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历史上，胡奇才是一位传奇将军，曾有“四野猛张飞”之称，曾指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著名的新开岭战役中，全歼敌人一个整编师，开创了我军历史上的先河。

鲜为人知的是，四纵能取得新开岭战役的大捷，与胡奇才战前的一次“抗命不遵”有着重大关系。如果不是他在大军危急时刻，拿出“天塌下来我顶着”的气魄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四纵很可能遭受重创，新开岭的胜利更是无从谈起。

那是在1946年10月，杜聿明亲自统率8个师共计10万大军横扫南满，企图将南满三、四两个我军主力纵队一鼓荡平，进而吞并整个东北。

战幕拉开，双方正式开战一交手，我军顿处不利状态，尤其是四纵因兵力分散而险象环生，差点就被杜聿明一一拆散，逐个吞食。

自1946年2月整编之后，四纵总共统辖3个师、1个警卫团，1个炮兵团，约10000兵力。

此次一与杜聿明作战，这一万人马竟分作四路：一路配合三纵作战，一路布防摩天岭，一路守备赛马集，还有一路由胡奇才亲自统率去攻打小市镇。

这样一来，便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把一个主力纵队给生生拆散了。有经验的将士都知道，分头把关、四面受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0月19日，让人担心的事情果然接踵而至——先是10师兵败永陵，接着是胡奇才撤出小市镇，最后是12师失守摩天岭、牛蹄崖。

紧接着，以第25师为核心的数万敌军穷凶极恶地从四面八方压将过来，欲置四纵和辽东军区机关于死地，情况十万火急！

辽东军区指挥员电令胡奇才速派最精锐团队去草河口组织第一道防线，以保证军区机关能够安全转移。

去不去草河口？是去草河口，还是去赛马集？拿着电报的胡奇才为难了。

他知道，军区这个命令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只考虑了机关，而未顾及四纵。

往草河口摆放一支主力，的确可以保障机关转移，但四纵怎么办？他势必步步后退，点点分割，最终被杜聿明逼到凤城这个角落里，孤零零地与多路敌军决战。

双方兵力以一比十，不是被屠光、干掉，便是被击溃、杀散，别无选择。四纵一散，三纵还能挺多久，军区机关还能跑到哪里去？后果不堪设想！

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把手头上仅有的这支主力摆在赛马集，顶住最为狂妄的敌25师，争得时间，既掩护机关转移，又掩护四纵集中兵力，变五指为铁拳，寻机打击敌人。

在胡奇才心目中，这是最准确的方案了，执行这个方案，部队有救，机关有救，整个战局也会出现转机。但这样做，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违抗命令，必然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胡奇才比谁都清楚这点，但他比谁都坚决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去草河口，改去赛马集以北的分水岭，抢占阵地堵截敌25师！

当时，纵队政委彭嘉庆正在军区开会，副司令韩先楚率10师配合三纵作战，副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在通远堡守家……胡奇才只有独自担起这个责任了，要杀头就杀他一个人了！

“司令员。”11师政委李丙令说话了，“去草河口是上级命令，不执行怎么行？”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胡奇才咬咬牙，“就这么办，天塌下来我顶着！”

他断然下令：11师31团抢占分水岭，抗击25师攻势；12师35团边打边走，掩护军区机关及四纵11师、12师靠拢。

胡奇才的想法是：整个纵队倒退着往东走，向三纵慢慢靠拢。边打边撤，在撤退中收拢11、12师，寻找战机，务必寻找一个胆敢冒尖的敌主力团或主力师，将其诱而歼之。

10月20日夜，大军按照胡奇才部署开始动作。与此同时，胡奇才打电话给远在安东的政委彭嘉庆，告诉了整个决策过程，并向他征求意见。

在四纵领导层，彭嘉庆年龄最大，平日沉默寡言，目光犀利、敏锐、准确，每每在最关键时刻说一两句最关键的话，表示支持或者反对。

对威猛剽悍的胡奇才来说，这个政委就相当于一位沉稳持重的兄长，因而胡奇才尊重他、信赖他，每有委决不下之事，总是首先跟他通气。

“政委，”胡奇才最后说，“号令既出，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传来彭嘉庆平静而坚定的声音：“司令员，我支持你，有事一块儿担。”

胡、彭二人刚通完电话，林、罗二帅就发来了电报，电报中的指示正与胡奇才的想法不谋而合：“敌人分数路进攻南满，你们要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的方法寻找时机，歼敌有生力量。”

10月23日，在31团和35团的浴血阻击下，四纵11师、12师主力终于集中起来了。

这天黄昏，部队在一个名叫新开岭的山冈上吃了第一顿饱饭。胡奇才看着面前生龙活虎的将士们，眼圈儿都红了。

两天两夜，要把分布在1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两个师主力聚拢起来，这是何等的不易！

这是用决策者的决心，加上阻击部队的鲜血，再加上行军者的意志换来的。也可以说是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绝境之下，胡奇才提着脑袋挣来的。

几天之后，胡奇才率领四纵在新开岭战役中歼灭敌第25师8000余人，取得了一场名垂军史的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