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年一度的“六一”兒童節即將來臨，“兒童閱讀”相關話題也隨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全國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書。在圖書市場增長日漸乏力的背景下，“童書”卻是形勢一片大好，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動力。

快速增長的背後伴隨着童書市場的魚龍混雜，由於“缺乏陪伴”，大量功利性、速成式的兒童書籍大行其道，人們期待用一本書“完美解決”兒童的教育問題。

“教育的本質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書氾濫，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家庭教育。”著名教育學家熊丙奇說。

“如果你去過培訓現場，你也會覺得，這哪是兒童教育啊，搞得跟‘邪教’差不多。”王先生對記者說。

王先生在外企工作，他的孩子前年剛上小學，每次接送孩子，校門口都會有一羣人發名片、遞資料。大多數情況下，王先生會婉拒，但還是攢下了厚厚的一沓名片，名片上印有各種有趣的頭銜：兒童“學習力”教練、兒童“財商”培養師、兒童專注力培訓專家、兒童成長顧問……

“剛開始不太相信他們，可他們都有自己寫的書，去聽過幾次免費講座，這些‘專家’‘教練’一個個跟巫婆似的，其實套路都差不多。”據王先生總結，重點有四：

首先，製造恐慌，讓家長覺得自己的孩子已成落後分子；

其次，承諾只要買了他們的書、上了他們的課，就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其三，善於營造氣氛，通過喊口號、激情演講、講小故事、參加過培訓的家長現場談“受益經驗”等，鼓勵更多人買他們的書，或者參加培訓；

其四，如果家長感到收效不大，就會被說成是“理解不透，學習態度不佳”。

“我翻過他們的書，基本都是按‘遇到問題—後果可怕—提出新概念—堆砌似是而非的論據—徹底解決’的套路寫成，再加上一些案例和笑料，就算是一本書了。有的‘專家’‘教練’可能在保險業工作過，書中畫出的模型、講座用的PPT都差不多，只是改了一下字句。”王先生說。

最讓王先生感到不理解的是：“如今孩子的壓力已經夠大的了，這種兜售焦慮的童書，爲什麼能出版？而且出版這麼多？”

大家都往童書市場鑽

“爲什麼能出版？競爭壓力太大了唄。”出版人林秋蘭說。她看過一個統計，截至2019年，全國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書。“5年前，好多出版社不太看好童書市場，這5年來，大家都在往裏鑽。因爲成人出版的盤子日漸縮小，各出版社都希望擁有一個童書產品線。”

北京童心布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帥則認爲：“看一下這兩年的圖書市場年度報告就知道，成人圖書市場年增幅不大，只有10%，童書的增長率卻有20%。從前社科、財經是熱門，但早在2017年，教輔、童書已排在紙質書銷量的前兩位。各出版社都覺得這是一片藍海，不管過去有沒有積累，都擠了進來。”

除了增長方面的誘惑外，童書出版還有幾大“先天優勢”：

首先，風險較小。選題申請更容易，效率較高。

其次，成本較低。以繪本爲例，首印只需3000—5000冊，而成人圖書的首印量一般在5000—8000冊之間。

其三，市場操作容易。用林秋蘭的話說：“特別是低幼類圖書，讀者還不太會說話，說不出自己想要什麼，只要家長以爲這本書有利於孩子，就會去購買。這一批家長買了，下一批家長還會買，容易做成‘經典書’。”

“可大家都參與進來，才發現童書也不是那麼好賺錢，目前市場上能做到‘大暢銷’的童書，大多是5年前出的，近5年出的暢銷童書，還真數不出幾本。”林秋蘭說。

王帥認爲：“好多人覺得童書市場門檻低，但事實上，沒三年以上的積累，很難適應它，因爲你做的選題無法被地面店、網店認可，不會把你的書放到顯眼的位置上。前幾年，還可以靠做一些新品種來搶市場，如今這已不大可能了。”

