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占据一定数量。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蒙汉人民之间了解相互的文化、习俗至关重要，对于民族之间的和谐融洽相处有着积极意义。

一般地说，翻译机构大都由各少数民族的翻译家们翻译汉族的东西，让少数民族了解汉民族，很少有少数民族的作品被译成汉文。汉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汉民族的学者、记者们所记录和拍摄的一些所谓的民族的东西，是皮毛。少数民族的文化精髓，那些生动的细节，那些由语言、色彩、器物等元素构成的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很少被介绍到其他民族那里。这样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对少数民族而言则是极大的遗憾。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人开始做出改变。他本来是一位高举马刀的英俊的骑兵军官，却挥动起笔杆子，把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蒙古民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一本又一本地推出，做了一件中国文坛和蒙古文坛先所未有的，但又极其重要的伟业。他就是那顺德力格尔。

著名蒙译汉翻译家、蒙古文化学者那顺德力格尔（1929.3—2019.11）

那顺德力格尔的举动出人意料，他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建立一个机构。经过无数次奔波，终于在1987年成立了一个从事“蒙译汉”工作的“昭乌达译书社”。这是内蒙古地区，恐怕也是全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它既不是翻译局，也不是出版社，立志于翻译、搜集、整理、出版蒙古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非盈利、公益性民间机构。在那顺德力格尔的领导下，这个译书社先后推出了煌煌十二本书，基本涵盖了蒙古族自有文学创作以来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各种文学形式的精品，年代跨越从蒙古草创直至中国改革开放。

不要小看这几百万字的几本书，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壮举。这个译书社只有三个人的编制，社长是那顺德力格尔，两个兵的名字叫朵日娜和朝包。“昭乌达”来自于赤峰市的原名“昭乌达盟”， 他们默默从事着可载入史册的蒙古文化的大事。

1962年，那顺德力格尔获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学习使用蒙文蒙语一等奖”

译书社成立后，出版了《蒙古族情歌选》《蒙古族民间故事选》《蒙古族诗词选》等三本书，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0年，市里批准了三个人的编制。译书社主要靠广大的社会力量，靠着热心于民族文化的人们。译书社的一个高峰标志就是所编译的三套文丛：

《苍狼文丛——北中国情谣·马背上的柔情·黄金家族的守望》；

《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丛书——静谧的秋夜·母亲的歌声·遥远的草原》；

《白鹿文丛——戈壁胡杨·雪中之花·远处的星光》等一共九本书。分别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出版。它们的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蒙古族的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乌云其木格先后出席和接见了那顺德力格尔，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们也出席会议，表示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夫妇与那顺德力格尔（右一）合影

这三套书里收录了13世纪至现代的342位作家的作品580篇，共300万字，包括了黄金史诗《成吉思汗训辞》、历史传说《满都海斯钦夫人》、尹湛纳希的《白云》以及近现代作家们的作品。作家涵盖了内蒙古、新疆、台湾、蒙古国、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等蒙古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著名诗人牛汉为其中的一本书作序说：

蒙古人的情愫，只能由蒙古人来倾吐。

成吉思汗的马队席卷欧亚是事实，而蒙古人在文学天地里创制佳词丽章也是事实。后者恰好反映出这个民族全方位和深层次的风貌。

除了文学价值外，它自然具备了历史的、民俗的及文献的价值。这不仅开阔了视野，也可扭转某些偏见。

那顺德力格尔主编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选，共12卷，由蒙古文译成汉文正式出版

我们常说，文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时期的百科全书。对于游牧着而又缺乏文字记载的蒙古民族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给了人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人们读出，原来这个民族不止是金戈铁马，还有柔情似水，还有悲喜恩怨、生离死别、鞍马茶酒、怀乡爱家的幕幕人生。

那顺德力格尔说，这些蒙古族文学精品的出版，还只是开始。我们的计划是近期内再出版一套丛书，包括《经典故事》《叙事民歌》《祝词颂词》等。事实上，他的翻译生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

这位老骑兵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朝鲁吐镇胡四台村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家庭，祖系是台吉，可与圣祖成吉思汗挂钩。他先是读了私塾，后入官方学校，学过蒙古、汉、满、日语，1947年参军，此后在内蒙古骑兵第二师十三团、六团、八团等任干事。建国后在昭乌达军分区、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编译处、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昭乌达报》社、内蒙古科技出版社等单位从事编辑、翻译等工作。除了解放前两年多冲锋陷阵外，他基本上是个“文化骑兵”。而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比他直接砍杀肉体的敌人更有意义。

