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民佔據一定數量。正所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蒙漢人民之間瞭解相互的文化、習俗至關重要，對於民族之間的和諧融洽相處有着積極意義。

一般地說，翻譯機構大都由各少數民族的翻譯家們翻譯漢族的東西，讓少數民族瞭解漢民族，很少有少數民族的作品被譯成漢文。漢民族對其他少數民族的瞭解大都是通過漢民族的學者、記者們所記錄和拍攝的一些所謂的民族的東西，是皮毛。少數民族的文化精髓，那些生動的細節，那些由語言、色彩、器物等元素構成的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很少被介紹到其他民族那裏。這樣的交流是不對等的，對少數民族而言則是極大的遺憾。

面對這樣的情況，有一個人開始做出改變。他本來是一位高舉馬刀的英俊的騎兵軍官，卻揮動起筆桿子，把分散於世界各地的蒙古民族的優秀的文學作品翻譯成漢文，一本又一本地推出，做了一件中國文壇和蒙古文壇先所未有的，但又極其重要的偉業。他就是那順德力格爾。

著名蒙譯漢翻譯家、蒙古文化學者那順德力格爾（1929.3—2019.11）

那順德力格爾的舉動出人意料，他不知怎麼的就想到了建立一個機構。經過無數次奔波，終於在1987年成立了一個從事“蒙譯漢”工作的“昭烏達譯書社”。這是內蒙古地區，恐怕也是全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民間翻譯出版機構。它既不是翻譯局，也不是出版社，立志於翻譯、蒐集、整理、出版蒙古民族優秀文學作品的非盈利、公益性民間機構。在那順德力格爾的領導下，這個譯書社先後推出了煌煌十二本書，基本涵蓋了蒙古族自有文學創作以來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評論等各種文學形式的精品，年代跨越從蒙古草創直至中國改革開放。

不要小看這幾百萬字的幾本書，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壯舉。這個譯書社只有三個人的編制，社長是那順德力格爾，兩個兵的名字叫朵日娜和朝包。“昭烏達”來自於赤峯市的原名“昭烏達盟”， 他們默默從事着可載入史冊的蒙古文化的大事。

1962年，那順德力格爾獲內蒙古自治區唯一的“學習使用蒙文蒙語一等獎”

譯書社成立後，出版了《蒙古族情歌選》《蒙古族民間故事選》《蒙古族詩詞選》等三本書，引起了社會的關注。1990年，市裏批准了三個人的編制。譯書社主要靠廣大的社會力量，靠着熱心於民族文化的人們。譯書社的一個高峯標誌就是所編譯的三套文叢：

《蒼狼文叢——北中國情謠·馬背上的柔情·黃金家族的守望》；

《新時期蒙古族文學叢書——靜謐的秋夜·母親的歌聲·遙遠的草原》；

《白鹿文叢——戈壁胡楊·雪中之花·遠處的星光》等一共九本書。分別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出版。它們的出版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蒙古族的兩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烏雲其木格先後出席和接見了那順德力格爾，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們也出席會議，表示對此項工作高度重視。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布赫夫婦與那順德力格爾（右一）合影

這三套書裏收錄了13世紀至現代的342位作家的作品580篇，共300萬字，包括了黃金史詩《成吉思汗訓辭》、歷史傳說《滿都海斯欽夫人》、尹湛納希的《白雲》以及近現代作家們的作品。作家涵蓋了內蒙古、新疆、臺灣、蒙古國、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等蒙古人聚集的國家和地區。著名詩人牛漢爲其中的一本書作序說：

蒙古人的情愫，只能由蒙古人來傾吐。

成吉思汗的馬隊席捲歐亞是事實，而蒙古人在文學天地裏創制佳詞麗章也是事實。後者恰好反映出這個民族全方位和深層次的風貌。

除了文學價值外，它自然具備了歷史的、民俗的及文獻的價值。這不僅開闊了視野，也可扭轉某些偏見。

那順德力格爾主編歷代蒙古族文學作品選，共12卷，由蒙古文譯成漢文正式出版

我們常說，文學是一個民族一個歷史時期的百科全書。對於遊牧着而又缺乏文字記載的蒙古民族來說，這些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給了人們一個難得的機會，讓人們讀出，原來這個民族不止是金戈鐵馬，還有柔情似水，還有悲喜恩怨、生離死別、鞍馬茶酒、懷鄉愛家的幕幕人生。

