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古时候的广东与今天不一样，被视作化外之地，魑魅遍地，瘴气横生，而惠州在广东又是吊车尾的存在，交通不便，文化不昌，除非是迫不得已，没有谁愿意到这里来，但苏轼的到来让这一现象得到改观，让天下人再也不敢小觑惠州。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哲宗一道圣旨把年迈的苏轼贬到了惠州，苏轼差点以为自己再也没机会活着回来了。但来到惠州之后，苏轼充分发扬了自己乐观旷达的精神，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苏轼在惠州只住了两年多，但却在惠州留下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与功业文章。

写信

天还未亮，苏轼就从梦中被长子苏迈叫醒，说是一个叫卓契顺的佛门居士从江南而来，为他送来了许多亲朋好友的信。苏轼赶忙起床，接待卓契顺时，发现因为长途跋涉饱经风霜，他脸已经被晒得黝黑，脚上也起了很多老茧。

苏轼的感佩之情溢于言表，一再追问卓契顺有什么要求，自己一定会尽力满足。卓契顺则说，自己是钦佩苏轼的为人才不远千里来送信，并无任何企图。苏轼无论如何也过意不去，最后卓契顺才说：“要不您送我几个字吧，这比什么都珍贵。”

苏轼一听，赶忙让苏迈准备好笔墨，工工整整地书写了一份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送给了卓契顺。（注：事迹见《书〈归去来辞〉赠契顺》，苏轼所书《归去来兮辞》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随后，苏轼让苏迈好生招待一下卓契顺，自己则迫不及待地撕开信件，一封封读了起来。

第一封信并非来自千里之外的亲友，而是广州太守王敏仲寄来的，王敏仲的信中首先是表达了对苏轼的感谢，他提到，广州的引水工程已经修好并投入使用了，现在广州境内的瘟疫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原来，苏轼刚到惠州的时候，就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他收集了相关的资料之后得出结论，很可能是因为广州人民日常饮用的水有问题，于是跟一个名叫邓守安的罗浮道院道士探讨了一下，建议王敏仲从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把清洁的水源引入广州城中供老百姓饮用。（注：苏轼与王敏仲相关事迹见《苏轼文集·卷七十七·与王敏仲》）

看到王敏仲信中的喜讯，苏轼也发自内心地为广州老百姓开心。他又拿起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是陈季常寄来的。

说到这个陈季常，那可是个相当有趣的人，这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怕老婆，苏轼曾经说他：“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被引为笑谈。

陈季常是苏轼早些年在黄州认识的朋友，两人相交莫逆，如今自己被贬岭南，可谓相隔千里，收到陈季常寄来的信，苏轼心情说不出的畅快和欣慰，打开一看，里面写了几句话：

老苏啊，你在那边还习惯不？我想你了，准备收拾收拾来看看你。

苏轼原本堆满笑容的脸顿时皱了皱眉，黄州跟惠州不仅隔得远，更重要的是一路险阻，苏轼实在不想老友受这舟车劳顿之苦，于是赶紧提笔写了封回信：

老陈啊，惠州不仅风景好，吃的也不错，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和老百姓都挺喜欢我的，你就别担心啦，好好在家里陪老婆孩子，咱俩都一把老骨头了，就别折腾啦！（注：见《答陈季常书》）

苏轼又针对所有的来信一一回信，等所有的信都看完回完以后，天已大亮了。

喝酒

写完回信，苏轼把苏迈叫了过来，一问卓契顺已经安顿好睡下了，于是让苏迈用皮筒把信包好，等卓契顺返回的时候一并带回去。然后自己出了门，准备找邻居翟秀才喝酒去。

翟秀才名叫翟逢亨，是苏轼在白鹤峰上的邻居。苏轼来到惠州不久，就相中了白鹤峰，觉得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买下了土地，自行设计建了一座二十多间屋的房子，打算在此终老。

翟秀才呢，就是他在白鹤峰的邻居，建房子之前，苏轼还专门问了翟秀才，你说咱俩做邻居好不好啊？翟秀才当即拿出了酒招待苏轼，两人一见如故，志趣相投，既是文友，也是酒友。

然而不巧的是，这会儿翟秀才家中的酒也喝完了，咋办？总不能就这么散了于是两人一商量，决定跑到旁边的酒肆去把酒言欢。

话说酒肆的老板叫林婆，她的生意一直不怎么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见到苏轼和翟秀才来照顾生意，还是很开心的。不曾想，两人喝完了才发现一个尴尬的事情：这俩出门都没带钱。没办法，只好赊账了。苏轼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对林婆说：

您这个酒吧，味道还是很不错的，但跟我们中原的酒有差异，我教你一点中原酿酒方法，你可以参考下，说不定可以改善下口味，吸引更多客人。

林婆听了大喜，赶忙拿笔记了下来。果不其然，在苏轼的指导下，林婆改进了酿酒方法，再加上苏轼经常给她宣传，后来林婆的酒肆生意越来越好，门槛都快被挤破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暂且不提。（注：苏轼与翟秀才、林婆事迹见《惠州府志》、《夜过西邻翟秀才》、《上梁文》等作品）

