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福康公主是宋仁宗趙禎的長女，是不折不扣的天潢貴胄、金枝玉葉，集萬千寵愛在一身，可是她的婚姻生活卻只能用“失敗”來形容。本來，公主的婚後生活，幸與不幸，均無關於國政，無傷於大雅，頂多作爲一種皇家祕聞，供給街談巷議的閒謔之資。然而，似乎是受到某種不可抗力的裹挾，福康公主的婚姻家庭糾紛竟一發不可收拾，以致超出禮、法的邊界，引得廟堂喧騰、各方關注，不僅由家事上升爲國事，而且留給後人無限感慨之思。

嫁給表叔

據史籍記載，宋仁宗趙禎前後共生育十六個子女，可是隻有四個女兒長到了成年，其他三個兒子、九個女兒均早夭。福康公主既是長女，又最得仁宗喜愛。按照《宋史•公主傳》的說法，福康公主自幼聰慧乖巧，很得仁宗喜歡。一次，仁宗生病，福康公主親侍湯藥，不離左右，而且赤足散發向天禱告，願以己身代仁宗之病。仁宗非常感動，於是更加疼愛福康公主。

俗話說：“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其實，這是平頭百姓的想當然之詞，實際情況可能正好相反。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兩個方面。

其一，齊大非偶。中國傳統觀念中最重視婚姻的門當戶對，可是放眼天下，又哪裏能找出第二個與皇家望衡對宇的家族？即便適當放寬標準，適合與皇家聯姻的家族範圍也是十分有限。超越階級階層的愛情不說絕無可能，現實生活中也肯定是鳳毛麟角，況且在中國古代禮制的社會背景下，婚姻尚未締結，又何談愛情呢？一方面，公主出閣即爲下嫁，皇家自不願過份紆尊降貴。另一方面，任憑你什麼樣的高官權貴之門，與皇家相比都相形見絀，娶公主自屬高攀，容易產生自卑心理。

其二，得不償失。娶公主自然有很多好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增耀門楣，提高家族的社會地位，同時也有很多不利之處。如，公主身份尊貴，娶進門後，夫爲妻綱的家庭秩序不易理順。再如，歷朝爲了避免外戚篡權干政，通過各種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限制外戚參政的權利，尚公主者自然在此列。

在劇中，徽柔對懷吉說：“在國朝，任何男子娶了公主，便不可以做朝廷的大官，管朝廷的大事了，只能做個遊手好閒的駙馬都尉。”這確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是以，在劇中，仁宗固然不願意把女兒嫁給曹評，曹評似乎對娶公主也充滿了顧慮。曹評出身將門，文武雙全，他有他的政治抱負，怎麼會甘心做一個喫閒飯的駙馬都尉呢？

爲公主擇婿的確成了仁宗的一塊心病，正如劇中所演的那樣。經過慎重的考慮，仁宗決定把福康公主嫁給國舅李用和的兒子李瑋。對於指婚的經過，《宣和畫譜》卷20提供了簡要的線索：

字公炤，其先本錢塘人，後以章懿皇太后外家，得緣戚里，因以進至京師。仁宗召見於便殿，問其年，曰十三。質其學，則佔對雍容，因賜座與食。瑋下拜謝而止，舉止益可觀。於是仁宗奇之，顧左右引視宮中，繼宣諭尚兗國公主。瑋善作水墨畫，時時寓興則寫，興闌輒棄去，不欲人聞知，以是傳於世者絕少，士大夫亦不知瑋之能也。平生喜吟詩，才思敏妙。又能章草、飛白、散隸，皆爲仁祖所知。

可見，仁宗對駙馬的人選是經過了認真的考察的，而李瑋的表現也十分令人滿意，不僅應對得體，舉止可觀，而且富於才華，書、畫皆佳，只是爲人低調，不喜張揚，作品多隨興創作，做完就扔在一邊，是以作品流傳下來的很少，名氣也不大顯。

當然，仁宗之所以決定與李氏結親，不僅僅基於對李瑋人才的認可，更主要的其實是出於“親上加親”的情感需求和利益考量。按輩分，李瑋是福康公主的表叔，親屬關係是很近的。按照當代中國《婚姻法》的規定，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禁止結婚。李瑋和福康公主的關係剛剛超出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的範圍，因而即便放到今天也不違法，不過還是難免亂倫的嫌疑，所以在社會一般觀念上並不認可，現實生活中這種情況也很少見。