那順德力格爾說，這些蒙古族文學精品的出版，還只是開始。我們的計劃是近期內再出版一套叢書，包括《經典故事》《敘事民歌》《祝詞頌詞》等。事實上，他的翻譯生涯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開始了。

這位老騎兵1929年出生於內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後旗朝魯吐鎮胡四臺村一個沒落的蒙古貴族家庭，祖系是臺吉，可與聖祖成吉思汗掛鉤。他先是讀了私塾，後入官方學校，學過蒙古、漢、滿、日語，1947年參軍，此後在內蒙古騎兵第二師十三團、六團、八團等任幹事。建國後在昭烏達軍分區、內蒙古軍區政治部編譯處、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昭烏達報》社、內蒙古科技出版社等單位從事編輯、翻譯等工作。除了解放前兩年多衝鋒陷陣外，他基本上是個“文化騎兵”。而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比他直接砍殺肉體的敵人更有意義。

2017年，那順德力格爾在克什克騰草原

那順德力格爾曾回憶道：

我參軍進入騎兵二師，那時我是青年團員，所以當了班長，全國著名的戰鬥英雄好特老就在我那個班。開會時他叫我班長，散了會我叫他叔叔。那時上級讓我們學習蒙古語文，我們全師裏除了一位漢族獸醫外全都是蒙古族。

1948年10月的一天，我們幫着老鄉收割完莊稼，突然接到命令緊急集合並且交出子彈槍支，交得特別認真，連長挨個檢查。然後到葛根廟（今屬烏蘭浩特）西面的山坡上朝山上坐着，不許動。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天快黑時，來了兩輛蘇聯吉普車，十幾個人拿着卡賓槍，這個武器先進極了，讓我們好羨慕。車上下來一個高個子講話，講了十來分鐘，我們一句也沒聽懂。我們師政治部主任巴圖（後來任內蒙古大學校長）給我們“翻譯”說，這是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同志，剛纔說的意思是讓我們參加遼瀋戰役。第二天我們就上了火車，也不說去哪裏，一個排一個悶罐，馬匹在敞車上，整個二師都走了。

1954年，那順德力格爾與新婚妻子烏雲高娃在昭烏達盟政府駐地林東鎮

第二天半夜到了長春附近的黑林鎮，才知道要圍困國民黨鄭洞國的十萬軍隊。圍困他們時，我們每天舉着馬刀遊走，離長春城有十來里路吧。就是給他們看，起到威懾作用。他們的士兵傳說蒙古兵割耳朵、挖眼睛。直到1950年我們參加國慶閱兵式駐在北京清河時，當地百姓還傳說這些事，對我們有戒備。

騎兵的特點是目標大，白天走很危險。國民黨的飛機一來掃射，我們就死二三十個人，只好改在夜裏走。那是11月末，我們還穿着單衣，夜裏披着棉毯子行軍。還冷，就牽着馬跑。駐紮後就找喫的，把馬藏好，還得找馬料。百姓們大都跑了，他們聽說“共產共妻，蒙古人挖眼睛”等等。我們又冷又餓，那滋味比打仗還難受。

我們都不會講漢語。每個排安排一個蒙古貞（今遼寧阜新）籍的戰士當翻譯。別人不許跟百姓對話。有一次我們弄到一些高粱米煮了，但是沒有笊籬。讓戰士去借，戰士說成借“叫驢”，人家說，叫驢在碾房裏呢。其實笊籬就在牆上掛着呢，戰士心裏不高興，嘟囔說這個人肯定是地主富農婆，那頓飯到底給煮糊了。事後講清楚了，大家都快笑死了。那時的紀律就這麼嚴。

1955年，胸佩解放軍徽章的那順德力格爾和妻子烏雲高娃與祖父祖母合影

那時我們都年輕，想女人，也怕女人。爲什麼？假如有個百姓家的女人蹭了你一下，結果就成了“調戲婦女”。全團集合，團長一句話“調戲婦女了”，立馬就被槍斃！誰還敢碰婦女？

