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西晋发兵20万，分六路进攻东吴，迫使东吴举国投降。灭了东吴以后，王浑和王浚两位将军，为了争灭吴之功，闹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确实是王浚率先攻入东吴都城建业，迫使孙皓交出印玺投降。但王浑却认为王浚不听他指挥，为了抢攻，私自率兵攻入建业，甚至说他有谋反之心，两人为此争论不休。

王浚作为被告，在这场政治争论中始终处于劣势，因此经常在晋武帝司马炎面前抱怨诉苦。有人给他讲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劝他不要争功，他却认为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有可能被冤枉迫害。

西晋名将王浚（影视形象）

历史上，类似于廉颇和蔺相如、王浑和王浚这样争功的例子不在少数，有的人方法得当，反而不打不相识，成为至交；而有的人，不善于处理，导致矛盾越积越深，相互仇恨。同样是作为被告，王浚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又是怎么做的呢？为什么他不愿意学蔺相如，温和处理双方矛盾呢？

一、王浑为什么要争灭吴之功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回到西晋灭吴之战中。据《资治通鉴》第80卷，晋纪二，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记载：

冬，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余万。

西晋灭吴的军事部署示意图

西晋对这场战争的部署大体如下：

以贾充为大都督，杨济为副都督，率中军驻襄阳，总体协调调度六路大军。

以张华为度支尚书，总管粮草筹集和调运。

第一路：司马伷，从下邳（今江苏邳县），向途中（今安徽滁河流域）方向进军。
第二路：王浑，从扬州（驻今安徽寿春），向江西（指今安徽和县方向），出横江渡口进军。
第三路：王戎，自豫州（驻今河南许昌），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
第四路：胡奋，自荆州，向夏口（今湖北武昌）方向进军。
第五路：杜预，自襄阳，向江陵（今湖北荆州）方向进军，然后南下长江、湘江，直抵广州、交趾。
第六路：王浚，带监军唐彬，领水军自巴蜀顺着长江东下，直达建业。

这六路大军中，司马伷和王浑两路大军负责逼近建业，牵制吴军主力；王戎、胡奋和杜预三路大军，负责夺取夏口各个重要据点，为王浚顺江东下扫清障碍；等王浚大军顺利越过夏口抵达武昌后，再由司马伷和王浑的陆军，与王浚的水军一起水陆并进，攻打建业。

在出战前，晋武帝司马炎曾下令，等王浚攻下建平（今湖北公安）后，听从杜预的调度；等围攻建业时，又听从王浑的调度。

而在实际战争过程中，王浚攻下建平后，杜预认为，王浚的威名已经很显赫，不适合听从他的指挥。也就是说，杜预希望王浚自作主张，并且写信给他，鼓励他顺着长江，朝建业长驱直入。

而王浑当时却说，他只接受晋武帝的命令，晋武帝只让他驻扎在长江以北，牵制吴军主力，并没有下令让他进兵。他所担忧的是，如果违反诏令私自进兵，胜了自然皆大欢喜，万一败了，他将受到惩处，所以不愿意进兵。

当时，王浑的部将何恽就劝他说，首先，王浚军功正盛，不可能接受您的指挥；其次，您作为上将，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直捣建业，完全可以取胜，而不应该事事都等皇帝的命令，但王浑不听。

王浚也确实没有服从王浑的指挥，自己率军顺着长江成功攻入建业，接受了孙皓的投降，东吴灭亡。

那么问题来了，这次灭吴之战，王浚的功劳最大。而且，王浚进入建业的第二天，王浑也渡过长江，但王浚并没有等王浑，自作主张接受了孙皓投降。这个细节，让王浑觉得羞愧，又对王浚十分怨恨。王浚看这样子，还主动把孙皓交到王浑手上，以表示王浑还是他的上级。

但王浑并不领这个情，他上表朝廷说王浚违反诏命，不服从他的调度指挥，同时捏造事实诬告王浚有谋反之意。

王浑在朝中的势力比王浚大得多，他的儿媳妇，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所以说，在这次争功问题上，朝廷大部分大臣都站在王浑这边，请求司马炎下令抓捕王浚回京，但司马炎没有同意，只是责备王浚不服从王浑的命令，贪功心切。

二、王浚如何应对王浑的指控

在这场官司里，王浑是上级，也是原告；王浚是下级，也是被告。从斗争形势上讲，王浚的地位低，势力弱，又是被告，形势对他很不利。

王浚思考再三，决定上书司马炎，为自己辩解。王浚说，当他看见王浑在长江北岸，并且请他与王浑汇合时，王浚看当时的战争形势，攻下建业指日可待，没有理由再调头回去。

而且，王浚中午到达秣陵，孙皓已经来投降了，下午才接到王浑的命令，要求他全军掉头包围石头城，同时上报军队的确切人数。在这种情况下，掉头包围石头城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统计人数也需要时间。所以，王浚认为，自己并不是不听上级安排，只是胜利就在眼前。

