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作爲中國“三代”之首，是“家天下”王朝的開始，也是多數人認可的中國文明開篇。但是，近代以來，學界關於夏代的有無存在、是否神話、是否杜撰等問題，聚訟紛紜，迄無定論。最近，相關研究爭論趨於激烈，形成所謂的“圍觀夏文化”現象。筆者認爲，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一個根本性變化是接受來自西方“追求真相”或“求真”的歷史觀，並且把它同傳統中國“求實”“考信”“實錄”一類歷史觀混爲一談，認爲“求真”也是中國本有的歷史觀。歷史觀的混同不僅帶來夏代有無問題的爭論，也掩蓋、遮蔽了傳統中國史學“考信”的本來意義，以至於入人彀中而不知也。

夏代有無問題爭議緣由

西周初年，周公等人爲訓戒成王、康叔、殷遺民等，將夏、商、周進行對比，說明歷史興亡在於人之作爲、天命體現於人事活動的道理。這是最早把夏作爲比商更早的一個朝代提出來而加以討論的。從此，夏商周作爲“三代”“小康”社會的歷史觀念，一直持續到清代。

晚清以降，中西思想激烈碰撞。受此影響，中國各種各樣的古代史著作，開始把夏作爲一個“傳說”“傳疑”時期。新文化運動、“古史辨”潮流強化了這一趨勢。楊寬、陳夢家等學者提出，夏代是神話演繹的結果。從此，關於夏的存在，開始成爲一個需要證明的問題，這在多數中國人看來不可接受。但是，要改變這種情況，學者們大都認可通過考古發現夏代的文物來證明其存在。

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進行考古調查夏文化，發現二里頭遺址，揭開了夏文化考古研究新篇章。此後，國內主流觀點認爲，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夏的存在由於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得以證實。但是，國外學者並不以爲然。1990年，在洛杉磯夏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西方學者大多認爲二里頭文化不能與夏文化等同。個別學者（例如艾蘭）甚至提出，夏是商人關於陰間神話演繹的結果。1999年，西方漢學家合作編寫的《劍橋中國古代史》中第四章的標題爲《商：中國第一個歷史王朝》，不認可夏爲商代之前的歷史朝代。

總之，這一時期國內大部分學者相信夏的存在沒有問題，但需要考古學進一步提供證明。一部分學者則認爲，二里頭遺址的發現，說明夏的歷史性已得到證實。日本學者近年來也有類似的看法，並撰寫諸如《夏王朝》之類的著作。僅有歐美的學者不以爲然。

進入21世紀，國內一部分學者逐漸接受20世紀上半葉以“古史辨”爲核心的反思傳統，以及海外學界相對保守嚴謹的態度和觀點，質疑傳統的夏王朝可知論，提出“有條件的不可知論”。例如，第三任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隊長許宏研究員就提出，假說不等於實證，二里頭文化不能等同於夏文化。隨着研究走向深入，相關研究的總結、反思方面的論著也不斷增多。考古學者鄒衡較早提出，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接續鄒先生討論的孫慶偉在反思過去相關研究後提出，“在歷史語境”中研究夏代，努力從考古學上解決夏的存在問題，認爲刻意追求文字一類證據，實際上是對於考古學研究方法的不瞭解和不信任。孫慶偉所著《鼏宅禹跡》出版後，引發了比較大的學術爭鳴，將夏代有無的討論推向高潮。

夏代有無爭議的理據與不足

筆者認爲，全面反思檢討夏代有無爭議，需要從四個方面加以認真思考。

首先，許多相關問題的研究與反思都只是涉及近代以來的情況，很少有人關注古人對夏代歷史的態度。甚至大多數人的反思都是從“古史辨”運動展開，認爲夏朝的存在被懷疑，是疑古思潮的產物。即對於夏代有無的問題，尚未有學者進行詳細嚴密的古今對比。而不進行古今對比，只用近代以來所接受的西方歷史觀念並在這種歷史觀之內繼續討論夏存在與否的問題，如何體現反思的徹底性？如果不能達到貫通古今、中西會通，就難以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那麼對於歷史的反思也就會流於表面，難以得出深刻的認知。