有一次我在通遼市開魯縣駐防時住在老鄉家，我們睡裏屋，外屋是老頭、老婆和兒媳婦。那時我是連裏的文化教員，白天很累，晚上就睡得很死。夜裏出來小便後回去時找不到自己的鋪位，就擠在老頭的身邊睡了。還好，老頭除了說我“沒懷好意，但也沒禍害人”外，沒有對外張揚此事，否則我就死定了。那時候，整個四野都這麼嚴格。

打瀋陽時，我們尖兵班12個人，騎着白馬，胳膊上繫着白毛巾，怕互相誤傷。一個炮彈飛來，12個人頓時被炸飛了！屍體和殘肢掛在電線杆上，那情景嚇死人。團參謀長邰喜德（後來當選爲全國戰鬥英雄）馬上說：“換12個人上！”還有一次戰鬥，有個重傷員要喫粥，我們湊了點小米，在日本鋼盔裏煮了點粥，他只喝了一口就嚥氣了。我剛哭，連長說：“別哭！都哭了誰還能打仗？”

1962年，那順德力格爾與女兒額爾根塔娜、兒子原野參加聲援古巴示威遊行

保和屯戰鬥，有的戰士犧牲了，馬也驚了，跑沒了。但事後馬還走回來，挨個聞屍體找主人，嘶鳴着，那真讓人揪心吶！我的馬跟我特好，沒事時就跟我貼臉，一人多高的牆它一跳就能過去。那時說抗美援朝傷亡大，不讓少數民族部隊去朝鮮，讓我們把戰馬捐出去，就這樣我和我的無言的戰友分別了。爲此我哭了好幾天！

騎兵可辛苦了。白天我們揹着槍顛一天，夏天時槍把脊樑骨都磨爛了。戰馬受傷了，輕的帶走，重的只好丟棄。尤其在戰敗撤退時，連重傷員都得扔。打四平太艱苦了。雙方死的人都有一房高，堆在工事旁邊，炮彈聲把附近百姓的玻璃都震碎了。戰士們困得就在炮聲中打盹兒。但是這些我們都挺過來了。“文革”卻把我們這些人徹底整垮了。

參軍初期，那順德力格爾就在部隊裏翻譯了《雲澤的歷史》，雲澤是烏蘭夫的原名，因爲東部蒙古地區那時不太瞭解這位不會講蒙古語的西部蒙古族領導者，所以，有必要讓大家瞭解。那順德力格爾給師裏辦的小報《鐵騎報》供稿，也給內蒙古軍區的《戰土報》《內蒙古日報》等投稿。1958 年轉業後到了內蒙古統計局做祕書和翻譯，這個時期他翻譯出版了《人民公社統計教材》《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均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還與他人合作翻譯出版了《松樹的風格》《學哲學，用哲學》《內蒙古光輝的十三年》；還有《穿山過海跨沙漠》（兒童文學）等，以上的漢譯蒙作品集均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那個時期我們民族語文翻譯界的基本狀況：漢文書籍有什麼，我們就翻譯什麼。此後，那順德力格爾的工作有了變化。

昭烏達譯書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歷代蒙古族文學作品選編》首發式，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布赫以及中國作協新老領導金炳華、翟泰豐、陳建功、吉狄馬加等出席會議。

“文革”後，那順德力格爾強忍着被打致殘的痛苦，重新拿起筆來繼續翻譯。這個時候他的重點是把蒙古文譯成漢文。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品有：

《成吉思汗的故事》，《百柳》雜誌連載，那順德力格爾主譯；

《喀喇沁婚禮》，羣衆出版社出版；

《昭烏達民歌》，內蒙古科技出版社出版，那順德力格爾主譯；

《小喇嘛降妖》，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那順德力格爾主譯；

《蒙古族情歌選》，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那順德力格爾主編；

《蒙古族民間故事選》，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那順德力格爾主譯；

《蒙古族詩詞選》，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那順德力格爾主編；

在前面提到的三套九本書中，那順德力格爾均是主編。

昭烏達譯書社蒐集、整理、翻譯、出版的歷代蒙古族文學作品集。一家民間機構編譯出版幾百萬字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在中國文學史和蒙古族文學史上開創首例。

鑑於那順德力格爾在辦報、翻譯等方面的突出貢獻，1962 年他就被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授予全自治區唯一的“學習使用蒙文蒙語一等獎”。但是，所有的成就和榮譽都抵不過“文革”的席捲。

