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字初阶《上大夫》

敦煌藏经洞发现有关唐五代北宋时期启蒙教育的众多写本中，有一种教材全文仅有25个字。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构思精巧、趣味隽永，且历经宋、元、明、清，它是人们所熟知的习字材料《上大夫》。全篇八句二十五字。每句三个字，最后加一“也”字作结束语。下面这张照片是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编号P.3806的一个写本。

这是一个卷子本，长309厘米，高29.6厘米。卷子正面抄写《春秋经传集解》；背面分别抄有愿文等佛教文书以及社文等文书。卷末有两行字，内容完整，全文作：“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二（尔）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礼也。”字体工整，不像儿童习字。其中“二”当是“尔”的错别字，可能受到前后文“三”“七”“十”等数字的影响。

再如下图所示，这张照片是法国巴黎收藏的另一件敦煌写本，编号P.4900。这件写本是张残纸，原卷第一行有朱笔“试文”二字，照片看不清楚。其次有九行字，每行开头各有朱笔一字，自右而左，分别是“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九个字，每一朱笔下有一行墨书，计十多个相同的字，当是学童临写。如第一行：“上”字写十三次，这很像今天小学老师要同学抄写作业一样，每个生字要各写一行。

这张残纸的保存，反应了唐代敦煌地区学童习字与今天习字情形是一致的。这是1100多年前敦煌地区学童习字作业的实物。它的发现让我们赞叹，同时也意味着《上大夫》这25字一篇儿童初学入门的习字教材，早在中唐时已广为流行，同时还传播到西陲的敦煌地区。敦煌扩编《千字文》

以今所知敦煌童蒙教材中流传最为久远，使用最为广泛且普遍的识字教材，当首推《千字文》了。《千字文》相传是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年）周兴嗣所编。根据唐朝人李绰《尚书故实》的记载说：南朝梁武帝为了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命令殷铁石从王羲之书法选择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单字，来供他们学习。但由于这些选出来的字，太为凌乱，毫无次序可言，梁武帝颇为不满。便招来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奉命，就在一夜之间，将原本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四字一句，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文采斐然的一篇美文。内容叙述天文、地理、气候、山川、博物、社会、文化、制度、历史、德业、功绩、人伦、道德、教育、人事等方面的知识。由于全篇气势磅礴，意蕴隽永，押韵自然，易于读诵，令人赞叹不已，更让梁武帝拍案叫绝。

深具阅读实用性的一千个常用字，条理系统有致，形式整齐优美，音韵格律自然，又能囊括汉字基本结构与笔画，加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迹，更可作为习字典范。因此，自编成后，很快便成为最佳的童蒙教材。内容、形式的特色与识字、习字的功能，真是相得益彰。易解难忘的《开蒙要训》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敦煌写本来看，《开蒙要训》的写本总数达40多件，分别收藏在英、法、中、俄、日及个别私人手中。其数量之多，在敦煌蒙书中，仅次于《千字文》。

下图是北京国家图书馆藏BD1466号，归义军时期写本《开蒙要训》一卷的开头部分，第一行题有“开蒙要训一卷 乾宁五年”。图25则是英藏S.705《开蒙要训》的尾部，题有“开蒙要训一卷大中五年（851年）辛未三月廿三日学生宋文献诵、安文德写”的题记。

现存40多件敦煌写本《开蒙要训》均未见有标示作者名氏。著名的文献学家，同时也是敦煌学前辈的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索引部分，有这样的说明：“《开蒙要训》一卷， 六朝仁寿马氏撰，见《日本国见在书目·小学类》。”在众多的敦煌蒙书中，有一种叫《杂钞》，又名《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的知识类蒙书，这种蒙书中开列有一系列供当时学生阅读参考的书目。当中便有《开蒙要训》一书，如下图所示这张法藏P.2721《杂钞》写本图片的第三行，有《开蒙要训》，在书名下有着双行小字，清清楚楚地标注出作者为“马仁寿撰之”。