2017年，那顺德力格尔在克什克腾草原

那顺德力格尔曾回忆道：

我参军进入骑兵二师，那时我是青年团员，所以当了班长，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好特老就在我那个班。开会时他叫我班长，散了会我叫他叔叔。那时上级让我们学习蒙古语文，我们全师里除了一位汉族兽医外全都是蒙古族。

1948年10月的一天，我们帮着老乡收割完庄稼，突然接到命令紧急集合并且交出子弹枪支，交得特别认真，连长挨个检查。然后到葛根庙（今属乌兰浩特）西面的山坡上朝山上坐着，不许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天快黑时，来了两辆苏联吉普车，十几个人拿着卡宾枪，这个武器先进极了，让我们好羡慕。车上下来一个高个子讲话，讲了十来分钟，我们一句也没听懂。我们师政治部主任巴图（后来任内蒙古大学校长）给我们“翻译”说，这是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刚才说的意思是让我们参加辽沈战役。第二天我们就上了火车，也不说去哪里，一个排一个闷罐，马匹在敞车上，整个二师都走了。

1954年，那顺德力格尔与新婚妻子乌云高娃在昭乌达盟政府驻地林东镇

第二天半夜到了长春附近的黑林镇，才知道要围困国民党郑洞国的十万军队。围困他们时，我们每天举着马刀游走，离长春城有十来里路吧。就是给他们看，起到威慑作用。他们的士兵传说蒙古兵割耳朵、挖眼睛。直到1950年我们参加国庆阅兵式驻在北京清河时，当地百姓还传说这些事，对我们有戒备。

骑兵的特点是目标大，白天走很危险。国民党的飞机一来扫射，我们就死二三十个人，只好改在夜里走。那是11月末，我们还穿着单衣，夜里披着棉毯子行军。还冷，就牵着马跑。驻扎后就找吃的，把马藏好，还得找马料。百姓们大都跑了，他们听说“共产共妻，蒙古人挖眼睛”等等。我们又冷又饿，那滋味比打仗还难受。

我们都不会讲汉语。每个排安排一个蒙古贞（今辽宁阜新）籍的战士当翻译。别人不许跟百姓对话。有一次我们弄到一些高粱米煮了，但是没有笊篱。让战士去借，战士说成借“叫驴”，人家说，叫驴在碾房里呢。其实笊篱就在墙上挂着呢，战士心里不高兴，嘟囔说这个人肯定是地主富农婆，那顿饭到底给煮糊了。事后讲清楚了，大家都快笑死了。那时的纪律就这么严。

1955年，胸佩解放军徽章的那顺德力格尔和妻子乌云高娃与祖父祖母合影

那时我们都年轻，想女人，也怕女人。为什么？假如有个百姓家的女人蹭了你一下，结果就成了“调戏妇女”。全团集合，团长一句话“调戏妇女了”，立马就被枪毙！谁还敢碰妇女？

有一次我在通辽市开鲁县驻防时住在老乡家，我们睡里屋，外屋是老头、老婆和儿媳妇。那时我是连里的文化教员，白天很累，晚上就睡得很死。夜里出来小便后回去时找不到自己的铺位，就挤在老头的身边睡了。还好，老头除了说我“没怀好意，但也没祸害人”外，没有对外张扬此事，否则我就死定了。那时候，整个四野都这么严格。

打沈阳时，我们尖兵班12个人，骑着白马，胳膊上系着白毛巾，怕互相误伤。一个炮弹飞来，12个人顿时被炸飞了！尸体和残肢挂在电线杆上，那情景吓死人。团参谋长邰喜德（后来当选为全国战斗英雄）马上说：“换12个人上！”还有一次战斗，有个重伤员要吃粥，我们凑了点小米，在日本钢盔里煮了点粥，他只喝了一口就咽气了。我刚哭，连长说：“别哭！都哭了谁还能打仗？”

1962年，那顺德力格尔与女儿额尔根塔娜、儿子原野参加声援古巴示威游行

保和屯战斗，有的战士牺牲了，马也惊了，跑没了。但事后马还走回来，挨个闻尸体找主人，嘶鸣着，那真让人揪心呐！我的马跟我特好，没事时就跟我贴脸，一人多高的墙它一跳就能过去。那时说抗美援朝伤亡大，不让少数民族部队去朝鲜，让我们把战马捐出去，就这样我和我的无言的战友分别了。为此我哭了好几天！

骑兵可辛苦了。白天我们背着枪颠一天，夏天时枪把脊梁骨都磨烂了。战马受伤了，轻的带走，重的只好丢弃。尤其在战败撤退时，连重伤员都得扔。打四平太艰苦了。双方死的人都有一房高，堆在工事旁边，炮弹声把附近百姓的玻璃都震碎了。战士们困得就在炮声中打盹儿。但是这些我们都挺过来了。“文革”却把我们这些人彻底整垮了。

