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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三邊重鎮,五郡喉襟
武威位於河西走廊東端,古稱涼州,曾經是著名的“絲綢之路”要衝,是中原與西域的交通咽喉。武威“襟帶西蕃,蔥右諸國”,“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喉襟”,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漢武帝開河西至明清時期,歷史的長河曾在這裏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戰爭風雲,書寫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英雄傳奇。
東漢末年,一場有關涼州的爭論在朝廷進行。當時涼州西羌反叛,朝廷征伐失利,司徒崔烈認爲應該放棄涼州。漢靈帝劉宏詔令百官在朝會上討論,議郎傅燮厲聲反駁道:“涼州是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豈能輕易放棄?”,強烈建議不能放棄涼州。最終,劉宏認同了傅燮的見解,決定繼續治理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短短八個字,說出了涼州重要的戰略地位,不僅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黃金節點,也是溝通中西、連接歐亞的交通要衝,更是守護長安乃至關中一帶的重要屏障。
一、漢武開疆,武功軍威
西漢初年,匈奴佔據河西之地,對西漢王朝的西部邊境構成嚴重威脅。爲解除西部邊境的威脅,打通西域,公元前121年3月,漢武帝命驃騎將軍霍去病率一萬騎兵自隴西出塞,進攻河西。霍去病率軍翻越焉支山,打敗匈奴渾邪、休屠二王的主力部隊,繳獲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後又在皋蘭山下,斬殺了匈奴折蘭王和盧侯王,勝利回師。這年夏,漢武帝又命霍去病領數萬騎兵進攻河西。霍去病深入河西二千餘里,把匈奴勢力徹底趕出了河西。匈奴人哀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河西之戰後,西漢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實現了“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爲了彰顯大漢的武功軍威,此地得名武威。公元前104年,漢武帝任命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率軍征討大宛,獲三千餘匹汗血寶馬勝利凱旋,威震西域。漢武帝遠征大宛,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長途遠征,不僅重新開通了西域商道,也爲日後漢朝對西域進行有效管轄奠定了基礎。漢武帝得到汗血寶馬之後,欣喜異常,正式將其冠名爲“天馬”,並寫下《天馬歌》加以稱頌。《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涼州遂成爲養殖繁衍天馬的重要場所之一。1969年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銅奔馬就是以漢代天馬爲原型鑄造的,銅奔馬成爲大漢王朝開疆拓土、征戰沙場、馳騁河西、英雄業績的象徵。
二、烽燧相望,矯龍蜿蜒
漢王朝爲了阻止匈奴南下,保衛河西地區的安全,保障軍事防禦之需要,在包括武威郡在內的河西四郡修建長城。作爲一項偉大的軍事防禦工程,武威漢長城覆蓋全市一區三縣,大體爲東南——西北走向,長約376.8華里,其中在天祝藏族自治縣境內99.4華里,古浪縣137.7華里,涼州區110.3華里,民勤縣29.4華里。漢長城在武威按牆體和壕溝(壕塹)兩種形式修築,其間燧、墩、堡、城連屬相望,所謂“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裏一堡,百里一城”。武威漢長城歷兩千年風沙雪雨,雖多已倒塌,僅剩一些殘垣斷壁,但有些地段仍堅固如磐,屹立於戈壁沙漠之中,如矯龍蜿蜒,氣勢不凡。漢長城不僅爲古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安全保障,而且也是關內外各民族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紐帶。