做不了暢銷書，大家只好圍繞老師和家長的心理下功夫。

林秋蘭說：“一些童書抓住了老師和家長們的偷懶心理。培養德智體美勞等品質，需要成人示範纔行，正因爲成人無法給孩子提供沉浸式的教育，所以纔想用一本書來解決問題。”

於是，各種速成式、方法式的童書冒了出來。

創作蓬勃 但與國際接軌還有差距

市場競爭激烈，但童書作者受益不多。

作家範典說：“相對來說，寫童書的收益比寫成人書高。此前我出版了一本40萬字的小說，版稅僅7.5%，勉強拿到1萬元。而我即將出版的幾本童書，大概是5萬字一本，每本收益已達1萬元。”

範典表示，自己寫的是兒童文學，原創性高，稿費可能更高一些，即使如此，只靠寫書也“不可能養活自己”。一般情況下，童書作家先用寫書博取知名度，再通過辦講座、辦學習班，再加上創作收入，“才能養活自己”。

“如今童書寫作很繁榮，每次作協開會，都能看到很多年輕作者，但大家都是業餘創作，主要是學校老師、文化館工作人員和媒體人，我也是當年在兒童雜誌當編輯，才走上業餘兒童文學創作之路的。即使是曹文軒，也是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寫作。”範典說。

著名翻譯家萬之曾說：“在瑞典，當作家太舒服了，因爲讀者在公共圖書館每借走一本書，國家就要給作協0.40元，其中一部分要給作家。格林倫(《長襪子皮皮》的作者)有時年底能收到上千萬的錢，但其中700萬要交稅。這錢不用讀者掏兜，是政府給的，連翻譯也有，我夫人年底有時也能收到1萬多元，真是個好政策。”

作家葉傾城剛寫完《你好啊，一年級》《蝸牛做的谷小滿》兩本兒童小說，她說：“應該分清兒童文學和童書之間的區別，就我所知，目前寫兒童文學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數作者是寫童書，就是給孩子做‘科普’，和教輔差不多。”

此外，雖然童書創作日漸蓬勃，但在與國際接軌方面，還有一定差距，特別是在樣式上，相對單一。範典說：“我認識一位境外繪本作家，她每年在世界各地跑，參加各種書展，找到好的圖書樣式，便引入內地市場，確實與衆不同。”

焦慮感產生“劇場效應”

對於“邪教式”童書氾濫，範典認爲原因有二：

其一，中國家長在挑繪本時，很少因爲其審美品質而購買，絕大多數是看實用性。這種家長太多，“邪教式”的童書自然也多。

其二，很多成年人不讀書，在“全民讀書”的氛圍下，各單位都在辦讀書會，只好去聽書網站下載音頻，集體播放一下，討論幾句，就算是讀過了。這種聽書的音頻多是“打雞血式”的，所以這些家長在給孩子買書時，只看個標題，根本不深入瞭解。

對此，葉傾城有不同看法：“指責家長是站着說話不腰疼，沒感受到家長的難。”

葉傾城接觸過許多年輕家長，他們大多來自農村，靠高考改變了命運，雖已身處中產行列，卻普遍缺乏安全感。葉傾城說：“在接觸中，他們說得最多的話是，認爲自己還不如父輩。父輩畢竟還有一塊地，孩子沒考上大學，還能去種地。可他們這一代進了城，沒有別的資源，除了自住的一套房，什麼也無法留給孩子。這幾年，經濟增長放緩，他們的焦慮感就更強了。”

有了焦慮，就會產生“劇場效應”：當別人站起來時，你也只能站起來。

“現在小孩也沒什麼可玩的，因爲同學們都在上各種補習班，只能去補習班找小夥伴玩。只要經濟許可，給孩子報個學習班，也是家長無可奈何的、愛孩子的方式。對‘城二代’來說，除了靠成績，他們還能靠什麼？此情可憫，過分責備家長，我覺得太不厚道。”葉傾城說。

