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周文王(姬昌)的历史形象都非常好,被孔子称为“三代之英”,是儒家推崇的古之圣贤,对纣王可谓仁义至尽,一心一意的辅佐纣王。只是纣王无道,文王姬昌死后,武王替天行道,为了天下百姓,进而起兵伐纣,一夜灭掉商朝。
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周文王的历史形象逐渐回归本色,尤其是在香港发现的一批楚简上,更是揭开了姬昌勃勃野心的真面貌,早有不臣之心。

周文王有过一段牢狱之灾,大约历时7年时间,这是殷商与周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记》: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
周文王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于是纣王就将姬昌关进了监狱7年。最终,闳夭等人求购美女奇物宝马之类献给纣王,于是纣王就释放了西伯。
如果司马迁这一段记载为真,那么周文王绝对是一个罕见的古之圣贤,而纣王嫉贤妒能,更是犹如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般,坐拥天下的他,居然被区区一些美女奇物之类就收买了,商朝不亡没天理。
然而,香港发现一批楚简,却揭开了文王克商之谜,周文王布局之深,让人实在难以相信。

众所周知,香港是中国文物流向世界的重要中转站,无数珍贵文物从此离开中国。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文物市场流出一批战国楚简,后来被上海博物馆买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上博简”。在上博简中,有一篇叫《容成氏》的失传古文,就记载了纣王为何释放姬昌,以及姬昌释放时候的行为。
《容成氏》中记载,由于纣王荒淫无度、不理国政,于是九个邦国趁机造反,“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舟、石、于、鹿、黎、崇、密须氏”。(九邦叛乱)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
获悉九邦叛乱,姬昌感慨万千说,“即便君王无道,臣子难道就不侍奉了吗;即便父亲无道,难道子女就不侍奉了吗。怎么能反叛天子呢”。纣王听说之后,就让人把忠臣姬昌带到夏台问话,“你能让九邦重新归顺朝廷吗?”姬昌回答说“能”。

可见,在纣王面前,姬昌维持了一个罕见的忠臣形象。然而,这一记载却有揭露“纣王释放姬昌”的真相,即因为“九邦叛乱”,需要姬昌平定这一次发生在西边的叛乱,而非“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
那么,周文王如何平定叛乱的呢?《容成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
姬昌穿着凶事斋戒之服巡视九国,就有7邦来服,即便不服的丰、镐2邦,百姓也被姬昌感化........一个“仁者无敌”的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容成氏》是美化周文王,但却又从侧面揭露了文王克商的真相,原因很简单:《容成氏》中提到的九邦,为何很多属于明显的殷商铁杆支持者?学者研究之后确认,《容成氏》中提到的舟、石、鹿三国,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但崇、密须氏、于、黎四国臣服于商朝。尤其是“于国”,与商王室关系密切,国君还是纣王的三公之一。
这就很有意思了,周文王为何征讨的几乎都是臣服于商朝的方国?那么,《容成氏》这一记载的背后,到底隐含了什么历史真相?如果结合史料来看,就能找到答案!

《竹书记年》记载,“(帝乙,纣王之父)二年周人伐商”,文王开始是谋商、克商。但由于商周实力过于悬殊,于是周人东进被打断。这时,姬昌审时度势,向纣王臣服,这就是史料中的“文王事纣”之说。
需要说明的是,周国不是殷商的诸侯,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即所谓甲骨文中经常提到的“方国”,只是一段时间内臣服于殷商而已。
从史料中可知,周国臣服之后,姬昌转变战略,由原先东进转变为向西北戎狄地区、南方汉江流域扩张。因此,纣王囚禁姬昌的原因,绝非《史记》中所云“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背后深层原因应该是周国扩张,纣王对此阻击。

在这一情况之下,《容成氏》所讲述的“文王服九邦”中,为何很多是商朝的同盟国,这就不难理解了,这时逃出生天、虎入山林的周文王,根本就不理会所谓的“九邦叛乱”(这一叛乱可能是周国策划,目的是营救姬昌,所以才需7年),而是开始对殷商主动出击,清理殷商铁杆追随者,至于所谓的“九”,可能只是虚指,意思平定很多殷商同盟。
《容成氏》记载的九邦,是指周文王实际讨伐的九邦,其中很多属于商朝铁杆支持者,讨伐的目的就是削弱殷商实力!
经过不停征伐之后,殷商铁杆越来越少,周国同盟越来越多,甚至在牧野之战中,根本没有记载有殷商铁杆“起兵勤王”,而周武王却率有800诸侯。

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周灭商之后,对姬昌和周国的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美化,而强调周礼的儒家崛起之后,为了证明仁者无敌,更是给周国崛起披上了无数仁义的外衣。实际上,纣王未必坏,姬昌未必仁,一切都是权力之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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