王浑又控告王浚在进入建业以后，私藏了东吴的珍宝，还私自放火烧了东吴的皇宫。针对这一指控，王浚又解释说，孙皓的部下见形势危急，纷纷逃难，趁乱抢夺财物的同时，还放火烧皇宫。他到达建业后，派人扑灭了大火，而他到达东吴皇宫还在王浑之后，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连一张可以坐的席子都没有，即便是有珍宝，那也是王浑私藏了。他们连谋反的罪名都能加到我的头上，像这种私藏财物、私自放火烧毁东吴皇宫的诬陷，也算不得什么了。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那司马炎到底相信谁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当王浚回到京城时，大臣们反复以各种借口指控，请求司马炎将王浚交廷尉判罪，但司马炎都没有同意。而且后来，为显示公平，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司马炎还让廷尉刘颂详查。刘颂的最终评判结果是，王浑立了大功，王浚是中等功劳。司马炎看了这个结果后，反倒认为刘颂的评判不合理，为此将他降职为京兆太守。

从司马炎处理这起争论的结果来看，司马炎对王浚的自我辩诉是相信的，也认为在此次灭吴之战中，王浚的功劳是最大的，所以至始至终都没有追究王浚在战争过程中不服从王浑指挥的过错。也从侧面说明，王浚的自我辩诉是有效的，最起码让晋武帝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谅了他的过错。

而且，在此之后，王浚每次觐见晋武帝，总是要陈述他的辛劳和冤屈，有时候甚至因气愤和抱怨不辞而别，但晋武帝总是宽容他。

三、王浚为什么要反复抱怨和申诉

王浚的老部下，益州护军范通劝慰王浚说，在这次灭吴之战中，您的功劳确实值得称赞，但您总是想要别人赞美您，这种行为就不可取了，您应当谦虚地呆在家里，不谈论灭吴的事，如果有人问起，您也应该归功于皇帝和各路将领。蔺相如就是用这个办法，巧妙地化解了廉颇对他的不满，您如果能学习蔺相如，那王浑自然会觉得惭愧。

毫无疑问，从道德品行和为人处世的智慧上讲，范通的建议是对的，历史上那些取得一点成功就沾沾自喜、居功自傲，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功劳大，希望人人都夸赞自己的人，比如秦国的白起、西汉的韩信，这些都不得善终。

战国时期蔺相如因“完璧归赵”有功，被封为上大夫，而名将廉颇战功赫赫，爵位却在蔺相如之下，对廉颇很不服气，处处为难和羞辱他。蔺相如的做法是，尽量回避廉颇，跟自己的门客说，我连秦王都不怕，还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处处忍让，只是因为，将相和睦，国家才能强大。这个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才觉得羞愧而负荆请罪。

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插画

王浚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且看他怎么回答范通的：

吾始惩邓艾之事，惧祸及身，不得无言；其终不能遣诸胸中，是吾褊也。

王浚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吸取了邓艾的教训，引祸上身，我不得不反复为自己辩诉。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心里的疙瘩，说明我还是心胸狭窄。

王浚所说的邓艾，正是不久前灭了蜀汉之后，在成都居功自傲的人。钟会才是灭蜀的主将，他本就有异心，又觉得邓艾抢了他的功劳，所以诬陷邓艾有谋反之心，导致邓艾被抓捕回京路上含冤而死。

三国时期曹魏名将邓艾（影视形象）

王浚这一席话，足见他有多么智慧，灭吴之战的功劳之争，与钟会和邓艾争灭蜀之功，如出一辙。在灭蜀之战中，钟会是主将，邓艾是头功，结果邓艾背负谋反的罪名含冤而死；如今，王浑就是当年的钟会，而王浚，正像邓艾一样，面临着被构陷的处境。如此深刻的教训摆在王浚面前，王浚不得不为自己考虑。

再仔细对比，邓艾灭蜀后的居功自傲，是驻军在成都，什么事情都不请示汇报，还要自作主张，借口为灭吴做准备，长期驻军于成都。而在被诬陷时，没有机会向司马昭陈述自己并没有反叛的想法，因为钟会拦截并篡改了书信。在被押解回京的路上，邓艾的部下劫了囚车，双方战斗中，邓艾父子被杀，这更加让人怀疑他就是想反叛。所以，邓艾才会走到含冤而死的地步。

但如今，王浚所面临的形势，比邓艾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