参军初期，那顺德力格尔就在部队里翻译了《云泽的历史》，云泽是乌兰夫的原名，因为东部蒙古地区那时不太了解这位不会讲蒙古语的西部蒙古族领导者，所以，有必要让大家了解。那顺德力格尔给师里办的小报《铁骑报》供稿，也给内蒙古军区的《战土报》《内蒙古日报》等投稿。1958 年转业后到了内蒙古统计局做秘书和翻译，这个时期他翻译出版了《人民公社统计教材》《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均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还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松树的风格》《学哲学，用哲学》《内蒙古光辉的十三年》；还有《穿山过海跨沙漠》（儿童文学）等，以上的汉译蒙作品集均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那个时期我们民族语文翻译界的基本状况：汉文书籍有什么，我们就翻译什么。此后，那顺德力格尔的工作有了变化。

昭乌达译书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选编》首发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以及中国作协新老领导金炳华、翟泰丰、陈建功、吉狄马加等出席会议。

“文革”后，那顺德力格尔强忍着被打致残的痛苦，重新拿起笔来继续翻译。这个时候他的重点是把蒙古文译成汉文。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

《成吉思汗的故事》，《百柳》杂志连载，那顺德力格尔主译；

《喀喇沁婚礼》，群众出版社出版；

《昭乌达民歌》，内蒙古科技出版社出版，那顺德力格尔主译；

《小喇嘛降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那顺德力格尔主译；

《蒙古族情歌选》，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那顺德力格尔主编；

《蒙古族民间故事选》，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那顺德力格尔主译；

《蒙古族诗词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那顺德力格尔主编；

在前面提到的三套九本书中，那顺德力格尔均是主编。

昭乌达译书社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集。一家民间机构编译出版几百万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和蒙古族文学史上开创首例。

鉴于那顺德力格尔在办报、翻译等方面的突出贡献，1962 年他就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全自治区唯一的“学习使用蒙文蒙语一等奖”。但是，所有的成就和荣誉都抵不过“文革”的席卷。

那顺德力格尔有一个优秀的儿子：作家鲍尔吉·原野。

原野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他敬爱的父亲，谈到“文革”时尤其撕心裂肺。经过了“文革”的“洗礼”——那真是用鲜血“洗”呀！蒙古民族的许多精英被洗掉了，一部分人也被洗怕了，许多人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原野说：

1969年的时候，我爸被抓起来了，说我爸是“内人党”骨干分子，由昭乌达报社军宣队指派的16个打手搞车轮战，吊打了15个昼夜！原来他身体好，转业军人，吊他、用三角带或带钉子的木板打。中间松绑一下，给他吃点棒子面条，给他喝点凉水，怕他饿死。弄不到材料，用尽了各种刑具。这都不是我爸说的，我听我爸一个同事，后来也是我们赤峰广播电台的人说的。说那板子往后背一呼（打），墙上崩的都是血肉沫子。就那么打他。但也没打死他，后来把他打疯了。我查过精神病方面的一些书，这个病也有一些外伤性的原因，主要就是长时间暴力摧残，致人突然发疯，精神分裂了。那些人知道他疯了，就把他关到报社自设的监狱里。

我爸自知不行了，想见他奶奶，就是我tietie （太奶奶）。造反派不让他见，说只要你坦白，咋着都行，坦白了现在就放你。那时候叫“宽严大会”，隔一段开大会当场释放一个人，当场五花大绑抓一个人。只要你交待了谁谁是你同伙，立刻给这个人松绑，把被检举的人当场抓进来，这叫宽严大会，非常恐怖。我爸他一直不承认他是“内人党”，他说我是共产党。他非常想念他的祖母，想回家去看看。那时候有个所谓“感化政策”，最后他被押着回家见到了奶奶。

那顺德力格尔（左一）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合影，右一为作家扎拉嘎乎

那时候我在场，印象非常深。我爸被几个工人学生打手押着，还有他们报社的一个人。到家之后，我爸见着我们不说话，没有表情，他看着我tietie，也没有表情，坐在炕边上，我tietie也不吱声。工宣队那几个人也站那，我当时看他，脑袋特别大，实际是肿了，白，就是那种惨白，目光失神。他脚上穿个尼龙丝袜子，袜子的头勒到肉里去了，实际是腿肿了，它箍进去了。后来他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耳朵里边后边都有血嘎巴，我一瞅啊，他的脸是新洗过的，因为一块是黑的，一块是白的。后来他用汉语说：奶奶，我没事，你放心吧，你要相信党的政策，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革命群众。