其次，大部分相信夏代歷史沒有問題的學者，很多都在迴避字證說，對此問題閉口不談，以至於被人認爲不是嚴謹的學術討論，沒有史料來支撐。還有一些人相信夏的存在沒有問題，也在此基礎上討論夏文化問題。北京大學教授劉緒認爲，西方學者提出的字證說有其合理之處，因缺少當時自證屬性的文字材料，即使證據再多，也不能得出百分之百準確的結論；但是，得不出百分之百準確的結論，並不等於所有證據都不可靠，連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沒有。這類討論忽視了近代史學“歷史客觀性”的基本要求，即歷史真相只有一個，也是一個整體，要麼真，要麼假（僞），歷史之真不能用百分比來衡量。

再次，很多提出文字並非確認夏王朝存在“必要條件”的學者，如王巍、孫慶偉等，沒有針對“字證說”從理論上加以系統駁議，只是回應字證要求混淆了歷史和歷史敘述，貶低了歷史文獻的應有價值，即沒有從道理上說清楚何以字證說並非必要條件。這是字證說觀點不僅可以反駁對方而且至今難以被有力反駁的關鍵。另外，字證說者如許宏等，明確說早期歷史“真相”是無從驗證的，所以“正確”與“錯誤”之類的斷語並不合適，但面對夏的有無問題又提出“文字的自我證明”之類“確證”“實證”的要求，使人感到內在邏輯的矛盾，結果走向“不可知論”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後，否認夏文化論者多以“科學理性”反駁對方。許宏認爲，夏在傳世文獻上當然是存在的，但見仁見智……在科學理性觀念進入中國之前，這些是毋庸置疑的。當今世界科學哲學一再強調相對而在、歷史主義、“範式”轉移，甚至提出“怎麼都行”（如費耶阿本德）的觀點，表明認識物質世界之正宗的科學思維都已經走向了相對性的方向，知識觀念已由過去認爲的確定性“真知識”變爲不確定的或“主體間性”的。而人文學科特別是關於過去歷史的研究中，“唯科學主義”依然扮演着絕對真理的角色，着實讓人感到驚異。

中西史觀混用引發爭議

在夏代有無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中，不少人深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認識當中。毫無疑問，這些矛盾的根源主要是近代以來中西曆史觀的混合、不相容與矛盾造成的。大家按照學來的西方追求歷史真相之方式來看夏史與二里頭文化問題，就存在文字自我證明實證的要求。因爲古希臘以來西方的基本觀念就是存在即被感知，不能感知到的就是不存在的。英國學者柏克萊的名言“任何物體，只要不被感知，就是不存在的”是最簡明的概括。所以，希臘人只寫當時發生的事即當代史，古代流傳下來的故事在他們看來都是不可信的。19世紀，蘭克提出“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書寫歷史”，也是需要當時遺留下來的檔案資料，即通過真實的資料達到對於歷史真相的揭示。這就是西方學人何以要用出土資料來研究上古史的道理，出土資料在他們看來是真實的、第一手的資料，而傳世文獻資料因在傳承的過程中一定存在變異而難以求真。這是古希臘直至近代的歷史真實觀，它以柏拉圖等人“在場的”形而上學邏輯爲支撐點。然而，幾千年以前發生的人事活動既然已經隨風而逝，如何可以看到？能夠看到的又如何可以謂之“歷史性”存在？發掘出來的殘磚斷瓦又如何可以謂之歷史本來或真相？肉眼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相？科林伍德批評古希臘思想“反歷史傾向”的道理即在於此。因此20世紀以來，由希臘開始的求真史學遭到普遍的懷疑與批評。