三、烈士武臣,多出涼州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這是《資治通鑑?漢紀?卷四一》中的記載,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涼州崇軍尚武,將才輩出。在東漢時期,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將軍段熲。自東漢初期開始,涼州常常困擾於羌族的叛亂,成爲東漢後期的極大禍患。面對羌人的叛亂,東漢朝廷束手無策,這時,武威人段熲被推上了歷史舞臺。段熲少時便“習弓馬,尚遊俠”,後入軍旅,戍邊征戰十餘年,平定西羌,擊滅東羌,以功封新豐縣侯,食邑萬戶,歷任中郎將、護羌校尉、議郎、幷州刺史、破羌將軍。段熲以其平羌之戰功,威名遠播涼州邊關,被後世廣爲稱頌。史學家陳壽評價道:“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段熲與皇甫規、張奐同時在東漢治羌戰役中立功揚名,故而在當時,被稱爲“涼州三明”。
西晉時期,每當京師危難之時,晉愍帝司馬鄴想到的便是涼州刺史張軌。他說:“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秦隴,便當協力濟難,恢復神州。”《魏書?列傳?卷五十七》也說:“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敦煌而已。”《資治通鑑?晉紀?十二》記載道:“秦川中,血沒腕, 惟有涼州倚柱觀。”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當時涼州的軍事力量十分強大,不僅能夠在亂世中自保,還能影響中原王朝的安危興衰。
一、前涼稱霸,旌旗獵獵
301年,張軌出任護羌校尉、涼州刺史,開始了他經營涼州的偉大曆程。張軌上任之初,就着手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涼州軍隊,以維持地方秩序和鎮壓敵對勢力。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叛亂,張軌派兵三千,東奔京師保衛天子;鮮卑貴族若羅拔能反叛騷亂,張軌派司馬宋配征討叛敵,斬殺若羅拔能,俘虜十餘萬人。尤其是兩次救援洛陽的軍事行動,讓“涼州大馬,橫行天下”的歌謠廣爲傳唱。張駿、張重華父子統治時期,前涼達到極盛,先後打退了劉曜、石虎的進攻,又西越流沙,攻打龜茲,西城諸國先後歸附。前涼經略西域的這段歷史是中國西北邊疆史的一部分,在西域發展史上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它爲中國西北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乃之民族大融合做出了不可忽視的歷史貢獻。正因爲強大的軍事實力,以及靈活的外交策略和發展經濟的努力,成爲當時中國北部較爲安定的地區,都城姑臧也成爲西北地區的軍事中心。
二、涼州鐵騎,兩救洛陽
公元308年,王彌率數萬叛軍,進逼洛陽。西晉朝廷向涼州刺史張軌搬取救兵。張軌派涼州將軍北宮純率兵救援洛陽。北宮純領命之後,精心挑選數千精兵,離開涼州,急速向洛陽進發。萬蹄齊發,狼煙滾滾。旌旗飄揚,刀劍閃閃。北宮純率軍抵達洛陽後,面對數萬叛軍,北宮純帶領涼州鐵騎橫衝直撞,來回拼殺,把叛軍陣型衝得七零八落,王彌叛軍潰敗逃走。309年,匈奴人劉淵派第四子劉聰率兵南進,大敗西晉軍隊,再次抵達洛陽。西晉朝廷只好再次請求涼州刺史張軌派兵援助。張軌仍然派北宮純入援洛陽。北宮純率涼州鐵騎,千里迢迢,來到洛陽,出其不意,夜襲匈奴大營,斬殺劉聰部下的徵虜將軍呼延顥,軍威大振。此時,劉聰手下另一位得力助手大司空呼延翼又死於軍中內亂,再加上西晉其他各路勤王軍的陸續到達,劉聰被迫退軍。解圍之後,洛陽人民紛紛走上街頭,爲涼州鐵騎點贊傳唱: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正是有了強大的戰鬥力,涼州鐵騎才能在漢魏之際的歷史舞臺上叱吒風雲,盡情演繹。
三、絕世寶刀,青史留名