我tietie听不懂汉语，我估计她也可能听懂点儿汉语，但是她拒绝，她一辈子一句汉语都不说，就连个“你，吃饭”她都不说，她从来不说，永远不说。她肯定能听懂了的，但不说话。后来工宣队的人提议说，那顺德力格尔你可以用蒙古语说，因为那时在场有一个蒙古人，他可以监听嘛，然后我爸用蒙古语说：奶奶你别担心，你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重复说了四五遍之后他就走了，别的什么也不能说。他走了之后，我tietie 立刻就追出去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她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孙子活不成了。我爸在那里边被打得挺不住自杀过三次，有一次是撞门，撞在朝里开的门上，连门框都给撞出去了！后来我tietie回哲盟老家了，回家就死了，想孙子了，窝囊死的，她想我爸。

那顺德力格尔与诗人席慕蓉

尽管有些人不想提这些事，但如果一个民族的忘性大那将是个可怕的事情，即使这一茬人都消失了，这些刻骨铭心的伤痛仍然会以各种方式被记录下来，警醒后人。

原野继续回忆他的父亲。

我父亲当骑兵时，参加过攻打沈阳和四平等地的战斗。我对他的战争经历缺乏浓厚的了解愿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叙述一场战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原来以为他被战争吓着了。后来在书中读到一位军事家的分析：“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不可能说清这场战斗，包括指挥员在内。”这情形如同在一场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殴斗中，当事人无法描述当时的状态一样。换句话说，在对于战争的描写之中充满了谎言。也就是当有人把战斗的细节弄成一种逻辑的顺序时，勉强之中也包含了假。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父亲对战争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由片段剪接，也可以说富有诗意。譬如说，1949年开国大典的检阅之前，他们住在清华大学附近。居民中迅速传布着恐惧的流言：“蒙古鞑子来了”。而这些佩戴解放军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观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致的肉包子。“我们，”我父亲话锋一转，“走到彰武一带时（时间已回溯到1948年），半夜行军，用日本毯子包着脑袋，冻得受不了。白天进了村里，就把毯子垫在马鞍子上，入冬了还穿着单袄还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土匪呢（呢的读音为妮），嗨嗨！”

1949年10月1日，那顺德力格尔与所在内蒙古骑兵白马团官兵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

许多年之后，当我父亲用自己的双足而不是马蹄行走于沈阳的街头时，肯定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背驼得厉害，走路时努力抬着头。前几天下雪，我在雪地里背考试题。他见到我，离很远就脱下大衣给我，我说“不用”。他的身影一闪两闪在楼前的丛林里消逝了，手里捧着给我女儿买的小食品。他也忘记了马。新中国把他带入城市，也带入各种政治漩涡，他由此开始的挣扎只是被巨浪愈抛愈远，幸免于难的原因只在于命大。在一艘掀翻于海上的船上，能够同风浪搏斗从而爬上岸或岛上的水手，总是极少数人。然而这些幸免者一下子全都衰老了，他们从上苍手里撕扯自己的生命之衫，当布衫被夺回时，也被老天爷撕得褴褛。在政治海难中，诚实总要触礁，卑鄙本身就是救生圈。因此，人们面对诚实的幸存者总要惊呆。后来的这些对于骑兵太陌生了，骑兵是冲锋或静立的人生。就杀人的方式而言，骑兵比步兵更直接也更令人战颤。步兵用子弹远远地把对手胸膛射穿，骑兵用马刀将敌人砍倒。炮兵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们手装的炮弹在几里或十几里外轰然爆炸，村子、庄稼或人都慑服于一瞬的震动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

2017年，那顺德力格尔在赤峰市新城区阳光小区

骑兵退出了历史舞台。我父亲也离开了社会主流，而他在战争年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士兵。然而，无论他当年茫然也罢，蛮勇也罢，一种骑兵式的行为已在他心里定势，做什么事都要冲锋。譬如，翻译和出版几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书稿。首先这种冲锋的心理定势就使人不得安生。

不久前，我父亲来到我在沈阳的家里，吃到一种叫“红富士”的苹果，他认真地吃过之后，告诉我：“唔，好吃。” 我眨着眼睛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这岂止是“好吃”，时下的歌舞厅、卡迪拉克、把头发染成红色的女人、电脑绘画和彪马运动鞋等等，怎么能向这位老骑兵说得清楚呢？