访友

吃饱喝足之后，该干正事儿了，苏轼告别了林婆和翟秀才，向惠州太守府进发。惠州太守名叫詹范，年龄比苏轼小几岁，是苏轼的忠实粉丝。当初刚到惠州的时候，苏轼还没在白鹤峰修房子，詹范就安排他住在了合江楼，要知道苏轼当时可是以贬官的身份来惠州受罚的，原本是没资格住在合江楼的。

来到太守府时，詹范已经早早在门外恭候了，看到苏轼，老远就迎了过来，恭恭敬敬地把苏轼请到屋里，开口道：

“昨天分别的时候，子瞻兄说今天有要事相商，不知到底是什么事呢？”

苏轼捋了捋自己长长的胡子，拿出了一摞图纸，笑道：

“器之（詹范字）贤弟不必客气，你我既然以兄弟相称，愚兄也就有话直说了。前些日子，我同博罗县县令林抃贤弟去香积寺游玩，发现本地百姓在插秧劳作时采用的方法和技术都比较落后，甚是辛苦，就跟林贤弟合计了一下，把中原的插秧技术和插秧船介绍给了他，看能不能减轻下老百姓的负担。林贤弟前日里跟我说收效不错，于是我就想跟器之商量下，看能不能在全惠州推广一下。”（相关事迹见《游博罗香积寺（并引）》）

詹范一听连连点头，赶忙接过图纸，对苏轼行了一个大礼道：

“子瞻兄有此等仁慈之心，实乃惠州之福也，我替惠州百姓谢过子瞻兄！”

苏轼被詹范的举动吓了一跳，赶忙把他扶起来：

“我辈读书为官，造福百姓是职责所在，器之切勿多礼，愚兄惭愧！”

两人说话间，有人来报，说广南东路（即今广东）提刑程正辅到访，两人赶忙出门迎接。

食言

程正辅是苏轼的表兄，也是苏轼的姐夫，但早些年苏轼的姐姐嫁入程家之后很快就死了，两家因此生了嫌隙，因此，朝中迫害苏轼的人把程正辅派到广东做官，目的是想刁难苏轼。

不曾想，苏程二人本就是亲戚，这么多年过去了，一见面就冰释前嫌，重新找回了当年的亲情，没事就约到一起去游山玩水，感情越来越好。这不，这次程正辅就是专程来找苏轼去踏青散心的。

见到苏轼和詹范之后，程正辅高兴地喊道：

“子瞻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对罗浮山那群和尚道士的承诺啊？省得我每次路过的时候，他们都要拉着我问东问西的。”

原来，苏轼刚到惠州的时候，曾经路过罗浮山，罗浮山上宝积寺长老斋德、延祥寺长老绍冲、冲虚观道士陈熙明早听说苏轼要来，于是在他到达之前就一起列队欢迎，然后一起陪同苏轼游遍了罗浮山的美景。期间，苏轼还特地拜访了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留在冲虚观的炼丹遗址，并亲笔题下了“稚川丹灶”四个字。

当时游览地乏了，三位出家人拿出了罗浮山特产的荔枝招待苏轼，让苏轼这个大吃货喜不自胜，吃饱之后还意犹未尽，于是发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叹。

在离开的时候，苏轼曾说，有机会自己一定会再度回来拜访三位高人，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苏轼本身就是以戴罪之身贬谪惠州的，原则上未经允许是不能随意外出的，因此之后再也没能去到罗浮山。（事迹见《苏文忠公集·题罗浮》）

议政

一直没能再度游览罗浮山，也是苏轼心中一大憾事，奈何身不由己。此次程正辅前来，正好詹太守也在，苏轼想到一事，决定与他们商议。

原来此时大宋朝廷因为漕运压力过大，在对农民征税时，只收银钱，不收米粮。农民为了纳税，不得不抛售粮食，使得粮食价格大跌，许多农民生活都变得异常艰难。

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苏轼已思考多日，但自己只是一介贬官，虽然有很大的名声，但实在无力推动政府政策改革，只能通过程正辅来改变这一状况。

“王荆公有富国强兵之心，我对他实无怨恨之心，但青苗法实在于民生有损，因青苗法之故，本来老百姓就不富裕，如今纳税只收银钱，我只怕长久下去，许多百姓会绝了生路。”

詹范与程正辅听完苏轼的分析，都陷入了沉思。确实，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大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但青苗法确实让许多老百姓背上了债务，使得一些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而此时如果强行采取只收银钱之策，恐怕会导致民不聊生。

“那子瞻有何高见？”还是程正辅率先发问。

“我们不应该想着官府的方便，应该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比如今年歉收，那么粮食不足，就应当用银钱纳税，而如果今年丰收，老百姓家有余粮，就可以用粮食来纳税。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让每个老百姓根据自身家庭的情况，自行选择用银钱或用粮食纳税。这样一来，可能官府的工作量会加大，但对老百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

略微思考，詹范与程正辅都觉得苏轼的建议是上上之策，于是程正辅补充道：

“子瞻此策大善，此番我回广州之后，当与转运司、提举常平司、提点刑狱司共同商议，争取早日出台政策，让各州百姓纳税时可以自行选择银钱或者粮食。”