在看過太多現實的案例後，葉傾城相信，不如把一切交給市場，童書的風尚最終應讓市場說了算：經濟高速發展時，童書會更傾向於鼓勵個性發展；在經濟發展降速時，童書會更偏重喫苦耐勞的說教。

“只要寫的人足夠，市場必然會淘汰一批人，不值得大驚小怪。”葉傾城說。但她也承認，目前童書的市場化不夠，一些學校通過舉辦“跟着繪本學XX”“背誦《三字經》《弟子規》”等活動，影響着家長的選擇。

“這些年來，學校對文言文更重視了，但我希望孩子多看張岱這樣的、比較優美的文章，而不是隻講愚忠愚孝、帝王將相。但沒必要較勁，老師也不容易。”葉傾城認爲，“童書‘邪教化’的責任究竟是誰的，我也說不好，反正責任不是孩子的，不是老師的，更不是家長的。”

成人世界激烈競爭的投影

“教育的本質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書氾濫，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家庭教育。”著名教育學家熊丙奇說。

熊丙奇表示，家庭教育是個性化教育，根據父母的文化、認知、背景及孩子的個性不同，各有差異。家庭教育的大原則是相似的，即尊重孩子的人格和愛好，但在操作上，必須因人而異。大家都去追求方法，虎爸、虎媽、哈佛女孩等流行一時，說明家庭教育缺失，只好把別人的經驗“拿來就用”，從結果看，其實完全沒用。

“幼兒教育應該去小學化，減少知識性，專注培養孩子的健康行爲習慣和健康思維習慣，可是家庭教育缺失，大家都不願花時間去培養孩子，所以纔出現了這麼多雙語幼兒園、科技幼兒園。這些話我曾反覆講，講了十多年了，媒體也大量報道過，可還是沒用。各種幼兒培訓機構仍然在賺錢，甚至越來越走火入魔，一些大V、名人也加入其中，推波助瀾。”熊丙奇用“絕望”一詞，表達着自己的感受。

最讓熊丙奇感到無法理解的是：雖然童書“邪教化”是成人世界激烈競爭的投影，但個體並不是沒有抵抗空間——出版社明知道這麼做會“搞死自己”，依然大量出版這類童書；作者明知道“雞湯式”寫作不靠譜，而且不賺錢，卻還在拼命寫；家長明知道這些書不利於孩子成長，卻爭相掏錢買；老師明知道這些書背離了教育精神，依然向家長推薦。

大家都是“明知道”，卻誰也不擔當，因爲靠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都不想去做犧牲品。人人都在焦慮中，卻聽任焦慮的折磨。

熊丙奇認爲，原因出在兩方面：“一方面，內心尚未根除等級觀念，人人都怕成爲所謂的‘最底層’，怕被社會淘汰。可事實上，誰被社會淘汰了？現代社會追求平等，哪有什麼‘人上人’，只有‘人中人’。另一方面，焦慮中包含着利益，所以纔有人去製造焦慮，不斷誇大幼年行爲對未來的影響，因爲他們要利用焦慮來賺錢”。

讓科學光芒照進童書閱讀

“童書過於功利化確實是一個嚴重問題，但不能因此絕對否定實用性，我認爲，比較健康的情況是，實用性與趣味性應爲6:4的關係，可現在我們是8:2，甚至是9:1。”資深出版人、未來之音創始人盧俊說。

赴法留學生陳翔發現，雖然法國童書在形式上非常有趣，但內容上也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實用性，比如經典漫畫Asterix，就是以高盧被羅馬佔領爲背景，講述了相關歷史知識。法國童書也採取了分級閱讀的方式，比如給0—2歲孩子看的繪本主要以圖案爲主，介紹父母稱謂、生常識慣等。給再大一點的孩子看的童書，更強調故事性，也有一些關於愛、夢等大一點的主題。給更大一點的孩子看的童書，則有名人傳記少兒版。但法國圖書市場中，文學類排名第一，佔比爲58%，童書排名第二，只有16%。