中國古代社會雖極爲重視倫理，卻推許此種“親上加親”的做法。至少，仁宗在爲福康公主指婚李氏時，他應該是非常滿意的。據仁宗朝大臣張方平的描述：

仁宗之仁周於萬物，而仁之所施常自親始，肆其眷待宗室，恩禮隆密，朝政之暇，佳辰令節，合族綴親，宴於內朝，如家人禮。

——《樂全集》卷38

仁宗得享“仁”的廟號，與其情感豐富、重視親情倫理是分不開的。綜觀仁宗一生，無論對宗親還是外戚，都是恩禮有加。由於未能盡孝於生母李太后於生前，仁宗一直耿耿於懷，是以對李家尤其照顧，不斷給舅舅李用和加官進爵，一直加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的頭銜。至此，猶嫌未足，於是纔有指婚李氏之事。對此種補償心理，《清平樂》有充分的表現，此不贅述。

嘉佑二年八月，兗國公主出降李瑋。仁宗不惜花費數十萬緡錢爲公主建造府邸，同時，指令禮官仿照古禮專門爲公主設計了隆重而典雅的皇家婚禮。和平常人家的爹爹一樣，仁宗此番嫁女也是不遺餘力了。

從仁宗爲福康公主賜婚李氏一事不難看出，即便貴爲公主，也難享婚姻自由。身爲皇帝的女兒，嫁給誰不由自己，而由君父說了算，要服從於君父的利益和意願。仁宗鍾愛福康公主，拒絕了遼國的和親提議，卻把她配給自己的表弟，覺得這是天作之合，殊不知已經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夜扣禁門

兗國公主爲了皇家的利益下嫁李瑋，可能一開始就是不情願的。因爲李瑋雖然有一副藝術家的靈魂，但是軀殼卻並不匹配，甚至有些寒酸。史書上明白記載，李瑋“貌陋性樸”。這是不是說李瑋很醜？想來應該不會太醜，否則仁宗也不會捨得把女兒嫁給他。只能說李瑋的相貌很一般，性格也拘謹，總之，與瀟灑風流不沾邊。所以，兗國公主非常不喜歡這個駙馬。看來，公主和她的爹爹仁宗一樣，是個標準的顏控。

好色是人之常情，但又是很多婚姻不幸福的起因。對於皇帝爹爹賜給自己的這個駙馬，兗國公主是半隻眼也瞧不上。史書上記載：“公主常傭奴視之”，並且連帶輕視駙馬的家人。此時的李家，家主李用和已去世多年，李瑋與兄長李璋分府別居，平日裏自家過自家日子，倒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李瑋的生母楊氏隨同李瑋、公主共同生活，婆媳關係十分不融洽，就這使得公主和李瑋本就不和諧的夫妻關係生出更多變數來。

還有一點不可忽視，在駙馬與公主夫妻交惡的過程中，公主身邊親信沒能正面引導和規勸，甚至還挑撥離間、推波助瀾。兗國公主出降時，身邊跟了一大幫隨侍人員，包括公主的乳母韓氏和以梁全一、梁懷吉、張承照爲首的一批內臣。史書上“韓氏復相離間”、“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一類的說法反映出這些人在公主的婚姻生活中發揮了很壞的作用，當然這也可能是曲筆，目的是通過卸責於下人，從而減輕公主的責任。但是不管怎麼說，公主夫妻、婆媳矛盾的集中爆發確實與梁懷吉等人有關。

嘉祐五年九月的某天晚上，秋涼初上，公主與家監梁懷吉於月下對酌這情景有沒有讓你聯想到《清平樂》中徽柔與懷吉的兩小無猜、心心相印？那畫面一定是極美的。

按照司馬光的說法，“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閣內，公主愛之”。這種愛未必是男女之愛，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基於長期陪伴而形成的類似於親情的感情。不過，在婆婆楊氏眼中，那場面一定是非常辣眼睛的，可又憚於公主之尊，不敢發作，只能忍氣吞聲，在一邊探頭探腦地偷窺。公主對楊氏的偷窺行爲非常惱怒，當場痛打了楊氏一頓，打完還不解氣，連夜敲開皇城門，跑到皇帝爹爹那裏去告狀。

看到寶貝女兒受了委屈，仁宗也很生氣。事後，李瑋“惶恐自劾”，狠作自我檢討。於是，仁宗下旨，將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降爲和州防禦使，讓他到外地任官。轉過天來，仁宗冷靜下來，免去了對李瑋降官的處罰，只罰銅三十斤，仍然留在京師。

然而，風波並沒有就此止息。兗國公主毆打婆母、夜闖禁門的新聞不脛而走，早已傳得朝野間沸沸揚揚。言官們的彈章很快就遞到了仁宗的御前，公主是皇帝的心頭肉，不好直接彈劾的，他們把炮火對準了皇城門的守衛和公主府的內臣。

