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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武靈王是個勇於改革的君主，其有關“胡服騎射”的文章，見諸於《戰國策》。從這些文字中，處處可見趙武靈王議論的機鋒，令人感受到趙武靈王的決心和氣勢。其思維的重心在於“制今者不法古”，而面對各位反對者，大致都是以此觀點切入，純粹以理服人，但是在說理的同時，也使用了一些政治語言和壓力。

從文學方面來考量，這些文章大量使用了排比、映襯的句型句式，條理分明，長句短句亦錯落有致，形式上充滿了美感，在聲音的表現方面，音調也鏗鏘有力，極具藝術之美。

趙武靈王說服反對派的言辭之中，可以更具體地分析出其改革的思想。

將守舊派的論述歸納起來，有四點主要的意見：

首先，中國是禮儀之邦，胡人嚮往我們、效法我們，現在怎麼反而是我們降低格調去效法蠻人？中國人不接受蠻夷的行爲，那根本不是教化民衆的方法；其次，遵守古代傳承下來的禮儀制度，並沒有過失；再次，不顧世人的反對施行改革，即便是費很大的力氣，也難以成功。既然徒勞無功，何必一意孤行？最後，奇異的服裝會使人心志不正，怪異的風俗徒使百姓迷惑，從而使得亂象四起。

這些反對意見，趙武靈王極有耐心地去逐一說服。他說服的主要論點爲：

首先，風俗是可以變的，貴族們認爲遠古聖人們已經制定好的風俗、禮制是不可以改變的。趙武靈王也援古證今，攻擊其矛盾之處，他說：“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趙國貴族反對衣服的改制，認爲有違古代所傳下的禮制，趙武靈王直接指出，夏、商、週三代的服飾不同，不也是經過改變了嗎？改變的結果是他們依然能夠統治天下。再看看近期春秋時期的五霸，他們所推行的教化皆不同，還是一樣可以施展政令。

實際上，聖人們並不是法古、守舊、完全沒有改變的。他們“觀時”、“因事”，視時代改變或事情的需要，而制定不同的法與禮。所以，正確的作法應該是“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那纔是聖人們的道理。

這種歷史的進化觀點，商鞅早其五十年提出，商鞅說：“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社會風俗變化易，治世之道便需要隨着時勢變遷而改變。

由此可見，趙武靈王想要吸取、效仿商鞅變法的經驗，想要讓趙國也像秦國一般，在變法之後一躍成爲強國。

其次，不應該習慣於“陳俗”，而應該“制俗”。風俗、禮制雖然是可以改變的，但也不能任意改變，應該要“隨時而化”、“因地制宜”。

趙武靈王舉南方國家“被髮文身，錯臂左衽”、“黑齒雕題，繫冠秫縫”的文化，有異於中原地區，是因爲水土氣候大不相同，要便利於行事。趙國的周邊也有其特殊的形勢，不能拘泥法古而是要作出與環境相應的變革。

趙國的東邊有黃河、薄洛之水，這片水域是和齊國以及中山共有的，而趙國居然沒有發展水運、沒有水師防備。所以，趙武靈王認爲一定要聚集船隻，派出深諳水性的居民去防守。

趙國從常山到代地、上黨，東邊有燕國、有東胡，西邊有樓煩、秦國以及韓國，邊境遼闊，卻沒有騎射來進行防禦工作。服裝的改變是爲了便於騎射，便於騎射纔可以防守胡人的邊境。

趙武靈王改變風俗不是違背先人的傳統，而是因爲拘泥於守古之法，已經無法適應今日之情勢。他要制定當今的制度以適應趙國特殊的地理環境，這纔是聰明人的做法。

聰明的人制定教化，賢明的人議論改革風俗，至於一般民衆的職責，便是秉承教化、遵守法令。換言之，上位者制定正確的政策，下位者自然要奉行，怎麼可以遷就於下位者的反對，就放棄去做正確之事呢？

最後，改革具有因“便”得“利”的功效。改革必須要有前瞻性，對國家來說，要有巨大的利益，才值得花費力氣去革新。趙武靈王改服制不是爲了美醜，而是重要的軍事改革，胡服是爲了便於打仗而更換的，他認爲“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衣服和禮儀都是因地制宜，便於行事而制定的。服飾的改革能便於行事，使人民的得到利益，從而增強國家的實力。也就是說，治理國家的原則在於能不能得其利，能不能便其事，不在外在的形式是不是要與人相同。

商鞅也說：“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如果能夠強國利民，就不需要一味要求法古循禮。趙國的強大，直至趙惠王時期國勢仍舊未減，而齊國則已經衰落。戰國晚期遂形成秦、趙兩國相持的局面，這也是趙武靈王勇於改革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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