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周文王(姬昌)的歷史形象都非常好,被孔子稱爲“三代之英”,是儒家推崇的古之聖賢,對紂王可謂仁義至盡,一心一意的輔佐紂王。只是紂王無道,文王姬昌死後,武王替天行道,爲了天下百姓,進而起兵伐紂,一夜滅掉商朝。
然而,隨着地下文物的不斷挺身而出,周文王的歷史形象逐漸迴歸本色,尤其是在香港發現的一批楚簡上,更是揭開了姬昌勃勃野心的真面貌,早有不臣之心。

周文王有過一段牢獄之災,大約歷時7年時間,這是殷商與周國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鄉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
周文王到處行善,樹立自己的威信,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於商王,於是紂王就將姬昌關進了監獄7年。最終,閎夭等人求購美女奇物寶馬之類獻給紂王,於是紂王就釋放了西伯。
如果司馬遷這一段記載爲真,那麼周文王絕對是一個罕見的古之聖賢,而紂王嫉賢妒能,更是猶如沒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一般,坐擁天下的他,居然被區區一些美女奇物之類就收買了,商朝不亡沒天理。
然而,香港發現一批楚簡,卻揭開了文王克商之謎,周文王佈局之深,讓人實在難以相信。

衆所周知,香港是中國文物流向世界的重要中轉站,無數珍貴文物從此離開中國。上世紀90年代,香港文物市場流出一批戰國楚簡,後來被上海博物館買下,這就是鼎鼎大名的“上博簡”。在上博簡中,有一篇叫《容成氏》的失傳古文,就記載了紂王爲何釋放姬昌,以及姬昌釋放時候的行爲。
《容成氏》中記載,由於紂王荒淫無度、不理國政,於是九個邦國趁機造反,“於是乎九邦叛之,豐、鎬、舟、石、於、鹿、黎、崇、密須氏”。(九邦叛亂)文王聞之,曰:‘雖君無道,臣敢勿事乎?雖父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紂聞之,乃出文王於夏臺之下而問焉,曰:‘九邦者其可來乎?’文王曰:‘可。’
獲悉九邦叛亂,姬昌感慨萬千說,“即便君王無道,臣子難道就不侍奉了嗎;即便父親無道,難道子女就不侍奉了嗎。怎麼能反叛天子呢”。紂王聽說之後,就讓人把忠臣姬昌帶到夏臺問話,“你能讓九邦重新歸順朝廷嗎?”姬昌回答說“能”。

可見,在紂王面前,姬昌維持了一個罕見的忠臣形象。然而,這一記載卻有揭露“紂王釋放姬昌”的真相,即因爲“九邦叛亂”,需要姬昌平定這一次發生在西邊的叛亂,而非“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
那麼,周文王如何平定叛亂的呢?《容成氏》:文王於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來服,豐、鎬不服。文王乃起師以向豐、鎬,三鼓而進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一人爲無道,百姓其何罪?’豐、鎬之民聞之,乃降文王。”
姬昌穿着凶事齋戒之服巡視九國,就有7邦來服,即便不服的豐、鎬2邦,百姓也被姬昌感化........一個“仁者無敵”的形象躍然紙上!

然而,《容成氏》是美化周文王,但卻又從側面揭露了文王克商的真相,原因很簡單:《容成氏》中提到的九邦,爲何很多屬於明顯的殷商鐵桿支持者?學者研究之後確認,《容成氏》中提到的舟、石、鹿三國,如今已經無法考證,但崇、密須氏、於、黎四國臣服於商朝。尤其是“於國”,與商王室關係密切,國君還是紂王的三公之一。
這就很有意思了,周文王爲何征討的幾乎都是臣服於商朝的方國?那麼,《容成氏》這一記載的背後,到底隱含了什麼歷史真相?如果結合史料來看,就能找到答案!

《竹書記年》記載,“(帝乙,紂王之父)二年周人伐商”,文王開始是謀商、克商。但由於商周實力過於懸殊,於是周人東進被打斷。這時,姬昌審時度勢,向紂王臣服,這就是史料中的“文王事紂”之說。
需要說明的是,周國不是殷商的諸侯,而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即所謂甲骨文中經常提到的“方國”,只是一段時間內臣服於殷商而已。
從史料中可知,周國臣服之後,姬昌轉變戰略,由原先東進轉變爲向西北戎狄地區、南方漢江流域擴張。因此,紂王囚禁姬昌的原因,絕非《史記》中所云“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鄉之,將不利於帝”,背後深層原因應該是周國擴張,紂王對此阻擊。

在這一情況之下,《容成氏》所講述的“文王服九邦”中,爲何很多是商朝的同盟國,這就不難理解了,這時逃出生天、虎入山林的周文王,根本就不理會所謂的“九邦叛亂”(這一叛亂可能是周國策劃,目的是營救姬昌,所以才需7年),而是開始對殷商主動出擊,清理殷商鐵桿追隨者,至於所謂的“九”,可能只是虛指,意思平定很多殷商同盟。
《容成氏》記載的九邦,是指周文王實際討伐的九邦,其中很多屬於商朝鐵桿支持者,討伐的目的就是削弱殷商實力!
經過不停徵伐之後,殷商鐵桿越來越少,周國同盟越來越多,甚至在牧野之戰中,根本沒有記載有殷商鐵桿“起兵勤王”,而周武王卻率有800諸侯。

歷史是勝利者的宣言,周滅商之後,對姬昌和周國的行爲,進行了一系列的美化,而強調周禮的儒家崛起之後,爲了證明仁者無敵,更是給周國崛起披上了無數仁義的外衣。實際上,紂王未必壞,姬昌未必仁,一切都是權力之爭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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