被警方槍殺於直播鏡頭前的黑人男孩席恩·裏德，再到如今的喬治·弗洛伊德，針對非裔美國人的警察暴力事件長期以來不時上演，甚至呈變本加厲之勢。美國的政治家在全世界傳頌着《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理念，可在現實實踐中，種族歧視一直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痼疾。

在美國總人口中，非裔約佔13.4%。但據民權組織“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會”統計，在美國監禁230萬囚犯中，非裔美國人就佔了100萬。黑人似乎屬於美國社會，但又永遠被置之其外。黑人經濟和政治基礎較弱的社會現實，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各方面生存條件，使其成爲美種族歧視的主要犧牲品。

比歧視更可怕的，是對歧視的習以爲常。在醫療、就業、教育等領域，非裔美國人實際上面臨着隱藏的全方位種族歧視和偏見。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讓這種不平等展現地淋漓盡致。

截至5月28日，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近170萬，累計死亡病例也突破了10萬大關。疫情的衝擊，讓美國社會本就很嚴重的社會撕裂進一步急劇擴大。受苦最深的，仍然是處境最困難的黑人。紐約中心以白人爲主體的富裕階層在危機開始時大量撤離城市，甚至連診所都關門大吉。而貧民集中地區的人們——其中以非裔和拉美裔爲主，卻被政府部門以”必要工作者”的名義留在一線崗位，來保障醫院、公共交通的正常運轉。

統計數據顯示，每10萬非裔美國人中有50.3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美國白人的這一數據爲20.7。同時，全美新冠肺炎致死病例中非裔佔22.4%，明顯高於其在總人口中所佔13.4%的比例。

從紐約到密爾沃基，再到新奧爾良，黑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堪薩斯州的這一數據達到驚人的7倍。美國總統特朗普也不得不承認，非裔美國人遭受了新冠病毒“不成比例”的打擊。

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種顯著差異是因爲不同種族在檢測、治療等醫療服務上面臨的巨大差距。但美國衛生部長阿扎卻公然聲稱，黑人本身就是基礎病高發羣體，因此在新冠病毒下“風險狀況較高”。這種“受害者有罪論”的邏輯下暗藏的結構性歧視，正在把非裔和其他少數種族羣體推向地獄。

疫情下“進化”的種族歧視，將“美國式平等”的虛假面具撕得一乾二淨。一直自詡爲“人權衛士”“民主楷模”的美國甘當鴕鳥，既無心、也無力解決其國內日益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美國主流媒體既不關心非裔的生存現狀，也沒有意識到歧視給非裔帶來的傷害，只會做無關痛癢的表面文章，如“給哪條街命名爲馬丁·路德·金大街”。在這種現實和心理上雙重的“種族隔離”下，種族歧視陰影將長期籠罩在美國人民頭上，喬治·弗洛伊德式的悲劇恐怕還將繼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