那順德力格爾有一個優秀的兒子：作家鮑爾吉·原野。

原野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他敬愛的父親，談到“文革”時尤其撕心裂肺。經過了“文革”的“洗禮”——那真是用鮮血“洗”呀！蒙古民族的許多精英被洗掉了，一部分人也被洗怕了，許多人在思考，這是爲什麼？

原野說：

1969年的時候，我爸被抓起來了，說我爸是“內人黨”骨幹分子，由昭烏達報社軍宣隊指派的16個打手搞車輪戰，吊打了15個晝夜！原來他身體好，轉業軍人，吊他、用三角帶或帶釘子的木板打。中間鬆綁一下，給他喫點棒子麪條，給他喝點涼水，怕他餓死。弄不到材料，用盡了各種刑具。這都不是我爸說的，我聽我爸一個同事，後來也是我們赤峯廣播電臺的人說的。說那板子往後背一呼（打），牆上崩的都是血肉沫子。就那麼打他。但也沒打死他，後來把他打瘋了。我查過精神病方面的一些書，這個病也有一些外傷性的原因，主要就是長時間暴力摧殘，致人突然發瘋，精神分裂了。那些人知道他瘋了，就把他關到報社自設的監獄裏。

我爸自知不行了，想見他奶奶，就是我tietie （太奶奶）。造反派不讓他見，說只要你坦白，咋着都行，坦白了現在就放你。那時候叫“寬嚴大會”，隔一段開大會當場釋放一個人，當場五花大綁抓一個人。只要你交待了誰誰是你同夥，立刻給這個人鬆綁，把被檢舉的人當場抓進來，這叫寬嚴大會，非常恐怖。我爸他一直不承認他是“內人黨”，他說我是共產黨。他非常想念他的祖母，想回家去看看。那時候有個所謂“感化政策”，最後他被押着回家見到了奶奶。

那順德力格爾（左一）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烏雲其木格合影，右一爲作家扎拉嘎乎

那時候我在場，印象非常深。我爸被幾個工人學生打手押着，還有他們報社的一個人。到家之後，我爸見着我們不說話，沒有表情，他看着我tietie，也沒有表情，坐在炕邊上，我tietie也不吱聲。工宣隊那幾個人也站那，我當時看他，腦袋特別大，實際是腫了，白，就是那種慘白，目光失神。他腳上穿個尼龍絲襪子，襪子的頭勒到肉裏去了，實際是腿腫了，它箍進去了。後來他說話的時候，我看到他耳朵裏邊後邊都有血嘎巴，我一瞅啊，他的臉是新洗過的，因爲一塊是黑的，一塊是白的。後來他用漢語說：奶奶，我沒事，你放心吧，你要相信黨的政策，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革命羣衆。

我tietie聽不懂漢語，我估計她也可能聽懂點兒漢語，但是她拒絕，她一輩子一句漢語都不說，就連個“你，喫飯”她都不說，她從來不說，永遠不說。她肯定能聽懂了的，但不說話。後來工宣隊的人提議說，那順德力格爾你可以用蒙古語說，因爲那時在場有一個蒙古人，他可以監聽嘛，然後我爸用蒙古語說：奶奶你別擔心，你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重複說了四五遍之後他就走了，別的什麼也不能說。他走了之後，我tietie 立刻就追出去了。以後她就像變了個人似的，她跟我媽說了一句話，我孫子活不成了。我爸在那裏邊被打得挺不住自殺過三次，有一次是撞門，撞在朝裏開的門上，連門框都給撞出去了！後來我tietie回哲盟老家了，回家就死了，想孫子了，窩囊死的，她想我爸。