五涼時期,河西一帶軍事強盛,兵器鑄造業更是呈現出空前發展、繁榮的狀態。318年,涼州刺史張寔下令鍛造一百口“霸刀”,表示自己決心割據一方,成就一番霸業。刀身上鐫刻一個“霸”字,足見其威名遠揚,雄霸天下;389年,後涼開國皇帝呂光稱三河王,改元麟嘉,設置百官。同年,呂光鍛造了寶刀一把,長三尺六寸,在刀背上鐫刻“麟嘉”二字,故名“麟嘉刀”,以紀念其稱王;399年,南涼禿髮烏孤鑄造寶刀一口,長二尺五寸,青色,因這口刀是太乙神“監製”,故名“太乙神刀”;401年,北涼沮渠蒙遜被推爲大將軍、涼州牧,改元永安。403年,他鑄造一百口寶刀,刀背上鐫刻“永安”二字,希望國泰永安,故名“永安刀”。刀鑄成後,他東征西討,使北涼成爲河西最強大的割據勢力;405年西涼李暠改元建初,遷都酒泉,鑄造寶刀一口,寓意與北涼爭戰百戰百勝,故名“百勝刀”。
隋唐時期,涼州成爲抗擊吐谷渾、突厥、吐蕃的前哨陣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隋朝時期,廢武威郡,置涼州總管府鎮守涼州。唐初,涼州總管改置涼州都督,爲地方高級行政區劃兼最高軍事單位,顯示出涼州地區在有唐一代的軍事、政治重要性。後設河西節度使,涼州成爲西北僅次於長安的政治軍事中心。著名學者嚴耕望在《中國歷史地理?唐代篇》中寫道:“涼州西控西域,北控回紇,南控吐蕃,爲自隴以西之軍政重鎮。”《涼州大雲寺古剎功德碑》鐫刻“其地接四郡境,控三邊衝要”的文字,足以說明唐代的涼州成爲西北軍事重鎮。
一、涼州出兵,突厥分裂
公元583年二月,突厥沙鉢略可汗又派兵襲擾涼州一帶。隋朝涼州總管楊爽兵分八路出塞攻打突厥,與突厥沙鉢略可汗大軍在大青山相遇,雙方隨即展開了一場大戰。此役,突厥大敗,首領沙鉢略可汗身負重傷,僥倖逃命,直接導致了突厥的內部分裂。第二年,也就是584年,在隋軍的不斷打擊下,突厥分爲東、西兩部,阿波可汗號稱西突厥,沙鉢略可汗爲東突厥。
二、猛將精兵,聚於西北
爲了有效地抵禦吐蕃的進攻,進一步整合與加強防務,隔斷吐蕃與回紇可能的聯繫,唐朝於睿宗景雲二年(711年),對西北防務進行了一次較大的整合,委任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在武威設立河西節度使,史稱“猛將精兵,聚於西北,軍鎮守捉,烽戍相望。”起初,河西節度使防禦的地域廣袤,統轄涼、甘、肅、瓜、沙、伊、西共7州之地,後縮小爲涼、甘、肅、瓜、沙五個州,但饒是如此,其管轄地域仍然十分廣大,最後發展到下轄八軍、四守捉的龐大規模,所轄各地都駐紮重兵佈防,對吐蕃構成了強大的威懾力量。《資治通鑑》載:“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黑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甘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另外,朝廷也十分重視河西節度使的人選,一批能征善戰、謀略過人的將領相繼被任命爲河西節度使,如郭知運、蕭嵩、崔希逸、王忠嗣、哥舒翰等,他們鎮守一方,獨當一面,戰功卓著,爲大唐西部防務的穩固做出了貢獻。
三、西部屏障,軍事中心
河西節度使的設立,使唐朝穩固了西部邊防,大大減少了邊患。從設立之初(711年)至安史之亂(755年)的近40多年,由於河西節度使的強勢存在,唐朝在河西地區軍事上一直保持優勢。從開元二年(714年)秋開始,吐蕃連年犯邊,但吐蕃始終未能越過河西一步。對於吐蕃來說,在河西節度使的鎮守下,河西之地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牢固的守衛着大唐的西部邊疆。唐朝對河西進行了大規模的經營,尤其河西節度使設在武威,讓當時的武威城已升格爲西北僅次於長安的政治軍事中心。
《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漢班固所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是也。西夏得涼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擾關中,大爲宋患。然則涼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實秦隴之襟要矣。”這句話,將涼州的戰略地位提升到“河西根本、秦隴襟要”的地位。
一、開府西涼,西夏輔郡