《百家姓》全书系采集姓氏编为四言韵语，以便童蒙识字诵读。共收集507个姓氏，其中单姓446个，复姓61个。开首二句为“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姓，以赵居首，盖尊宋朝国姓。此编以单字组成，仅为姓氏，文字基本上不重复，适合于做识字课本。全篇以韵语写成，句短押韵，朗朗上口，颇适合孩童兴味，又易于背诵。

有关《百家姓》的写本，计有两件，均藏在法国巴黎，分别是编号P.4585及P.4630。这两件都是册子本，楮纸，高约21.5厘米，宽约43.5厘米。每半页6行，每行6字。

P.4630残存二页。高约21.5厘米，宽约43.5厘米。每半页6行，每行6字。第一面起“郏浦尚浓温庄”，迄“衡步都耿满弘”；第二面，起“匡国文寇广禄”，迄“饶空曾母沙乜”；第三面，起“赫连皇甫尉迟”，迄“令狐钟离宇文”；第四面，起“养鞠须丰巢关”，迄“诸葛闻人东方”。

当蒙童背诵学习之中，见到自己的姓氏，或所熟识的姓氏，当倍感亲切，尤能增加诵习兴趣。此外，经由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姓氏，推而广之以认识其他各姓，背诵之后便可快速认识四五百个单字，达到集中识字的学习效果。凡此均是《百家姓》所以能成为宋元以来盛行不替历久不衰的原因。古老算学《九九表》

“九九乘法”是过去学童学习算数时必定要背得滚瓜烂熟的。现今坊间有将九九乘法搭配旋律简单的活泼音乐，提供学龄儿童一边歌唱，一边诵习。或许有人以为九九乘法歌是近代才出现的东西，但从文献来看，九九乘法的出现，其实时代甚早。只是大家习以为常，也就不太经意，更不会去考究它的历史与发展。

敦煌写本中保存有学童使用的《九九乘法歌》。以目前所见到的写本，计有四件，分别为S.4569、S.8836、北图8041（李字73）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编号ДX2145。其中英藏S.8836号写本同卷还抄有蒙书《新集文词九经抄》，可见敦煌写本《九九乘法歌》，是敦煌地区用来教育儿童的算学歌诀，也就是唐五代儿童的基本算学教材。

那么，九九乘法为何要叫做九九乘法呢？由于古代的乘法口诀是从“九九八十一”起，到“二二如四”止，如居延汉简、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等都是。约于公元五到十世纪之间，乘法口诀才扩充到“一一如一”，如敦煌写本便是。不管是止于“二二如四”或“一一如一”，因开始为“九九”二字，因此古人便取以为乘法口诀而称之为“九九乘法”。史诗教育《古贤集》

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二三十种敦煌蒙书中，《古贤集》是一种以七言歌行体的诗歌形式来歌咏历史人物孝友、勤学、诚信、忠贞等事迹，教示学童的通俗读物。可说是敦煌蒙书中极具特色的一种。

以历史掌故及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而编纂的蒙书，让儿童诵读、记忆，以便灌输历史知识，并透过历史人物的行为典范，以教导孩童忠孝仁义等品德。相较讲理说教的蒙书，更能吸引孩童，同时也更能丰富学童的写作题材与表达的内容。

从体例上来看，《古贤集》全篇以“君不见”三字作为起句的冒头语，之后则是以七言40韵，80句，560字，集合古代诸圣贤事迹，撰成长篇歌诗。全篇押韵的情形，共用真（与文韵通押）、鱼（与虞运通押）、麻、支四韵，皆平声韵，形式十分整齐。基本上多以一句来歌咏一位贤人，间有用两句歌咏一位贤人，其中较为特殊的是以四句来歌咏姜太公的事迹。自然教育《孔子备问书》

题名为《孔子备问书》的写本，是仅见于敦煌石室遗书中的宝贵材料，后世不传，历代史志没有著录。内容虽然粗俗浅陋，鄙俚不经，但却是唐代民众日常生活所孕育出的通俗作品，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与庶民思想的真实面貌。

