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無論教學場所，還是食宿場地，無不需要辦學經費。那麼，孔子辦學經費是如何籌措的？這無疑是研究孔子教育的一個重要而基本的問題。由於可以落實的相關材料太少，我們只能提供一些可能的線索。

01

首先，孔子在私人辦學前已經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或者說積累了一定的辦學資金。這些資金主要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他年輕時做過小吏，可能有一些積蓄。

孟子說“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2]司馬遷說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唐司馬貞《索隱》雲：“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3]

所謂“料量平”，大概是記載倉庫貨物的進出，相當於今天的會計出納之事。

所謂“司職吏，而畜蕃息”，《周禮·牛人》：“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4]司職吏即此職人。職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系養犧牲之所。

所謂職人實際上就是負責餵養準備祭祀時用於犧牲的公牛的人。這和孟子所說豢養牛羊的乘田也差不太多。

二是孟懿子、南宮敬叔拜孔子爲師，從其學禮，大概會有一些贄敬之奉。

由於孔子影響擴大，魯國其他貴族也會有所饋贈，以表示他們禮賢下士。據《孔子家語》載：“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5]

季孫氏賜贈孔子粟千鍾，這可不是一筆小錢，古代六鬥四升爲一鍾，千鍾合計六萬四千升，可供三四百人一年的糧食之需。南宮敬叔與孟懿子兄弟師從孔子，孟孫氏的饋贈當不會少於季孫氏。

三是孔子赴齊，齊景公準備“以季、孟之間待孔子”，甚至打算以尼谿田封孔子，儘管景公的計劃沒能施行，但也不會不給孔子較高的待遇，讓他能夠體面地在齊國生活，以體現齊國禮待賢人，以擴大齊國影響。綜上各項推測，孔子早期辦學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

其次，孔子招收弟子要收取一定的學費，這也是辦學資金來源之一。

《論語·述而》載：“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即乾肉，束脩指十條幹肉。邢昺疏雲：“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境）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6]

束脩本是古代親友間相互饋贈的一種禮物，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指求學者自願繳納一定的學費，即使是很少的學費，只要誠心向學，他都會接受他們爲弟子，並給予教誨，並非一定是必須繳納十條幹肉。後人以“束脩”指稱入學或學費，便導源於此。

至於有弟子家境富裕，願意多繳學費，自然是多多益善，來者不拒。例如，孔子在陳，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7]，受到孔子歡迎。再如，孔子弟子子貢是個富商，很會做生意，孔子曾說：“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臆）則屢中。”[8]意謂顏淵爲人是很不錯的，卻總是窮得沒辦法。

而子貢不安本分，囤積貨物，猜測行情，卻總是被他猜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也說“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9]，即善於買賤賣貴，隨時轉貨，以殖其資，故家累千金。他自然能夠提供孔子辦學的資金資助。

03

其三，孔子在魯國做官期間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可以作爲其辦學資金來源之一。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51歲的孔子任中都宰，一年後又出任小司空、大司寇，直到定公十三年（前497年）離開魯國，這四五年間，孔子有俸祿，有采邑，積累的財富理當不少。

孔子在魯做官俸祿多少，有一條資料可作參考。孔子去魯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唐司馬貞《索隱》雲：“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鬥，亦與漢之秩祿不同。”唐張守節《正義》雲：“六萬小鬥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10]

即使以小鬥計，“奉粟六萬”相當於唐代郡守秩祿二千石，待遇也屬不低。總之，孔子官魯期間，待遇是頗爲優厚的。

除了俸祿，還有采邑的收入，孔子安排弟子原憲（字子思）爲邑宰，幫助他管理采邑。據《論語·雍也》載：“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11]

孔子給原憲（字子思）祿粟九百，一說九百鬥，一說九百斛（一斛十鬥），反正數量不少，原憲推辭不受，孔子認爲是他該得的，要他不必推辭，拿去分給鄉黨鄰居們好了。

何晏注引包鹹說，此事發生在孔子任魯大司寇時。不管此事發生在何時，它證明孔子這時已經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實力，則是可以肯定的。

其四，孔子周遊列國期間，得到所居國貴族的支持，這種支持既包括政治上的聲援，也包括經濟上的資助。

例如，孔子居衛期間，不僅有衛國君給予的俸祿，還有衛大夫提供的居處便利。孔子一行先住在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後住在衛國大夫蘧伯玉家。蘧伯玉是衛國有名的賢大夫，孔子曾稱讚他：“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12]

蘧伯玉提供居處，不僅是對孔子一行的政治聲援，實際上也是一種經濟援助。“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13]，同樣得到陳國貴族的資助。

人們常說的孔子厄於陳蔡，在陳絕糧，並非孔子辦學出現了經濟困難，以致到了斷炊的地步，而是另有隱情。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14]

若果真如司馬遷所說，那麼，孔子在陳、蔡所遇到的困境就是政治造成的，而不是經濟造成的，與辦學經費問題自然無關。

魯定公十一年（前484年）春，齊師伐魯，孔子弟子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問冉有從誰學來，冉有回說學於孔子，並向他推薦孔子，於是季康子派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15]，此時孔子已68歲。

孔子回魯後，魯尊孔子爲國老，給予了豐厚待遇。孔子則接受魯定公與季康子的政治諮詢，並不從事具體政務工作，而是繼續辦學授徒、整理古籍文獻。

他的弟子冉有、子貢等早已仕於魯，宰予仕於齊，子路則先仕於魯而後仕於衛；仲弓做了季氏宰，宓子賤做了單父宰，子游做了武城宰，子夏做了莒父宰；而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明施乎諸侯”[16]。

孔門的弟子春風得意，孔學的影響也如日中天。這時的孔子學校人氣旺盛，資金充裕，就更不必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