西涼府是西夏制馭西蕃、屏蔽京畿、南接河湟、北通朔漠的西部戰略要地。關於西夏的軍事地理格局,有“靈州爲腹,西涼爲尾,得西涼則靈州之根固”之說。涼州“恃其形勢,制馭西蕃,靈、夏之右臂成矣”。武威成爲整個西夏右廂地區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和腹地的西部門戶,是西夏的軍需民用物資的供給後方,對於西夏來說,武威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交通樞紐、軍事保障的作用。1032年九月,經過幾十年反覆爭奪,党項終於攻佔了涼州。1038年,鑑於西涼府特殊的戰略位置,西夏隨之又將西涼府定爲陪都,正所謂“大夏開基,涼爲輔郡。”爲了加強涼州的防禦能力,防止吐蕃的進攻,西夏乾道元年(1068年)五月,西夏在原唐代涼州七城、周長45裏的基礎上對西涼府城及周圍塞堡進行了大規模的加固修建。西夏的西涼府有大小七座城池,分爲內城、外城和關城三部分。西夏時期,涼州的兵器鑄造業十分發達。1978年在武威針織廠一座西夏窖藏中出土了一尊西夏時期的銅火炮,雖然造型簡單,製作粗糙,但它是迄今爲止所發現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管形火器,爲我們研究古代火炮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二、大元故路,統轄河西
1226年,蒙古佔領涼州,公元1237年,蒙古大汗窩闊臺封次子闊端爲西涼王,把原西夏故地封賜給闊端,從此闊端駐兵涼州。因爲涼州在軍事上控扼西北諸蒙古宗王,在經濟上又處於與中亞諸蒙古汗國加強聯繫的主要通道,因而對涼州的開發經營備受蒙元統治者重視。元朝政府大力倡導地方養馬,並且頒佈相應的法律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河西養馬業的發展,河西一帶也成爲元代養馬之地。1239年秋,闊端派大將多達那波率領一支蒙古軍進入前藏,多達那波給闊端推薦迎請薩班大師來涼商談西藏歸屬事宜。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爭位期間,鎮守涼州的只必帖木兒支持忽必烈,爲此遭到阿里不哥黨羽的攻擊。涼州城經過戰爭的洗禮,已變得殘破不堪,一片廢墟,於是,只必帖木兒便在今武威市涼州區永昌鎮地界築新城,於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十一月建成,賜名永昌府。1278年,元朝在永昌府設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爲州,隸屬永昌路。當時永昌路所轄範圍包括涼州、永昌、永登、古浪、天祝、民勤等地,從此,元朝在武威的統治中心,由西涼府轉移到了永昌府,永昌府成了當時涼州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1353年,元惠宗派甘肅行省平章政事、從一品大員鎖南班爲永昌宣慰使,總管當地軍馬,足見永昌路之重要性。永昌路戰時爲軍事要地,和平時期則爲商旅往來的重要交通驛站。
明初,朱元璋派大將軍馮勝西征,佔領涼州之後設立涼州衛,配置軍力5600人。涼州是“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喉襟”的兵家必爭之地,涼州的戰略地位受到明政府的高度重視,明代重臣馬文升曾經說過:“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 一旦“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有明一代,涼州成爲抗擊殘元勢力的前沿,是捍衛西線的軍事重鎮,明廷十分重視對作爲西北邊鎮重要城市的武威地區的經略。明朝從地區軍事行政建制、修築長城、養殖軍馬等方面有效地對武威地區進行管理,鞏固了國防,安定了邊境,武威的戰略地位與作用也從中凸顯。清統治者爲鞏固政權,對涼州府設防也相當重視,修築滿城,凸顯了武威的關鍵地位。
一、邊塞藩籬,西北重地