首题《孔子备问书》一卷，未题撰者，全文计116行，约155则问答。P.2581及P.2594在首题下署有“周公注”，这显然是依托。

书名以“孔子”命名，依托“周公”注，大概是当时的风尚，孔子、周公是当代民众心目中学识智能的表征，敦煌写本通俗典籍中这种情形可说是屡见不鲜，如《孔子马头卜法》、《周公孔子占法》等便是。

今存敦煌写本《孔子备问书》一卷，全篇内容系针对天文、时序、地理、人事等日常生活的有关问题，经由一问一答的形式，组织成篇，藉以解答一般民众心中渴望得到答案的基本知识。太公诱童凭《家教》

敦煌蒙书中，除了识字类的蒙书《千字文》与《开蒙要训》外，写本数量最多且流行最广的当推《太公家教》了。《太公家教》是唐、五代民间通俗教育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家教类蒙书。它不但唐、五代、北宋期间广泛地流行在敦煌地区，宋、元时期依旧盛行，甚至还远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中国邻近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成为这些国家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教材之一。

走进藏经洞，实际观察一下唐、五代敦煌地区学郎们抄写、诵读《太公家教》的情况，从敦煌文献中对《太公家教》的运用，去考察《太公家教》在敦煌地区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当然，最直接的更要从现存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的文本去分析编写的旨趣、内容特性、资料来源与形式体例等，有助我们对它之所以在民间及周边的汉字文化圈里风行的理解，并为观察俗文化递嬗变易的发展趋势以及潜藏在后代通俗读物中的因子提供信息。

今存敦煌写本《太公家教》，计有44件之多，分别收藏在中、英、法、日等国图书馆及私人手中。其中以法藏P.2564最为完整，其他则多为残卷。老父叮咛《严父教》

家庭教育，男女有别，父母分工。一般是由慈母传授女儿女红，严父教导男孩品德。敦煌童蒙教材的编纂多样，其中也出现以不同施教者口气编撰的蒙书，如以母亲口吻编撰的《崔氏夫人训女文》，以祖父老者口吻编纂的《太公家教》，同时还有以严父口吻编成的《新集严父教》。

就目前所知，现存敦煌石室遗书中的《新集严父教》写本，计有：英国伦敦藏编号S.3904、 S.4307、S.4901V、S.10291及法国巴黎藏编号P.3979等5件。其中S.4307号为首尾完整的本子，其他4件则为残卷或杂抄不全的写本。

今存敦煌写卷中的《新集严父教》卷子，虽仅有5件，然其中S.3904及S.4901V系出同一抄手。S.4307的题记有“安参谋学士郎李神奴写严父教记之耳”、“定难坊巷学郎李神奴自手书记之耳”，足见《新集严父教》与《太公家教》、《千字文》等同为当时敦煌地区童蒙诵读的教材。新娘锦囊《训女文》

近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其中保存了二三十种唐五代蒙书，为数近三百件的抄本中，赫然发现有一篇幅简短名为《崔氏夫人训女文》的妇女教材。这是一种流传于唐代民间的通俗读物，让我们在千年之后可以约略窥知唐代民间妇女教育的概念以及具体而微的实际内容。

根据我们看得到的敦煌文献，现存有关《崔氏夫人训女文》计有S.4129、S.5643及P.2633三件；虽然数量不多，但却相当难得。在法国巴黎藏编号P. 2633号的抄本，文后有“上都李家印崔夫人壹本”字句，可知这个抄本应当是根据“印本”再传抄的。“上都”指的是唐朝首都长安。当时长安城的李家把《崔氏夫人训女文》加以印刷发行，突显了这种训诫教导女子的文章在当时一定是备受欢迎，才会有人印刷流传，甚或根据印本再抄写流传，而且从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城传播到西北边陲的敦煌。寺学自编《辩才家教》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300多件唐五代宋初的蒙书写本中，我们发现法国巴黎藏编号P.2515号卷子，保存有一件首尾完整并序，且前后题有《辩才家教》的抄本，正是唐五代敦煌地区流传僧人所编的寺学教材，弥足珍贵。

来源：敦煌书坊，文章摘编自郑阿财、朱凤玉著《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