右正言王陶、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人要求追究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守衛不嚴之責，仁宗沒有搭理。言官們還指出，公主府的內臣數量過多，其中頗有不守規矩儀制者，對公主的失範這些內臣難辭其咎。仁宗“不欲深究其罪”，只是下旨，縮減公主府內臣的人員編制，重新選拔一批老成持重的內臣到公主府任事，而之前的那批內臣通通被換掉，梁懷吉被“分流”到西京灑掃班。此外，公主乳母韓氏也被查出來有監守自盜行爲，被削去了“昌黎郡君”的封號。

身邊親信被驅逐後，公主的精神狀態一落千丈，一會兒要自盡，一會兒要縱火焚屋，顯是受了極大的刺激。仁宗不忍心，於是將梁懷吉等人又召回公主府。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人堅決反對仁宗的召回決定。司馬光不客氣地指出：

“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稚，

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

所以，應當嚴格遴選公主身邊的侍從，而梁懷吉等人恰是反面的樣板，“此二人向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他還舉太宗處罰兗王乳母和齊國大長公主謙恭率禮的故事，建議“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仁宗不予理會。

令人擔憂的是，公主對駙馬李瑋始終愛不起來，甚至可以說充滿了厭惡。夜扣宮門事件之後，公主雖然又回到了公主府，但是動不動就要尋死覓活，夫妻關係已經名存實亡。公主的生母苗賢妃想結束公主這段不死不活的婚姻，於是與宮中好姐妹俞充儀商量，派遣內臣王務滋到駙馬府任總管，實則是伺察駙馬的過錯，可是李瑋行事謹慎，始終沒讓王務滋抓到把柄。王務滋沒轍，向苗、俞二妃建議：“只要皇帝下一道聖旨，務滋拿一杯巵酒就把這事兒了結了。”苗、俞請示仁宗，仁宗不置可否。過了幾天，仁宗和曹皇后同坐，俞充儀又提出了這個建議，結果被曹皇后否決。

就這樣折騰了一年多，至嘉祐七年二月，仁宗終於決定讓公主和駙馬正式分居，兗國公主搬入禁中，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內臣梁懷吉勒歸內侍省。李瑋之兄李璋上書仁宗，請求解除李瑋和公主的婚姻關係，仁宗有意批准。在此過程中，朝臣頗有異議。

御史傅堯俞上疏說：“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司馬光亦上書：“瑋既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爲了平息物議，仁宗於三月下詔，將公主的封號由兗國降爲沂國，改李瑋建州觀察使，免去駙馬都尉的頭銜，依舊知衛州，還多次派人犒賞李氏，賜李瑋金二百兩，撫慰他說：“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

公主之死

“強扭的瓜不甜。”在今天，這已是廣爲大衆認可的婚戀原則。可是，在傳統型社會，人們對這一樸素的原理似乎還沒有充分的體認。以現代視角來看，福康公主和李瑋的婚姻中，誰對誰錯可以不論，既已不相安諧，離婚對於雙方當事人都是一種解脫，未嘗不是很好的選擇。然而，在仁宗這個慈父的心中，愛女的婚姻失敗始終是需要盡力彌補的遺憾。於是，在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之際，仁宗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讓兗國公主和李瑋復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7載：

十一月己巳，進封沂國公主爲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瑋改安州觀察使，復爲駙馬都尉。

轉過年來的三月，仁宗就駕崩了，而岐國公主則重新陷入婚姻的泥沼。此後的幾年，婚姻的痛苦一如往常，而慈父不在，公主再沒有了御前哭訴的機會，就這樣在煎熬和苦悶中早早地走向了生命的終點。宋神宗熙寧三年正月九日，楚國長公主薨，享年三十三歲。

據說，臨終前的公主衣服飲食藥物多有短缺，似乎受到了李瑋的虐待，以致衣服上長了蝨子，由於沒有下人侍奉，自己動手取炭生火，還燙傷了臉。神宗痛惜姑母早亡和晚景的淒涼，以“奉主無狀”爲由將李瑋貶爲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不過，李瑋後來遇赦還朝，一直活到宋哲宗元祐八年。

作爲世間最尊貴的女子，爲何得不到想要的幸福？卻要被困在婚姻的牢籠中苦苦掙扎？不少人受小說的影響，認爲是砸缸的司馬光“砸”了公主的幸福。對此，司馬光是不會認賬的，在司馬光等士大夫看來，“不睦之咎皆由公主”。而在朝廷降封沂國公主的制書中，則將“閨門失歡”的原因歸結爲“保傅無狀”。