2019年3月12日，那顺德力格尔在赤峰市新城区“蒙古贵族”酒店度过91岁生日

我曾接到那顺德力格尔先生的一封信，字体苍劲，工整大气，带有一丝颤抖。我想，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字体就应该是这样。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用左手写的！

那顺德力格尔回忆道:

“文革”时我是内蒙古《昭乌达报》（今《赤峰日报》）蒙文版负责人，顶多是个副处级，但受的罪比副省级还多。挖“内人党”时说我是“内人党报的总编辑”。“文革”前，这个报纸是周三刊，我努力把它变成周六刊，多发自采稿，当时的一位盟政府领导说我办了一件好事，结果我和那位领导在“文革”中都倒霉了。

别的省市里没有“内人党”问题。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不相信我们？不明白。把我关了三个月，打了15个昼夜，要我交待，写材料。我如果承认自己是内人党的话，我的子女将来一辈子都背黑锅。就这样不知昏死过多少次。醒过来之后才发现内衣都箍到肉里去了。打得肝下垂，腰椎骨折三节，精神分裂，说胡话。昏迷中我说蒙古语，他们认为那是在骂造反派，打得更厉害了。一个叫桑布的人替我解释，也被弄走了。造反派说我是硬骨头，“别人没打就招供了，那顺德力格尔打了15天也没招。”

那顺德力格尔和夫人乌云高娃在克什克腾草原

回了家我成了傻子：你回来了？不。吃饭吗？不。1969年7月才放我。我儿子女儿带我到沈阳和北京治病，居然给治好了。那些造反派是工宣队、军宣队的，还有报社的人员。“文革”后他们有的升了，有的被处理了，但只处理了打手，没处理指挥者。那些人始终认为自己是执行了革命路线，没人忏悔。落实政策时给我定了个“全残”。

我受了15个昼夜的酷刑，至今不能弯腰，脑外伤引起的精神分裂症使我随时可能昏倒。解放出来以后，我在儿子原野的帮助下，开始翻译工作。1980年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来电话，说我翻译的《小喇嘛降妖》要出版了，请我去一下。我听了那个高兴！寒冬出门没多穿衣裳，一下火车脑血管就出了问题，昏倒后手脚都冻坏了。人家把我抬到医院，小护士不懂，把我的右手直接放进热水里，插进多少就烂多少，五个手指头全掉了！

我只好用左手写字，一天只能写30个字，后来发展到一天可以写2000字了。但这样总是觉得不太对劲，我干脆用右手写。用掌心握住一支软笔，慢慢写。

那顺德力格尔蒙文书法作品

我经常在家祭祖，一到过年过节就领着儿孙们给成吉思汗像磕头、敬酒，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当兵时奶奶给了我一个佛像挂在脖子上，但指导员不让我戴，我只好藏在马棚里的砖缝里，对着佛像说，本来我是想供您的，但是指导员不让……

我搞译书社也不是突发奇想。1926年，蒙古族教育家、出版家克兴额先生在奉天（沈阳）创办“东蒙书局”，与诺勒格日扎布、业喜海顺、寿明阿、拉喜僧格等人一道，出版了《智慧钥匙》《成吉思汗赞颂》《宝贝经》《心鉴》《蒙古文法要理明鉴》《公尼召活佛箴言诗》等几十种图书。还承担了设在沈阳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的蒙古文教材编印。1931年日军侵华后被迫关闭。短短的几年间为蒙古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培养了一批人才。

2018年，那顺德力格尔全家合影

这其中的一些人还是我的亲戚。我现在做这个译书社，也是“东蒙书局”的一种延续。难度还是很大的。开始时我们没钱，我的翻译底子也不行，就找同行帮助，找领导支持，专家给稿子。要钱，要舆论支持，来北京办事住地下室。战术上搞“一点两面三三制”，一点是自己去攻，两面是找熟悉市领导的人去迂回，三三制是正面和左右侧面攻——整个是从四野作战战术里学来的。

每个翻译者都没有稿费，只有一块巴林石做纪念。他们也都不计较。所以我一定要继续干下去。我们准备出的还有《敖包文丛》系列，包括民间故事精品、祝词赞词等。

赤峰市新城区大板路街头花园，那顺德力格尔最喜欢休憩的地方，摄于2019年6月14日

这位手残心不残的老兵，最关心的就是像“文革”、挖“内人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再也不要重演。“要交流，民族之间要交流，才能安定团结。文化交流就是其中一种。我们蒙古族的文学里没有唯利是图的东西，但艺术质量还不能说很高，所以我们每一个蒙古人都要努力。”

文字来源于《蒙古写意·当代人物卷三》（2007年8月出版）

作者：巴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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