那順德力格爾與詩人席慕蓉

儘管有些人不想提這些事，但如果一個民族的忘性大那將是個可怕的事情，即使這一茬人都消失了，這些刻骨銘心的傷痛仍然會以各種方式被記錄下來，警醒後人。

原野繼續回憶他的父親。

我父親當騎兵時，參加過攻打瀋陽和四平等地的戰鬥。我對他的戰爭經歷缺乏濃厚的瞭解願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敘述一場戰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原來以爲他被戰爭嚇着了。後來在書中讀到一位軍事家的分析：“每一個參加戰鬥的人，都不可能說清這場戰鬥，包括指揮員在內。”這情形如同在一場突然開始和結束的毆鬥中，當事人無法描述當時的狀態一樣。換句話說，在對於戰爭的描寫之中充滿了謊言。也就是當有人把戰鬥的細節弄成一種邏輯的順序時，勉強之中也包含了假。從這種意義上說，我父親對戰爭的回憶，是真實的。因爲它由片段剪接，也可以說富有詩意。譬如說，1949年開國大典的檢閱之前，他們住在清華大學附近。居民中迅速傳佈着恐懼的流言：“蒙古韃子來了”。而這些佩戴解放軍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觀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緻的肉包子。“我們，”我父親話鋒一轉，“走到彰武一帶時（時間已回溯到1948年），半夜行軍，用日本毯子包着腦袋，凍得受不了。白天進了村裏，就把毯子墊在馬鞍子上，入冬了還穿着單襖還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爲我們是土匪呢（呢的讀音爲妮），嗨嗨！”

1949年10月1日，那順德力格爾與所在內蒙古騎兵白馬團官兵參加開國大典閱兵式

許多年之後，當我父親用自己的雙足而不是馬蹄行走於瀋陽的街頭時，肯定把這一切都忘記了。他背駝得厲害，走路時努力抬着頭。前幾天下雪，我在雪地裏背考試題。他見到我，離很遠就脫下大衣給我，我說“不用”。他的身影一閃兩閃在樓前的叢林裏消逝了，手裏捧着給我女兒買的小食品。他也忘記了馬。新中國把他帶入城市，也帶入各種政治漩渦，他由此開始的掙扎只是被巨浪愈拋愈遠，倖免於難的原因只在於命大。在一艘掀翻於海上的船上，能夠同風浪搏鬥從而爬上岸或島上的水手，總是極少數人。然而這些倖免者一下子全都衰老了，他們從上蒼手裏撕扯自己的生命之衫，當布衫被奪回時，也被老天爺撕得襤褸。在政治海難中，誠實總要觸礁，卑鄙本身就是救生圈。因此，人們面對誠實的倖存者總要驚呆。後來的這些對於騎兵太陌生了，騎兵是衝鋒或靜立的人生。就殺人的方式而言，騎兵比步兵更直接也更令人戰顫。步兵用子彈遠遠地把對手胸膛射穿，騎兵用馬刀將敵人砍倒。炮兵簡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他們手裝的炮彈在幾里或十幾裏外轟然爆炸，村子、莊稼或人都懾服於一瞬的震動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

2017年，那順德力格爾在赤峯市新城區陽光小區

騎兵退出了歷史舞臺。我父親也離開了社會主流，而他在戰爭年代也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士兵。然而，無論他當年茫然也罷，蠻勇也罷，一種騎兵式的行爲已在他心裏定勢，做什麼事都要衝鋒。譬如，翻譯和出版幾種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書稿。首先這種衝鋒的心理定勢就使人不得安生。

不久前，我父親來到我在瀋陽的家裏，喫到一種叫“紅富士”的蘋果，他認真地喫過之後，告訴我：“唔，好喫。” 我眨着眼睛不知怎樣回答纔好。

這豈止是“好喫”，時下的歌舞廳、卡迪拉克、把頭髮染成紅色的女人、電腦繪畫和彪馬運動鞋等等，怎麼能向這位老騎兵說得清楚呢？

2019年3月12日，那順德力格爾在赤峯市新城區“蒙古貴族”酒店度過91歲生日

我曾接到那順德力格爾先生的一封信，字體蒼勁，工整大氣，帶有一絲顫抖。我想，一個上了歲數的人，字體就應該是這樣。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用左手寫的！

那順德力格爾回憶道:

“文革”時我是內蒙古《昭烏達報》（今《赤峯日報》）蒙文版負責人，頂多是個副處級，但受的罪比副省級還多。挖“內人黨”時說我是“內人黨報的總編輯”。“文革”前，這個報紙是週三刊，我努力把它變成周六刊，多發自採稿，當時的一位盟政府領導說我辦了一件好事，結果我和那位領導在“文革”中都倒黴了。