中國教輔與童書佔比更高，盧俊的理解是，中國書價相對便宜，從“漢堡指數”看，美國一本書大概值5個漢堡，在中國，則只值2個漢堡。中國讀書買書的負擔相對小，但多是家長買給孩子看。家長自己很少看，他們不知道該給孩子買什麼書，也不知道怎麼選擇。

“在童書領域，確實存在着過分誇張、製造迷信的現象，但一味抱怨也無濟於事，最好的辦法是讓科學的光芒照進童書閱讀這個領域，幫助家長提高分辨能力。”盧俊說。從去年8月起，盧俊和他的團隊推出了針對學齡前兒童的分級閱讀指南，凝聚成《愛上閱讀的祕密：兒童分級閱讀啓蒙》，希望將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交給家長。

“閱讀沒有標準，不僅中國在這方面研究不夠，在全世界，閱讀研究也被邊緣化。”盧俊認爲，正因研究不夠，使“無所不能，立竿見影”式的童書氾濫。此外，近十幾年“繪本黃金時代”也產生了副作用，市場快速擴容，難免泥沙俱下。對大多數人來說，閱讀並非先天就具備的能力，需要習得，所以一些人將幼兒閱讀神聖化。“可問題是，誰能說讀繪本就比讀小人書更高尚呢？格調有高下，但格調低不等於素質低。只要價值觀不扭曲，應該兼容。”

“有了愚昧的家長，纔會有‘邪教式’童書的流行，問題的關鍵，是給家長們提供科學的選書方法，提高他們的分辨力，這樣各種‘神話’自然就沒有生存空間了。”盧俊說。

家長可以幫孩子扛一點

著名學者周國平曾說：“作爲父母，如果你有獨立思考，就可以做最大的抗爭，儘可能給孩子好一點的小環境，以使他們的好奇心自由成長。我們改變不了太多，但可以幫孩子扛一點，或者幫孩子幹一架。”

現實充滿壓力，但在可能的情況下，父母依然可以盡一點努力。

雙建梅是一位寫作者和家庭教育講師，在她看來：“很多父母在挑選童書時，總是像看病一樣——孩子感冒了，就買感冒藥，孩子發燒了，就買退燒藥。孩子不好好學習，就去童書中找各種‘處方’，一個個試，因爲他們從心眼裏，覺得孩子不行。”

在與別的家長閒聊中，雙建梅發現，談到自己孩子的缺點，父母們總是滔滔不絕，說到優點，則支支吾吾。不能幫助孩子發現自己、發現自己的力量，則再好的方法，也只能是短期有效。

“其實，很多問題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我們這一代家長都經歷過‘一張考卷定終身’‘以分數論英雄’的時代，我們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歷程。人生是長跑，幹嗎非要截成一個個800米，分段來計成績？”雙建梅說。

呼籲多年之後，熊丙奇感到有些灰心。他表示，應徹底改變主導教育的“人上人”觀念。他說：“各種考試正在支撐着等級觀念，希望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考試真能改變命運嗎？沒考好，就低人一等嗎？怎能將分出成功者和失敗者當成教育的目的呢？對此，我們的反思還遠遠不夠。在此背景下，呼籲家長們理性，其實太難了，因爲爭奪家長的人太多，煽風點火的人也太多，你努力了很多年，公衆號上一篇文章，就能讓你的所有努力化爲泡影。”

從孩子幾個月起，雙建梅便陪伴孩子閱讀繪本，10年下來，如今孩子能埋頭讀幾個小時的書，而同伴翻幾頁便不耐煩了。雙建梅有兩個孩子，大兒子的家庭作業不多，如今每天還能讀書，二女兒的家庭作業卻非常沉重。有時，雙建梅會幫她寫作業。她說：“我希望她能多一點業餘時間，哪怕不去讀書，只是玩一玩也好。爲高考的三五分，每天要多花一兩個小時，這個損失有點大。”(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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