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翻翻历史书，觉得古代的史官是蛮了不起的，因此想到了“从古代史官身上学点什么”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学点什么呢？

古代的史官，一般来说，不是强权之下低三下四的软骨头，不是人云亦云的无主见之辈，不是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他们不阿谀奉承，不溜须拍马，不曲意迎合。

中国古代的史官，总的来说大多“不掩恶，不虚美”，因为“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

司马迁就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史学家。他因为替被匈奴俘虏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激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司马迁没有因为遭到奇耻大辱而低头就范，没有迁就附和皇帝，《史记》中对李陵的记录仍然是客观的。

古代的史官们是不怕死的。“齐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闻”这句话，诠释着史官们前赴后继，即使命悬一线也要坚持“直书其事”的历史担当。

春秋时期齐国齐庄公与权臣崔杼年轻貌美的老婆私通，崔杼发现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起兵杀死了齐庄公。

齐庄公与别人老婆私通当然为人不齿，但臣子弑君犯上作乱也有违宗法。崔杼担心被史官记录在史册上，留下千古骂名，就不让太史记录这事，但太史却在竹简上如实写下5个字：崔杼弑其君。

崔杼看后，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当时，史官职位是世袭的。二弟接过哥哥的笔后，照旧写着：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杀害。太史的三弟上任后，继续写道：崔杼弑其君。还是死于崔杼的刀下。崔杼以为太史的四弟会屈从于自己的淫威，谁知道竹简上还是那5个字：崔杼弑其君。由于担心众怒难犯，崔杼只好刀下留人。

有趣的是，从鬼门关里出来的四弟，回家路上遇到了正匆匆赶来的南史氏。于是就问道：干什么去？南史氏说：我怕你们兄弟几个都被杀了，没有人如实记载这事，所以赶来，准备接替你们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

从这段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的史官们是如何蔑视强权，不惧暴行，宁死不屈，坚持“君举必书”，为后代留下信史的。

公元357年，前秦的苻坚自立为王。苻坚身为胡人，但重用汉人，推行儒学，发展教育。大臣李威是苻坚母亲苟太后姑姑的儿子，为苻坚的帝王之业鞍前马后地效劳，也深得苟太后的宠爱。

天不怕地不怕仿佛吃了豹子胆的史官，将他们的私通行为记录在案：“李威有辟阳之宠。”

看到自己的家丑被人家写了下来，苻坚虽然勃然大怒，羞愧难当，却也毫无办法。

古代的史官大都“一根筋”，他们“一条道上走到黑”。这里有个“直笔吴兢”的故事。吴兢是唐中宗时的史官，撰写《则天实录》时，辑录了宋璟力劝张说为魏元忠证明清白的事。

原来，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张易之，诬告宰相魏元忠有不轨言论，还逼迫凤阁舍人张说作证。张说被逼无奈，犹豫再三，只好答应去皇帝那里当面对质。临行前，同僚宋璟对他说：一个人的名义至重，不能伙同小人害好人。张说听后不再犹豫，面见武则天时如实禀告：张宗昌逼迫他陷害魏大人。魏元忠由此免于一死。

唐睿宗时，升任宰相的张说兼修国史，看到了《则天实录》中的这段记载。毕竟自己是被同僚“打气”之后才不作假证的，属于“被动”行为，觉得有损于自己的正面形象，想请吴兢改动几个字。吴兢一口回绝了当朝宰相的请求，坚定地说道：“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古代的史官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曲直对错面前，是不讲情面、不讲亲亲疏疏这一套的。南宋的史学家袁枢，为人耿介正直，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时，负责撰修《宋史》列传。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后人，以老乡的关系，请求袁枢对章惇的形象加以“文饰”和“润色”，以图在历史上留下个好名声。袁枢断然拒绝，说：章惇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当时的宰相赵雄听到这话后，称赞袁枢“无愧古良史”。

像古代史官那样铁骨铮铮，秉笔直书，实话实说，不奴颜婢膝，不口是心非，不虚情假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啊！

（写于2020年5月30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