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抗擊疫情的過程中,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率先走出疫情影響,全面進入復工復產階段。同時,經歷了堪稱“二戰後人類最大挑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在並無經驗借鑑的情況下,疫情後復工復產階段所需要的一系列政策調整和創新型政策安排,也在充分考驗着東亞國家和東亞主要城市決策者們的“集體智慧”。同時,我們觀察到,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佔比較大的科學研究力量指向了國家層面的抗疫政策比較,而復工復產政策的對照研究比較有限。還有一些相對具體的問題討論也不充分,如抗疫和復工復產的國家表現不等於城市表現,即使是疫情最爲嚴重的國家也有防範得當的城市,這些城市的政策就值得單獨進行研究。而且,事實證明,各行各業的復工復產也不會步調一致。同時,國際化港口城市尤須注意疫情反彈,特別是須要制定周密的國際員工復工計劃。而及時推出、長效調整復工復產政策,並不斷通過落實強化政策引導效應,才能真正將國家、城市和各行各業帶出“停擺”的困境。

圖片說明:5月4日,在日本東京,超市門口貼出該超市各時段人流量的告示,提醒顧客錯峯購物。日本政府4日召開新冠疫情對策總部會議,並決定將6日即將到期的全國緊急狀態延長到5月31日。(來源:新華社記者杜瀟逸攝)

全國一盤棋: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復工復產政策

最爲直觀的日、韓復工復產政策內容,可以從兩國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層面獲取,如日本內閣通過“內閣官房”新冠肺炎對策專題和“內閣府的政策”網站平臺,用“新型冠狀病毒對策關聯”專題對外發布信息並不斷更新,形成了客觀的復工復產政策數據集;韓國中央政府則通過“政府24”網站平臺,面向韓國國民和外國人發佈韓國中央政府的各類復工復產政策。

在中央政府職能部門層面,日、韓中央政府主管工業、商務、旅遊發展的部門無一例外地走在建設復工復產數據集的前列。例如,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支援策”專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的部門方案則是全面推進“促進基於數字的工業創新增長的特別法”,並形成系列政策數據集。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目前,這些復工復產政策的彙集還顯得比較“應急”,但在疫情過後,定將成爲今後一段時間日、韓復工復產研究的“底層數據”,催生出大量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因地制宜:地方和城市層面的復工復產政策配套

在有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政策指導的前提下,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日、韓兩國在地方政府層面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復工復產政策安排,地方層面復工復產政策事實上“走在前面”的現象本身,也非常值得予以關注。

日、韓兩國在城市和人口方面共同特點的外在表現,就是超大城市的集體存在。目前,全世界城區常住人口穩定在400萬以上的城市總計僅爲100個,據保守統計,在日、韓兩國,這一人口規模及以上的大城市就佔了5個。其中,千萬級人口以上超大城市又至少有兩個。這些人口密集的東亞國家大城市,無論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還是全球復工復產,都有可以想見的重大意義。日、韓兩國在地方和城市層面的海量復工復產政策數據,對未來除東亞以外的世界其他區域的復工復產,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圖片說明:5月30日,行人戴口罩走過日本東京銀座街頭。當日是日本東京解除緊急狀態後首個週六,各商圈人流量明顯增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5月25日晚宣佈,日本全國解除緊急狀態。此前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已僅剩東京都、北海道等5地維持緊急狀態。(來源:新華社記者杜瀟逸攝)

更進一步地考察因地制宜類的復工復產政策數據,我們既可以具體選擇東京、大阪、首爾等有標杆意義的日韓大城市,也可以對比有一定代表性的兩國中小旅遊城市或其他產業相近的代表性城市。如東京都政府建立的“支援情報”體系,首爾特別市政府下屬首爾研究院、首爾數據中心、首爾數字基金會都在發揮相近的復工復產政策配套數據供給功能。

研究跟進:大學與科研機構和企業力量的發揮

除日、韓政府層面以外,兩國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力量也正在積極參與復工復產安排。其表現如,幾乎日本各主要大學、科研機構都成立了相應的“新冠肺炎緊急對策基金”,通過向校董、校友、企業募集專門資金的方式,資助校內研究人員就復工復產政策進行研究,並向當地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就筆者研究範圍所及,例如東京大學發動研究人員,整理了日本中央政府主要部門的復工復產政策關聯數據集並面向全社會開放。

首爾大學則組建了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政策研究的校內科研聯盟(SNU Coronavirus Research Network),作爲首爾大學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科學委員會(SNUCM COVID-19 Science Committee)的常設組織,通過視頻會議等各種方式,對首爾乃至韓國各地的復工復產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圖片說明:5月6日,一對男女在韓國首爾汝矣島漢江公園自拍。韓國鑑於國內疫情形勢趨穩,從6日起進入日常生活和防疫工作並行的“生活防疫階段”,個人基本防疫守則包括勤洗手、週期性消毒和通風換氣、人與人之間保持距離、身體不適應居家觀察等。(來源:新華社記者王婧嬙攝)

一直以來,日韓的企業智庫也別具特色,如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通過開放式智庫報告,聚焦日本復工復產的公共政策與行業政策;韓國三星研究所、現代研究所、LG研究所對韓國政府的復工復產政策跟進度較高,實際上也在影響當地政府的復工復產決策。

從整體觀察的角度看,在東亞國家共同抗“疫”過程中,已形成的政策數據中的重點內容仍是“防控類政策”,但此類政策從數據量的角度看已漸趨平穩。目前,“復工復產類政策”正在大量增加。我們相信,和歷史上其它大流行病的發展規律一致,新冠肺炎疫情終將成爲過去式,因此,率先復工復產的國家和城市的政策安排及其啓示,如果能夠通過未來計算社會科學等專業研究及時進行有效揭示,對世界各國而言都有相當可觀的現實意義。

(作者張鵬爲上海外國語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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