詹范也附议道：“愚弟也将率先在惠州推行此策，必不辜负子瞻兄一番拳拳为民之心！”（事迹见《与程正辅书（四十九）》）

修桥

商议完毕之后，时间已经晌午，于是三人一同在太守府用饭，然后詹范提议，去视察一下西湖的修桥施工现场。

说起惠州西湖的修桥工程，也跟苏轼有莫大关系。苏轼刚到惠州时，发现西湖两边的居民出行往往要涉水，极为不便，于是建议在湖上修两座桥，以便于居民出行。为此，苏轼带头捐出了仁宗皇帝赐给他的犀牛角腰带。詹范采纳了苏轼的建议，经过考察，最终确定要在西湖上修两座桥与一座堤坝。其中东新桥由道士邓守安主持，西新桥和堤坝由和尚希固主持。

惠州西湖

苏轼没有对陈季常说假话，一路上所有人都在对他们热情地打招呼，惠州人民确实很喜欢他。三人一起来到施工现场后，邓守安、希固等人赶忙过来接待。

见礼完毕，程正辅对邓守安说道：“年前邓真人在广州帮助修建引水工程之事我早有耳闻，如今广州百姓都感念真人的高义，来之前王太守还特意嘱咐我向您表达一下谢意呢。”

邓守安笑着摇了摇头道：“惭愧惭愧，我辈虽是出家人，但亦有为苍生谋福祉之责，贫道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还是仰赖子瞻兄的智慧和推荐，否则我也做不了什么。”

苏轼听了哈哈大笑：“我就说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不像邓真人是干实事的。”众皆绝倒。（苏轼、邓守安、希固修桥事迹见《两桥诗并引》）

时间：傍晚；地点：六如亭

悼亡

一行人对施工现场进行了考察，眼看日头已不早了，程正辅还要去其他州县视察，于是向众人辞别。送别了程正辅后，其余诸人也尽皆散去，唯有苏轼还停留在西湖畔，脸上多了些淡淡的愁思。

随着日头西斜，苏轼漫步在西湖边，孑然一人，慢慢走到了孤山东麓，在草木掩映之间，有一座亭子，亭上的牌子写着“六如亭”三个大字，栏杆上贴了一幅楹联：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

独谈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原来，这是苏轼为爱妾王朝云所建的六如亭。亭子后面，就是王朝云埋骨之所。苏轼一生有有三位挚爱的女子，第一任妻子王弗，早早离他而去，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与他同甘共苦，在他被贬惠州的前一年去世，红颜知己王朝云，无论多艰难，始终不离不弃，不幸在到达惠州以后染病去世。

穿过六如亭，来到朝云墓前，苏轼内心说不出的怅惘。此时，一阵冷风过境，吹落了墓旁树上的片片梅花，宛如英灵忽至，想着朝云追随自己的点点滴滴，苏轼悲从中来，忍不住吟道：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无论如何，那个最懂自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红颜知己，终究是不再了。（见《朝云墓志铭》《悼朝云诗（并引）》等）

梦境

悼念完朝云之后，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眼看已经回不去了。于是顺着山麓爬上去，有一座名叫泗州塔的佛塔，是唐时为纪念泗州大圣僧伽而建，因此苏轼喜欢称它为大圣塔。

王朝云曾与苏轼育有一子，却不幸早夭，此后王朝云就一心礼佛，如今死后，被葬在佛塔之旁，也算是一个好的归宿吧。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唯佛之归。

与大圣塔相邻的，还有一座栖禅寺，栖禅寺的主持跟苏轼是很好的朋友，也就是负责主持西新桥修建工程的希固和尚。此时希固已经回到寺中，见苏轼来访，心知他一定是在想念逝去的王朝云，也不知道拿什么劝他，只能拿出酒来款待他。

晚上，苏轼就在栖禅寺歇下，忽然看到朝云推开了门来探望自己，但他发现朝云衣衫都湿透了，于是问她是怎么回事，朝云回答说，她过来探望苏轼，是从湖里游过来的。

苏轼有些心疼，回答说：如今湖上正在修一座堤坝，等堤坝修好以后，你就从堤坝上过来吧。

话音刚落，苏轼猛然惊醒，原来又做梦了。这个梦他在家的时候经常会做，没想到如今就在离朝云墓不远的地方睡下，还是会做同样的梦。

梦终归只是梦啊！从朝云墓到栖禅寺是不用渡湖的，然而梦中的朝云却依然衣衫湿透，这么看来，平日的梦也不过是自己心里的渴望而已，并非朝云真的有灵来看望自己。想明白这一点，苏轼心里充满了痛苦，却也有一丝放下执念的解脱。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惠州住了不满三年，然后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却认为惠州是自己平生功业所在。刚到惠州时，惠州人民夹道欢迎，离开惠州时，惠州人民挥泪相送。如今一千年过去了，惠州城内依然到处都有苏轼留下的影响和痕迹。苏轼，因惠州变得更伟大；惠州，因苏轼而更骄傲。

参考文献

《苏文忠公集》

《惠州西湖志》

《宋史》

《苏东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