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想衣裳花想容，再進長安入仕夢

說到李白，衆人皆知。他雖然號稱“謫仙人”，其實他的功名慾望是很強烈的。他有着儒道間雜的人生觀。不得志時，做夢都想做官，特別是想做大官、做宰相。他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說：“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爲此，必得想方設法擠入官場。在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的春夏之交，他第一次進長安進行政治活動，但並沒有混出什麼名堂。不過，此次他還是結識了一些名人，如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賜號“持盈法師”）、祕書監賀知章等，並結成了“酒中八仙”之遊。雖然沒有達到“爲輔弼”的願望，但使他的名聲從此煊赫起來，爲天寶元月（公元742年）唐玄宗的召見打下了基礎。

天寶元年夏季，李白與道士吳筠同隱於浙江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吳筠首先受到唐玄宗的徵召，由於他的直接推薦，更由於賀知章與持盈法師等的間接支持，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徵召李白入京。這樣一來，使得這位“謫仙人”大大出乎意外，他大約以爲：從此可以滿足他的“歷抵卿相”（見《與韓州書》）的大願了。請看他的《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的末尾兩句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洋洋得意的形態，不真是有點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嗎？

李白第二次入京，氣派不像第一次那樣隱居終南山，漫遊坊州、邠州等地，自嘆窮途末路；而這一次是在金鑾殿上被召見，並得以代草王言，侍從遊宴，待詔翰林，大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機。他自己也因此感到無限榮光。關於這一段生活，李白自認爲是平生最爲得意的，直到晚年他都念念不忘：“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見《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你看現實中的李白是多麼得意！文人一得寵，就會爲皇上、聖主寫出一些歌功頌德、溜鬚拍馬的詩文。從表面上看，李白亦不能免。他著名的《清平調詞三首》就是這樣出爐的。現抄錄如下，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三首樂歌都是奉旨而作，但卻真實地呈現出李白作爲所謂“謫仙人”體察世情的感想與思考。

第一首，歌頌名花。一、二兩句，合在一起看爲賦，乃對於名花作正面描述；分開看爲比，以美人的衣裳與容貌，比喻名花的葉和花。“雲想衣裳花想容”，一個“想”字讓人悟得：望彩雲而想到衣裳，見容貌而想到鮮花，貴妃即花。謂其因得到春風、露華的滋潤（即君王的恩澤），因而就顯得非常美麗。三、四兩句爲比，以“羣玉山頭”和“瑤臺月下”的仙子作比，謂其具有天仙一樣的容貌與姿態。

第二首，歌詠妃子。先是以花作比，謂其天香國色，一枝紅豔，就像是凝結着香露的牡丹，不僅寫出了顏色，而且寫出了香氣，寫出了天然無飾之美。再是以人作比，詩仙又聯想到漢武帝的皇后趙飛燕。可是趙飛燕的絕代之色還得依仗新妝，哪能比得上不施脂粉、天然絕美的楊貴妃呢。

第三首，歌詠君王兼或敘說詩人自己的觀感。就歌詠的對象看，從名花，至傾國，所謂“兩相歡”與“帶笑看”，分頭表述，此則歸結於君王。一、二兩句中，一個字非常關鍵，即“長得君王帶笑看”的“得”字。這個字如果換成“使”，謂“長使君王帶笑看”，可能就要被砍頭。於是，名花、傾國、君王三者，既已被伺候得服服帖帖，三者之間的關係，也給擺得平平正正，足見現實中的李白在專事吹捧方面也確有十足的功力。

李白此詩，爲人們大爲讚賞，也確實顯露出他非凡的創作才能。但現實中的李白是不是詩中的李白呢？詳研此詩即可瞭解，李白入京被置於翰林院，這只是以文詞秀異而待詔供奉而已，並未授以正式官職。但凡看過宮廷戲的人都能明白，這只不過是皇上的一名奴才。隨叫隨到，招之即來。現實中的李白對此應是心知肚明的。不信，你看這詩中的最後兩句話：“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無限恨，恨什麼？從字面上看，並非解釋春風，而乃春風解釋。爲協和平仄，調換了位置。主語是春風，謂春風把無限恨釋放出來。從字義上看，剛剛說“兩相歡”，馬上說“無限恨”，到底爲什麼呢？爲着警告當事人：不要得意忘形，高興得太早；同時，也爲警告自己，警告所有的人：花不常開，月不常圓，人不常好。字面、字義弄清之後，即可明白，於沉香亭北倚闌干，即詩人的一種揭示與思考。依我看，這是全詩真正的意蘊所在。也就是說，淡蕩春風，往往給人帶來無限煩惱。這就是無限的恨，在這個世界上，相信誰也不能倖免。這位倚闌干者，就是詩中的李白。李白在讚頌皇帝、皇妃的同時，對官僚顯貴卻取“平交王侯”的故態。這也正符合詩人李白的性格邏輯。

詩人李白，向來是不肯謹小慎微、屈己下人之人。這次進京曾發生過令高力士脫靴的故事，便充分顯示了他的兀傲精神。他才氣橫溢，受玄宗青睞，這本已招致旁人嫉恨；侍從之暇，在長安市上游冶飲酒，不拘禮法（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稱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那就必定要受到排擠打擊。結果表明，因讒言所及，玄宗也看不慣他了，說“此人固窮相”（見《西酉雜記》），“非廊廟器”（《本事詩》），從而打消了原先任他爲中書舍人的打算。據李白晚年朋友魏顥說，進讒言者是玄宗愛婿、翰林學士張垍。又有一種傳說是高力士的誣陷。高挾脫靴之怨，摘李白《清平調詞》中“可憐飛燕倚新妝”之句以諷刺楊貴妃。總之，李白自知在京城已待不下去了，終於上疏求去，最後，他懷着悲涼、怨憤而依戀的心情，高吟着“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餐。”（見《古風》四十）的高傲詩句，離京東去。

對於李白來說，二次進京，好像是一場夢，賜金還山，恰是大夢醒來。《夢遊天姥吟留別》正是這一段生活的形象化總結：“惟覺時之枕蓆，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看得很清楚，詩人的怨憤難以消平。

從天寶元年秋天滿懷希望進京，到天寶三載春天完全失望離京，前後只有一年零五個月，此時，李白才四十三歲。李白的二次進京，使他目睹了朝廷內部的黑暗腐朽，清醒地認識到大唐的“盛世”已經過去（之後不久即發生了安史之亂）。以賜金還山作爲分界線，其後期作品不僅數量，而且以深刻的社會內容爲內涵的質量，遠遠超過了前期。此時的李白，猶如一夢醒來，詩才畢現，從而真正成爲這個時代的卓越歌者。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