那麼，這場人間悲劇到底誰司其咎？劇中，仁宗有感於姑母魏國大長公主遇人不淑，發誓一定要給女兒徽柔選一個疼她愛她的好丈夫，哪知事與願違，竟似冥冥中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決定了公主婚姻悲劇的宿命。那麼，這股看不見的力量到底是什麼？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造成福康公主婚姻不幸的諸多因素中，公主的性格缺陷是不可忽視的主觀原因。古語有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此乃物之常理，人情亦然。從史籍所述福康公主毆打婆母、夜扣禁門、以死邀君諸般表現來看，其性格中任性使氣、魯莽衝動、偏執狂躁的成份顯而易見，甚至有精神障礙的跡象。

當然，此種性格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後天的教育和環境決定的。司馬光指責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公主自幼錦衣玉食，頤指氣使慣了，很容易養成自私、狹隘的性格，不懂得隱忍和退讓，更不懂得“夫爲妻綱”的禮法社會中女子守柔的道理。

當然，把板子都打在福康公主身上是不公平的。實際上，即便公主性格柔和，溫良恭儉讓，很大概率也是不會幸福的。太宗第七女齊國大長公主謙恭知禮、謹守婦道，駙馬李遵勖卻與公主乳母通姦，公主只能睜一眼閉一眼，採佛繫心態，最終熬死駙馬才得解脫。

福康公主的妹妹永壽公主生性節儉自律，“於池臺苑囿一無所增飭”，然而駙馬曹詩風流放蕩，“數以帷簿不謹，浼撓大主，致悒怏成疾”，公主生病了也得不到及時醫治，致使公主二十四歲就含恨而終。

英宗第二女寶安公主性格寬和，事婆母盡孝，中外稱賢，駙馬王詵卻“不矜細行，至與妾奸主旁”，小妾甚至囂張到當面辱罵公主，最終公主被活活氣死，享年僅三十歲。所以，福康公主的性格缺陷並非她婚姻悲劇的根本原因。作爲特殊羣體的公主，其婚姻的不幸福具有某種必然性，背後起作用的是制度和文化的力量。

“三綱五常”起自中國古人對宗法原則的理論概括，卻被宣稱爲與天地同久的“道”。“三綱”中，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任何一條都是宗法社會特定領域的最高準則，是無可置疑的金規鐵律。然而，在特殊情境下，三條原則卻可能彼此衝突，發生孰主孰次、孰先孰後的問題。如兒子當了皇帝，老子尚健在，誰當拜誰？這就是君爲臣綱和父爲子綱在打架。打架的結果是君爲臣綱佔了上風，於是，劉家太公要爲已登九五之尊的劉邦“擁彗卻行”，以示臣子之恭。

而君爲臣綱和夫爲妻綱的參差牴牾則比較明顯地體現在公主的婚姻中。公主是皇家血脈，代表了君權，所以，駙馬被稱爲“尚主”、“奉主”，反映出二者君與臣的關係。在此意義上，駙馬應當唯公主馬首是瞻。另一方面，駙馬是丈夫，公主是妻子，二人又當遵循夫唱婦隨的原則，公主應該雌伏柔順，聽命於駙馬。君爲臣綱和夫爲妻綱就是兩條無形的繩索，捆縛着公主和駙馬，向兩個相反的方向用力撕扯。富麗堂皇的公主府就是君權和夫權的角鬥場，一日百戰，勢如水火。試問在此情境之下，夫妻關係又如何能夠做到和諧融洽、相敬如賓？

當然，如果公主主動退讓，不擺出一副主子的架子，對駙馬做小伏低，倒是未嘗不可以相安無事，齊國大長公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大長公主下嫁李遵勖，按照太宗、真宗定下的規矩，駙馬“升行”，以祖爲父，公主成了公公婆婆平輩之人，不必對他們行卑對尊之禮。然而，公主卻沒管這些規矩，當駙馬之父生辰之際，仍然堅持以子媳之禮拜賀，贏得當時上下一片好評。

史書上沒有明白記載福康公主出降李家後李瑋是否升行，但在《清平樂》劇中，確是升行制度激化了婆媳間的矛盾，楊氏擺出家姑的姿態要教訓徽柔，徽柔怒斥：“什麼家姑？敢與我父母平起平坐？再教阿嫂一遍規矩。”楊氏則回懟：“什麼糊塗的規矩，皇家的規矩是多，那能大過天理人倫？”想來，在那樣一個時代，楊氏的觀點才代表了主流的價值觀。於是，到了神宗時，乾脆廢止了“升行”制度，貌似強大的君權在更爲強固的夫權面前終於低下了高傲的頭顱。

由此可見，從根源上講，正是皇權和夫權的鬥爭決定了公主悲劇的宿命。歷朝歷代那些高傲的公主們，自覺有皇權的加持，便可以挑戰夫權，實在是高估了皇權的魔力，也低估了夫權的強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康公主的不幸婚姻不僅具有審美價值，更具有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