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安史之亂的主力朔方軍爲何沒有在唐朝中後期形成藩鎮割據？

摘要：西北邊防守禦回紇、吐蕃、駐紮重兵，因此，對於這一地區將領的選用，唐政府費盡心機，始終採取先求易制的政策，從唐代歷任朔方節度使可以看出，唐前期，朔方節度使大多是文人爲使，自開元二十九年王忠嗣開始，武將的比重才大幅增加，這是由於天寶以後，邊防戰事逐漸居多，文人爲使已不能適應日趨緊張的邊防形勢，同時，此時的河北軍事力量已逐漸強盛，這就需要有中央控制的藩鎮與之抗衡，唐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派遣武職官員充當西北邊鎮的節度使。在小編認爲，唐政府的政治策略丶將才選用以及文化上的差異，纔是朔方軍未形成割據勢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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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朔方軍是唐王朝的一支邊防軍，也是唐代藩鎮中實力較強的軍隊。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先後不同程度脫離甚至反叛中央，唯有朔方軍始終恭順中央，且在平定安史之亂以及削平各地藩鎮叛亂戰爭中起過很大作用，與其它割據藩鎮形成鮮明對比。對於這一奇特的歷史現象，史學界大多認爲，朔方軍對中央經濟來源的過分依賴，決定了它只能恭順中央而不能割據自立，這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然而考察唐代歷史，自安史之亂後，唐代的經濟重心南移，南方成爲經濟的主要支柱，唐政府也曾於南方設立了爲數衆多的節度、經略使等，而這些地區與朔方軍鎮一樣，對唐中央政府採取恭順的態度。顯然，經濟因素並不是解釋朔方與其它割據藩鎮不同的主要因素。在小編認爲，唐政府的政治策略丶將才選用以及文化上的差異，纔是朔方軍未形成割據勢力的根本原因。

從軍隊的部署看，唐對西北的重視遠遠超過其他地區。括史書記載，唐代西部河西、隴石丶朔萬丶河東兵力總數達二十六萬七千七百人，而河北地區兵力不過十二萬八幹五百人，還不到西北邊防力雖的一半，正如史家所言：“唐代以十節度爲主的邊防力量，其九皆西北邊繳也，唯河東一鎮冶太原，較居內地”。而且在唐代初年，河北地帶初不設軍，直到開元后纔開始有所改變。《新唐書·兵志》雲：“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玉海〉一百三十八卷唐府兵條引會要：“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二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給舊府六白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壯勇，故不置府，其諸道亦置。”這裏記載唐初河北不置軍府，到玄宗時“奚、契丹二蕃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蕃上以備兩番。”

開元前後，唐政府於河北又設置了一些軍府，以防奚、契丹的入侵。這時，河北的軍事力量纔有了不斷的加強。西北地區，朔方節度設於開元九年，在時間上雖晚於范陽、平戶節度使的設立，但實際上在此之前，其都督、總管已開始行使節度使的權力了。因此，從兵力的部署以及軍鎮的設置前後來看，小編認爲這是唐前期政府重西北而輕河北的態度所致。正是由於唐中央重西北而輕河北的政策，才導致了西北邊防重兵雲集，而對河北地區放任自流，使得私人武力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唐政府重西北、輕河北的態度，不僅表現在唐前期一系列政策、措施之中，而且在安史亂後，這種狀況也未予以改變。安史之亂爆發後，西北邊兵爲討內亂，挺進中原，造成邊防空虛，吐蕃乘機攻陷了河隴地區，史稱“邠州以北丶隴州以西，晝陷吐蕃”，京師長安處於緊急狀態。因此，爲了鞏固國都，唐政府對關內道之朔方、涇原、鄜坊、夏綏等鎮更爲關注，“年調河北、江淮兵赴西北邊，謂之防秋。這樣，內地大批兵力調往朔方等鎮，使原來重兵雲集的關內道兵力更強。因此，單就中央政策而已陳寅先生所述是切中要害的，“唐初繼承宇文泰關中本位之政策，西北邊疆本重於東北，至於玄宗之世，對於東北更取消極維持之政策，而對於西北，則取積極進取之政策。”可渭一針見血。

在將才選用方面，也表現出唐政府對西北的重視和對河北的輕視。西北邊防守禦回紇、吐蕃、駐紮重兵，因此，對於這一地區將領的選用，唐政府費盡心機，始終採取先求易制的政策，從唐代歷任朔方節度使可以看出，唐前期，朔方節度使大多是文人爲使，自開元二十九年王忠嗣開始，武將的比重才大幅增加，這是由於天寶以後，邊防戰事逐漸居多，文人爲使已不能適應日趨緊張的邊防形勢，同時，此時的河北軍事力量已逐漸強盛，這就需要有中央控制的藩鎮與之抗衡，唐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派遣武職官員充當西北邊鎮的節度使。