如果西方的歷史真實觀是正確的，那麼幾千年中國人講述夏之歷史所依據的歷史觀就是有問題的，這就不僅僅是夏朝是否曾經存在過的問題，還關涉我們這個史學大國的傳統歷史觀是否可取或正確與否的更大問題。從歷史學研究的實際情況看，能否被人們信從往往取決於作品的優劣，幾年或者幾十年以後又出現了比較而言更好的論述，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推翻前人的說法，使得人們更爲信服。這就是中國古人建立的取其可以信而信之的“考信”史觀之邏輯。考信的目的是爲了更好地敘述歷史，考信只是一種敘述手段，更好地敘述過去，以爲後來者借鑑纔是目的。這與西方把求真作爲史學目的，認爲歷史是由探究而獲得的知識明顯不同。過去發生的人事活動即所謂的歷史本體不復存在，人們只是根據過去遺留、傳承下來的文獻與文物敘述過去發生的事情，在考證的基礎上加以述說無疑是更加可信的。如果論述的作品思想深刻、文筆優雅，自然能夠得到大多數人以及長時期的認可，例如被稱作“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至於是否符合歷史本來面目，是否科學地揭示了歷史真相，既無從驗證，似乎也不必要。評判、修正它的只能是新發現的材料與新的歷史觀。夏代存在是否得到文字實證，明顯是追求真相之史學提出的問題。

史學求真，這在今天大多數國人看來理所當然，沒有值得懷疑的。實際上，這僅僅是一百多年間中國人持續學習西方的結果，並非古代以來就是如此。史學求真大致在20世紀20年代間確立，以後逐步形成共識。大衆信之既久，自然不會覺得有不妥之處，反而是古人考信史觀讓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了。可見，史學求真原是一種外來學理內化於中國學術的結果。這一思考的邏輯是：真的纔是可以相信的，信史首先必須建立在是真的基礎之上；而真的就需要確切證明，而所謂確證就是能夠被看到；夏的可信性要得到確證就需要找到夏人自我說明的文字即可以看到的“字證”。這種史觀與中國古人的信史觀顯然不是一回事。法國學者羅蘭·巴特曾說，歷史話語的唯實論是文化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實是改頭換面的“真實崇拜”。他的話可以理解爲實證求真史學是西方文化生成的特產，是希臘人追求真理的副產品。

應該進行系統分析和反思

那麼，在西方史學傳入之際，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內，爲什麼中國學者未能區分中西史學關於考信與求真之異而混同彼此，甚至一味地用求真史觀看待歷史問題如對待夏代呢？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但是，只要瞭解近代以來中國歷史與學術發展的趨勢，這一點也不難理解。簡單地說，清末以來的“向西方學習”以挽救中國而形成的科學主義潮流，推動了對於西式學術方式的全盤接受，中國學術從“四部之學”變成“七科之學”，即由歷史主義思考變爲邏輯主義認知。使用日本人漢字對譯西方之名詞思考，進一步截斷或間隔了現代學術與傳統文化的關聯。趨新過於承舊的風潮使得比較反思中西之別隻在一些表面認知上有成果，缺少深入內在精神的研究，甚至形成對於傳統史學的不斷批評。相似即同一（同源）之簡單的邏輯主義認知上進一步掩蓋這種混亂並持續至今，這在古史與考古學研究上尤爲突出。一些有價值之反思如章太炎關於經史爲“客觀之學”，錢穆關於中國學術“主通”，錢鍾書“史蘊詩心”等的思考，多被掩蔽或忽視。科學主義思潮引領一百多年來中國史學思考之潮流，而唯科學主義取向掩蔽了中國史學本來之面目，從而混淆了中國傳統之“信史”與現代史學“追求真相”的區別。

由此看來，夏史以及夏文化有無問題的研究，不單單是一個找到什麼樣的證據的問題。也就是說，這不僅是一個考古學或文獻學的證明問題，更是一個古今也包括中西曆史觀的比較問題，涉及對諸如“真實（真相）”“信史”“實錄”“確證”“求真”“考信”甚至“真理”等最基礎的觀念、概念的理解與認識問題。用一句話來說，那就是當前我們關於歷史的一些基本理念需要反思與重新界定而沒有做好的問題，只不過在夏代有無問題的討論上集中爆發了出來。這些深層次問題不搞清楚，關於夏代有無之類問題的討論，出現矛盾與爭議依然不免。在西方，古希臘以來的歷史觀及其所依託的真理觀，到20世紀已經有了很多的反思與總結，尤其是後現代主義對其提出了猛烈的批判與變革要求。當然，後現代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在中國，古今中西問題已經交織了一百多年，應該進行系統的分析和反思，混同不等於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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