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的时候，日本已经面临着难以为继的不利局面。与战争初期相比，日军的兵员素质也已严重下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称：此时，国军共有320个师，而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团，比例是8比1。因为国军部队缺编严重的原因，实际兵力对比低于这个比例，但在各战区的兵力也均优于日军。根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的统计，如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兵力对比大约在5到6比1。而且随着美援的到来，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也有所改善。

然而在日军已日薄西山的情况下，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国军却一溃千里，一败涂地。抛开其他因素，其中兵员素质的问题正是惨败的原因之一。

那国军兵员素质是什么问题呢？一句话：差，兵员素质差。

那为什么会差呢？还是一句话：大部分是强行征来的，也就是俗称的，抓壮丁。

我们来看几项数据：

一、根据1945年7月国民政府军政部的统计，国民党军队当时拥有280个步（骑）兵师、32个炮兵团，以及宪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特种兵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各战区的挺进纵队在内，拥有兵力422万余人。其中不包括军事机关和军校的101万人，以及收编的几十万伪军。

二、1937年7月初，国民党军队拥有步兵183个师，独立步兵58个旅，独立步兵43个团；骑兵9个师，5个独立旅，3个独立团；炮兵2旅，15个独立团，13个独立营；工兵2个团；交通兵3个团；通信兵2个团；宪兵11个团，2个独立营。总计202万9千余人。注：该两项以作战部队为例，以下皆同。

三、根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另有50多万人投降做了伪军。非战斗减员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总计为466万余人。

那么，减员的466万与人加上1945年7月的422万余人，就是全面抗战8年国民党军队总数，888万余人。这个数字再减去1937年7月初的202万9千，就是全面抗战8年国民党军队补充的兵员数，685万余人。

四、根据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和《抗战期中各省壮丁配额统计表》的统计数据：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14050521名。

按照国民政府官方数据计算，与军队实际补充人数存在720万人的差额。

五、实际上，在1943年夏天的时候，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给何应钦的报告中就统计：“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即1939年到1943年5月，4年时间平均每年拉壮丁300万人。

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1937年7月）以至现在，共征兵1090余万名。”即1937年7月到1943年9月，平均每年拉壮丁211万人。

1942年11月，陈诚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军事报告中称：“（五年）抽调之壮丁，已及1100万余人。”即平均每年拉壮丁220万余人。

而在1944年和1945年，为了准备实施战略反攻，国民政府加大了拉壮丁的力度。具体有多少，国民政府官方没有通报数据，但据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2000名左右。1944年却增加到4500名左右，1945年加配到6000”，并在“1945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由此可见，在1944年和1945年，至少有400到600余万壮丁被强拉。可见全面抗战的8年，至少强拉壮丁大约1800万到2000万人。

按照这一数字计算，与军队实际补充人数存在大约1100万到1300多万的缺口。

注：以上统计只是以最简单的数字，实际情况复杂的多。原因是，一、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期最高峰达到过600多万，在大量补充的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精简。二、国民党军队吃空饷的情况太严重了，根本统计不出实际的真实人数。三、拉壮丁的情况也实在太混乱了，无法精确统计。

六、那这部分人去哪了？

答案非常简单：逃亡或虐待而死。

当时，有人对壮丁的死亡情况进行过估计，那个人就是北大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的蒋梦麟先生。他说：“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

实际上，蒋梦麟的说法有所夸张。他所说的1400万，包括了死亡和逃亡。不过，他所说的数字和我们的计算基本差不多。

不光蒋梦麟，对蒋梦麟的估计数字认同者，在当时的国内外大有人在。当蒋梦麟把这个数字告诉国军高级将领时（如白崇禧等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剑桥民国史》对此表示认同，引用了这一数据。

史迪威在1943年认为：“几乎每一百万新兵中的四分之三在在路上病死或开小差。”按照史迪威的估计，也与我们的计算基本差不多。

史迪威虽然是美国人，但他的说法有大量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说辞可以作为佐证。比如白崇禧说：“目前各师逃兵数，每月至少三百，多则五百，以此类推，一师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战斗兵。”何成濬在1942年说：“接莆永师管区司令汪世鎏函云：闽省征兵极为困难，已征入营之壮丁，逃亡者几达总额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缉拿不易云。”何应钦在1943年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记载：“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考虑到蒋梦麟、史迪威等人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直观应该比我们的估计更为精准。

七、壮丁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肯定已经无法统计了。但从记载来看，触目惊心。

比如，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

美国人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说：“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据说还有一队一千名的壮丁，由于训练官员的失职竟死亡了八百名之多。”

美军包瑞德上校称：“（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还记载道：“重庆白市驿机场，驻扎的国军属于大后方部队，没有战斗任务，但平均每月居然有20名新兵死亡，最多的一个月死了500名新兵。”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一1949）》中写道：“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44?—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就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140万人。应征士兵死亡人数的精确数字将永远无法知道。宋美龄根据一份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到达他们的部队之前就死了。”

1939年到1944年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中记载道：“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以上的记载都在印证着蒋梦麟给蒋介石的报告：“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注：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一书，对于“惨死于武装押运途中”的壮丁数量，“保守地以10?计”。卞修跃同时也承认，“本书以无更多直接资料以资旁证，未采用蒋氏估计。但蒋以亲见亲闻所作出的估计，应具相当的可靠性。谨注以备考”。

以蒋梦麟的四分之一计算，保守估计：按照国民政府公布的拉壮丁1400万余人，非正常死亡壮丁至少350万；按照其他统计口径拉壮丁2000万余人，非正常死亡壮丁至少500万。

这些人被强征入伍，连鬼子的面都没见到，就被虐待而死。

为什么会这样？

用当时国民党军官的说法：军官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接受壮丁补充后不发粮食不发装备，故意饿死病死这些新兵，但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补给时，所报的兵员数仍然是编制数。这样，领到手的军饷、补充物资和装备远多于实际兵员数，差额部分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而空缺的武器装备，则拿去倒卖。这些被吃掉的兵员和装备，都可以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这样的军队，打不过日本人，太正常了！

这样的民国，如不灭亡，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