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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是个勇于改革的君主，其有关“胡服骑射”的文章，见诸于《战国策》。从这些文字中，处处可见赵武灵王议论的机锋，令人感受到赵武灵王的决心和气势。其思维的重心在于“制今者不法古”，而面对各位反对者，大致都是以此观点切入，纯粹以理服人，但是在说理的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政治语言和压力。

从文学方面来考量，这些文章大量使用了排比、映衬的句型句式，条理分明，长句短句亦错落有致，形式上充满了美感，在声音的表现方面，音调也铿锵有力，极具艺术之美。

赵武灵王说服反对派的言辞之中，可以更具体地分析出其改革的思想。

将守旧派的论述归纳起来，有四点主要的意见：

首先，中国是礼仪之邦，胡人向往我们、效法我们，现在怎么反而是我们降低格调去效法蛮人？中国人不接受蛮夷的行为，那根本不是教化民众的方法；其次，遵守古代传承下来的礼仪制度，并没有过失；再次，不顾世人的反对施行改革，即便是费很大的力气，也难以成功。既然徒劳无功，何必一意孤行？最后，奇异的服装会使人心志不正，怪异的风俗徒使百姓迷惑，从而使得乱象四起。

这些反对意见，赵武灵王极有耐心地去逐一说服。他说服的主要论点为：

首先，风俗是可以变的，贵族们认为远古圣人们已经制定好的风俗、礼制是不可以改变的。赵武灵王也援古证今，攻击其矛盾之处，他说：“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赵国贵族反对衣服的改制，认为有违古代所传下的礼制，赵武灵王直接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服饰不同，不也是经过改变了吗？改变的结果是他们依然能够统治天下。再看看近期春秋时期的五霸，他们所推行的教化皆不同，还是一样可以施展政令。

实际上，圣人们并不是法古、守旧、完全没有改变的。他们“观时”、“因事”，视时代改变或事情的需要，而制定不同的法与礼。所以，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那才是圣人们的道理。

这种历史的进化观点，商鞅早其五十年提出，商鞅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社会风俗变化易，治世之道便需要随着时势变迁而改变。

由此可见，赵武灵王想要吸取、效仿商鞅变法的经验，想要让赵国也像秦国一般，在变法之后一跃成为强国。

其次，不应该习惯于“陈俗”，而应该“制俗”。风俗、礼制虽然是可以改变的，但也不能任意改变，应该要“随时而化”、“因地制宜”。

赵武灵王举南方国家“被发文身，错臂左衽”、“黑齿雕题，繫冠秫缝”的文化，有异于中原地区，是因为水土气候大不相同，要便利于行事。赵国的周边也有其特殊的形势，不能拘泥法古而是要作出与环境相应的变革。

赵国的东边有黄河、薄洛之水，这片水域是和齐国以及中山共有的，而赵国居然没有发展水运、没有水师防备。所以，赵武灵王认为一定要聚集船只，派出深谙水性的居民去防守。

赵国从常山到代地、上党，东边有燕国、有东胡，西边有楼烦、秦国以及韩国，边境辽阔，却没有骑射来进行防御工作。服装的改变是为了便于骑射，便于骑射才可以防守胡人的边境。

赵武灵王改变风俗不是违背先人的传统，而是因为拘泥于守古之法，已经无法适应今日之情势。他要制定当今的制度以适应赵国特殊的地理环境，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聪明的人制定教化，贤明的人议论改革风俗，至于一般民众的职责，便是秉承教化、遵守法令。换言之，上位者制定正确的政策，下位者自然要奉行，怎么可以迁就于下位者的反对，就放弃去做正确之事呢？

最后，改革具有因“便”得“利”的功效。改革必须要有前瞻性，对国家来说，要有巨大的利益，才值得花费力气去革新。赵武灵王改服制不是为了美丑，而是重要的军事改革，胡服是为了便于打仗而更换的，他认为“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衣服和礼仪都是因地制宜，便于行事而制定的。服饰的改革能便于行事，使人民的得到利益，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原则在于能不能得其利，能不能便其事，不在外在的形式是不是要与人相同。

商鞅也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如果能够强国利民，就不需要一味要求法古循礼。赵国的强大，直至赵惠王时期国势仍旧未减，而齐国则已经衰落。战国晚期遂形成秦、赵两国相持的局面，这也是赵武灵王勇于改革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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