《大明一統志》明確指出了涼州的地勢險要,裏面記載道,“河山襟帶,爲羌戎通驛之路。環以祁連、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鮮卑之水。涼州險絕,地土饒沃,萬山環抱,三峽重圍。”明代,涼州成爲抗擊殘元勢力的重地,湧現出瞭如達雲、毛忠、張達等英勇善戰的將領。爲了加強防禦,明洪武十年(1377)都指揮濮英開始對涼州城進行規模較大的加固增修。在隋李軌築的城牆基礎上“增高三尺,周減三里許,爲十一里一百八十步,厚六尺”。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宋晟在武威城原有東南北三門的基礎上增闢西城門,並修建了東、南、北三大城門樓。還修建了吊橋 4座,挖了深6米多的城壕,在城牆四周修建箭樓、邏鋪共36座。萬曆二年(1574)在甘肅巡撫廖逢節、總督石茂華的指揮下,開始用大青磚包砌土城牆,並增開了集賢門(東小南門),歷時兩年,到萬曆四年(1576年)四月完工。經過明代近200年的增修加固,武威城變得戰守有備,成了河西走廊一座名副其實的固若金湯的城池。爲了牢固掌握武威這一軍事要地,除了在武威修築長城、修建城池之外,還根據軍事鬥爭和屯田需要,發動民工修築堡塞,設立保甲制度,聯防自衛。堡寨之名至今猶存,以堡、寨命名的村莊遍佈武威全境,如涼州區的高溝堡、三岔堡、達家寨、豐樂堡、馮良寨,古浪的雙塔堡、泗水堡,民勤的蔡旗堡、校尉營堡、青松堡等。
二、長垣堅城,保境安民
爲防禦殘元勢力,明代還在武威修築邊牆。武威明邊牆長約862.5華里,其中,天祝境內一條,古浪境內三條,涼州區兩條,民勤縣兩條。武威境內的明邊牆修築於明朝中後期,歷時上百年,有“舊邊”和“新邊”之分。武威“舊邊”修築於明朝中葉。明初即設甘肅鎮主持河西防務,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對漢長城進行過修復加固,“逾莊浪至涼州”,貫通武威三縣一區,全長657.3華里,大致與漢邊相向而行。嘉靖十六年 (1537)巡撫趙載修竣鎮番衛(今甘肅民勤)臨河墩至永昌衛城(今甘肅永昌縣)土垣、溝塹百餘里。武威“新邊”指靖遠哈思堡至古浪縣泗水堡西北鏵尖旮旯的牆垣。明軍收復松山之後,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李汶率部構築東起永安索橋,經泗水、古浪土門間長約200餘公里的長城,同時沿線建造烽燧120餘座,並在松山、大靖、土門、裴家營、紅水等重要地點修築城堡,形成了一道直接連接河西重鎮武威與索橋黃河渡口的佈局嚴謹、設施完備的新的長城防禦體系,此即萬曆所築的“新邊”。由此河西走廊東部就有了新舊兩道邊牆,爲防禦敵人、保境安民起了重要作用。
三、一線巖疆,三邊重鎮
清統治者爲鞏固政權,對涼州府設防也相當重視,《大清一統志?涼州府》記載:“天梯亙前,沙河繞後。左有古浪之險,右有西山之固。東控寧夏,南距黃河,西連番部,北際沙漠。一線巖疆,三邊重鎮。”清朝初年,重要的軍政衙門甘肅巡撫曾一度駐於涼州,可見涼州的重要軍事價值。年羹堯平定青海和碩特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後,清廷致力於消除甘肅等地潛在的叛亂因素,進而加強對整個西北地區的有效控制。八旗與綠營駐軍是清朝在涼州的主要地方軍事力量。雍正十三年,設甘肅涼州八旗滿、蒙、漢兵凡二千人。乾隆二年(1737),清朝在涼州府城東1.5公里處修築滿城(即今新城),駐紮滿族旗兵,設涼州將軍、副都統各一,下設協領二人,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十人,統率駐防八旗滿蒙官兵兩千六百人。涼州滿城與寧夏滿城、莊浪滿城三足鼎立、互爲犄角,牢牢釘在漢、蒙古、回、藏諸民族交錯分佈的河隴之地,成爲清王朝經略西北、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依託。其次,由綠營兵(即地方武裝)防守各隘口要地。據《清史稿》記載:“涼州鎮總兵統轄鎮標五營,兼轄永昌、莊浪二協。鎮標中營、左營、右營、前營、後營,西把截堡,永昌協,寧遠營,水泉營,新城營,張義營,鎮番營,安城營,大靖營,土門營,莊浪協,俄博嶺營,松山營,鎮羌營,岔口營,紅城堡,紅水營,三眼井營。”如在大靖,根據地理位置和戰略需求,分別在大靖、裴家營、阿巴嶺等城堡設營駐軍防守。此外,在邊牆烽墩派哨兵駐守。爲防止敵寇進犯,在長城以外通往賀蘭山、北套、鎮番等路上,設隘口伏防、瞭望敵人出沒。如此重兵駐防,凸顯了武威的關鍵地位。
來源:涼州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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