別的省市裏沒有“內人黨”問題。解放這麼多年了，爲什麼還不相信我們？不明白。把我關了三個月，打了15個晝夜，要我交待，寫材料。我如果承認自己是內人黨的話，我的子女將來一輩子都背黑鍋。就這樣不知昏死過多少次。醒過來之後才發現內衣都箍到肉裏去了。打得肝下垂，腰椎骨折三節，精神分裂，說胡話。昏迷中我說蒙古語，他們認爲那是在罵造反派，打得更厲害了。一個叫桑布的人替我解釋，也被弄走了。造反派說我是硬骨頭，“別人沒打就招供了，那順德力格爾打了15天也沒招。”

那順德力格爾和夫人烏雲高娃在克什克騰草原

回了家我成了傻子：你回來了？不。喫飯嗎？不。1969年7月才放我。我兒子女兒帶我到瀋陽和北京治病，居然給治好了。那些造反派是工宣隊、軍宣隊的，還有報社的人員。“文革”後他們有的升了，有的被處理了，但只處理了打手，沒處理指揮者。那些人始終認爲自己是執行了革命路線，沒人懺悔。落實政策時給我定了個“全殘”。

我受了15個晝夜的酷刑，至今不能彎腰，腦外傷引起的精神分裂症使我隨時可能昏倒。解放出來以後，我在兒子原野的幫助下，開始翻譯工作。1980年1月，春風文藝出版社來電話，說我翻譯的《小喇嘛降妖》要出版了，請我去一下。我聽了那個高興！寒冬出門沒多穿衣裳，一下火車腦血管就出了問題，昏倒後手腳都凍壞了。人家把我抬到醫院，小護士不懂，把我的右手直接放進熱水裏，插進多少就爛多少，五個手指頭全掉了！

我只好用左手寫字，一天只能寫30個字，後來發展到一天可以寫2000字了。但這樣總是覺得不太對勁，我乾脆用右手寫。用掌心握住一支軟筆，慢慢寫。

那順德力格爾蒙文書法作品

我經常在家祭祖，一到過年過節就領着兒孫們給成吉思汗像磕頭、敬酒，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我當兵時奶奶給了我一個佛像掛在脖子上，但指導員不讓我戴，我只好藏在馬棚裏的磚縫裏，對着佛像說，本來我是想供您的，但是指導員不讓……

我搞譯書社也不是突發奇想。1926年，蒙古族教育家、出版家克興額先生在奉天（瀋陽）創辦“東蒙書局”，與諾勒格日扎布、業喜海順、壽明阿、拉喜僧格等人一道，出版了《智慧鑰匙》《成吉思汗讚頌》《寶貝經》《心鑑》《蒙古文法要理明鑑》《公尼召活佛箴言詩》等幾十種圖書。還承擔了設在瀋陽的東北蒙旗師範學校的蒙古文教材編印。1931年日軍侵華後被迫關閉。短短的幾年間爲蒙古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培養了一批人才。

2018年，那順德力格爾全家合影

這其中的一些人還是我的親戚。我現在做這個譯書社，也是“東蒙書局”的一種延續。難度還是很大的。開始時我們沒錢，我的翻譯底子也不行，就找同行幫助，找領導支持，專家給稿子。要錢，要輿論支持，來北京辦事住地下室。戰術上搞“一點兩面三三制”，一點是自己去攻，兩面是找熟悉市領導的人去迂迴，三三制是正面和左右側面攻——整個是從四野作戰戰術裏學來的。

每個翻譯者都沒有稿費，只有一塊巴林石做紀念。他們也都不計較。所以我一定要繼續幹下去。我們準備出的還有《敖包文叢》系列，包括民間故事精品、祝詞讚詞等。

赤峯市新城區大板路街頭花園，那順德力格爾最喜歡休憩的地方，攝於2019年6月14日

這位手殘心不殘的老兵，最關心的就是像“文革”、挖“內人黨”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再也不要重演。“要交流，民族之間要交流，才能安定團結。文化交流就是其中一種。我們蒙古族的文學裏沒有唯利是圖的東西，但藝術質量還不能說很高，所以我們每一個蒙古人都要努力。”

文字來源於《蒙古寫意·當代人物卷三》（2007年8月出版）

作者：巴義爾

本文爲原創轉載須經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