由於唐政府以“先求易制'爲根本，所以在對諸將領的人選上，統治者也費了一番功夫。僅以郭子儀爲例，即可說明。郭了儀在天寶十四年開始繼任朔方節度，自任職之日起，作爲朔方軍的最高軍事長官，無論是對內治理，還是對外防禦，均得到朝廷的認可。因此，肅宗北上靈武即位之後，迅速河從戰場召回郭子儀、李光弼率頜的朔方軍，使之成皇帝的護從部隊，正因如此，平定安史之亂，朔方軍致力相助，在平亂中功居第一，而這些功績的取得，自然是離不開郭子儀的。以後藩鎮割據。朔方軍能保持恭順而不亂，始終爲朝廷所用，其中的原因也少不了郭子儀的影響。

西北、河北文化上的差異，也是造成西北恭順中央而河北叛亂割括的重要原因。安史之亂後河北三鎮在文化上與中央嚴重脫節，形成”魏燕趙之地莽爲盜區，掌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的現象。作爲胡化地區，其地”王道寢微，教化不及，人民軍士，尚武輕法，染祿山、思明之風，多務逐，習苦忘非，而且不知君臣逆順之理”。文化上的不同，導致一個政權的內部分裂，唐代以前已有先例。河北三鎮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文化脫節，直接造成了河北地區在政冶上半獨立於中央之外。

西北藩鎮則不然，其漢化程度之深，自然與唐中央形成一致。朔方軍中蕃兵蕃將能夠爲唐所用，不僅因其自身勇敢善戰的技能所決定，而且還在於，這些蕃將久居中國接受漢化或雖居塞外而嚮慕漢化，如李光弼出身契丹，其父時已入唐，至光弼已歷二代。其它如論誠節、王思禮等，均爲朔方主將。這些番兵番將，由於對漢族文化的嚮往自然在政治利益上傾向於中央政府，在具體行動上也就表現爲效忠唐王朝而不致割據一方。

朔方軍與河西、隴右諸軍的對立以及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有其不能割括的原因存在。唐代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諸軍，是唐代設置較早的軍事機構，其最初的目的，是使三大軍團形成聯臺的整體，共同防禦來自西北和北方的少數遊牧民族入侵，但由於內部諸多因素的存在，嚴重影響了西北軍鎮之間的團結。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諸軍在一些重大的軍事行動中不能同協力，共同抗敵，而引起戰爭失利，這在唐初就已經有所表現，如開元初，突厥寇邊，朝廷命朔方軍大總管王晙率兵出擊，隨後又委派魏元忠與之相助，由於兩者之間的矛，使已經降服的突厥部落再度反叛。雙方爭鬥的結果，王晙被貶梓州刺史，這是由朔方將帥矛盾衝突引起的軍事失利。

朔方軍與隴右諸軍的矛盾也是經常存在的。天寶八載，玄宗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率隴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並益以朔方、河樂兵八萬三幹攻吐蕃石堡城。由於攻城失利，哥舒翰召河東、朔方將頜張守瑜、高秀嚴、欲以處斬，最後由於兩將致力挽回戰局，才得以免死。從中以看出河隴、朔方諸軍之間矛盾的對立。

朔方軍與河隴諸軍一系列矛盾的產生，實質上是由朔方軍地位的不斷升高而引起的，更準切地說，是由唐肅宗直接扶植朔方軍而引起的。開元十五年，唐太子李亨徙封忠王。“爲朔方節度大使，單于大都護。”這時諸王領使，雖不出閣，但與部下將領，並非完全隔絕，所以，建寧王倓說：“殿下昔曾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略識其姓名。”通過這種途徑，領使諸王與部下形成一種無形關係，正是這種關係，促使太了李亨在安史叛亂爆發後，北上朔方，於靈武即位，隨之以靈武爲根據地，依靠朔方軍，而一舉平定了安史叛亂。這樣，朔方軍的地位，等於皇帝的直隸部隊。

正是由於朔方軍的地位高於當時所有其他的軍隊，而使朔方軍與其它方鎮的矛盾越積越深，所以，代宗即位之後，逐步有意識地削弱朔方軍的影響，最後其地位被宦官魚朝恩所率領的神策軍所代替。此時的朔方軍，不僅在地位上日益下降，而且其統治區也被分成個小的節度使，朔方軍的地盤最後被振武、鹽夏、邠寧所代替，朔方節度使所領也只有靈州及附近地區。朔方軍地位的下降以及勢力範圍的縮小，使得朔方軍軍事力量也自然削，更無割括一方的可能。

朔方軍受地理條件的限制，也是其不能割據的原因之一。朔方地處偏僻，隅居一方，若能聯合河西、隴右以及河東諸軍，足有割據自立的條件。然而正如以上所述，由於朔萬軍與河西、隴右諸軍的矛盾直接影響了各種軍事力量的結臺。由於勢單力薄，孤立無援，自然沒有力量割據，即使稍有叛亂，也不能抵抗與四周矛重重的藩鎮軍隊的大舉圍攻，所以在極短時間內也就消滅殆盡。同時這一地區地近京師，中央控制較易，所以在這種條件下，西北諸鎮任何一軍都不可能有割據一方的機會。河北藩鎮則不同，他們之所以能割括河北，一方面由於他們有強大的兵力物力作後盾，另一方面則是他們與鄰近藩鎮結成了同盟，儘管這種同盟不穩定，但在利害衝突相互一致時，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