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擁有3000年建城史，1000年建都史，是六朝古都，世界歷史文化名城。

北京首次成爲中國都城是作爲遼陪都，但在成爲都城之前，北京的城市定位又是怎樣的?歷代王朝爲什麼沒選擇在北京建都？

這裏八脈君將建都前的北京總結爲“六城”，每個“城”都將像油畫一樣一層層展開，爲您呈現儘可能真實、立體的建都前的北京城。

北京在周代稱爲薊城，因爲地緣優勢而逐漸興起，進而成爲了邊疆封國燕國的政治中心。但是燕國的政治輝煌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

公元前221年，秦王統一全國，在都城咸陽稱帝。周朝曾經興盛的分封制開始衰落，商人階級逐漸興起。

當時，馬、牛、羊、毛氈等畜牧產品是北方遊牧地區的重要財富，其價值被漢人看重，中原的農產品以及其他奢侈品在北方遊牧民族中也有很大的需求。

薊城作爲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的交通樞紐，三條古道：居庸關大道、古北口大道、山海關大道，分別能通往北方遊牧民族地區、東北方南滿及朝鮮北部地區，自然成爲當時的集散中心，中原物品在這裏匯聚進行易物交易，畜牧產品由這裏分銷到中原各地。

到了漢代，薊城商業發展爲全國規模的貿易。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記》中列舉了當時最重要的商業城市，其中就包括薊城。這一點在西漢桓寬的《鹽鐵論》也有記載“燕之涿、薊，富冠海內，爲天下名都。”可見當時薊城已然成爲了聞名全國的商業都會。

雖然商業發達，但是對於薊城普通百姓來說，生活並不富裕。薊城發展成爲商業都會，主要原因還是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其物產資源。

水利在中國農業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史上北京所處的華北地區不僅年均降雨量較少，而且降雨量與降雨時間的波動都很大。如果幹旱頻發，導致莊稼無收，百姓饑荒；如果降水過量，引發洪災，同樣會引起饑荒。所以對於華北的大部分地區，有水利建設才能確保農業的持續發展。

公元250年，薊城第一次開始興建大型水利工程。駐守薊城的鎮北將軍劉靖設計了一個新的灌溉方案，在他的組織下，薊城的北部、東北部、東部地區均開始了水稻種植。後來劉靖幼子劉宏又於公元295年又進一步作了大規模修繕，當地人民大受其益。但是好景不長，隨着北方遊牧民族相繼入侵中原，開始了十六國的動盪時代。在那些黑暗歲月裏，沒有關於這一偉大水利工程的任何資料留存下來。

北魏時期薊城水利工程分佈圖

直到公元521年，北魏幽州刺史裴延俊再次嘗試將北京城發展成爲灌溉農業區，最終同樣因爲北方軍事形勢變化，很難找到當地水利工程的進一步記載。

據此，歷史上北京的農業發展並不發達。作爲重要軍事要塞，又需要長期駐防大量軍隊，這對於當地政府來說是一個長期而巨大的財政消耗，這也促使隋唐大運河以及後來京杭大運河的修建。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雖然政權僅持續30餘年就被唐朝取代，但卻對幽州（彼時的北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時，隋朝採用了激進的外交政策，不斷地對外擴張，中國南部和西部的疆域一度超過了漢代。當隋煬帝準備遠征東北部的高句麗時，幽州自然成爲了遠征邊疆的軍事基地。爲運輸軍需品及補給物資，隋煬帝先下令開鑿了通往南方的通濟渠，又於公元608年首次遠征高句麗王國前，下令開鑿人工運河永濟渠，使得江淮流域的物資能通過水上交通線運送到首都洛陽，再到軍事基地幽州。這兩條運河被後世成爲隋唐大運河，也是中國大運河的前身。

唐朝時期，唐太宗也曾試圖收復高句麗領土，並再度將幽州作爲重要的軍事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公元645年，唐太宗從東北戰場回到幽州重振軍備，爲了悼念在戰爭中死難的將士，他下令在幽州城內修建一座寺廟，命名爲憫忠寺。今天的法源寺，就是在憫忠寺的基礎上修建的，這個寺廟，成爲了後世確定幽州舊址的最重要的證明。

到了公元八世紀，唐朝處在疆域開拓的巔峯時期，沿邊疆地帶設置了十個藩鎮。每個藩鎮均有一定數量的軍隊駐守，由節度使統領，幽州，當時被稱爲范陽，是邊疆藩鎮之一，地方長官爲范陽節度使。從駐軍數量上看，范陽是十個邊疆藩鎮中最爲重要的一個。

之前八脈君一直在強調北京的地理優勢，其實它的優勢始終是站在邊疆城市的立場，因爲本質上北京還是一個邊陲之地。

這裏不得不提中國版圖上的東西之爭。遠古時期，從西北姬水的黃帝對黃河流域下游炎帝和蚩尤部族的統一開始，便拉開了東西之爭的大幕。在後來王朝的更迭，紛爭與統一的拉鋸戰中，形成了以“西安～洛陽～開封”爲核心城市的黃河東西軸線，這個軸線尤其以西安、洛陽爲核心。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凡是廣域王權定都洛陽，最終都以分裂落幕。而新王朝統一後，又都定都西安。

• 東周定都洛陽，分裂爲戰國，秦漢統一後定都西安；

• 東漢定都洛陽，分裂爲三國兩晉南北朝；隋統一後先定都西安，後遷都洛陽；

• 唐代隋後先定都西安，後遷都洛陽，而後出現五代十國。

所以在宋之前的“東西之爭”時期，雖然北京扮演了一些如商會、要塞等重要的角色，但本質上北京仍然是一座邊疆之城。

和平年代，中原王朝統一、強大時，北京城是交通的樞紐，是中原民族向邊遠地區擴散的通道；在戰爭年代，中原處於分裂、虛弱狀況時，北京城則是最便捷的軍事行動基地，容易被北方入侵者控制，繼而成爲其征服大平原其他地區最便捷的軍事基地。所以每當朝代更替，北京城常常首當其衝，備受戰爭之苦。

公元220年大漢王朝土崩瓦解。隨之而來的是內戰及外族入侵，亂世持續了長達四百年之久。直到隋朝的建立，才標誌着中國自公元三世紀至六世紀的漫長分裂時期的結束。

在此期間，薊城曾多次易主。

唐朝衰敗後的五代十國時期，80年間又經歷4次政權更替。

• 幽州州治（907—910），後梁（907—923）

• 大燕政權的都城（劉守光，911—913），後梁（907—923）

• 幽州州治，後唐（923—936）

• 幽州州治（936—938），後晉（936—946）

中國歷史上，漢人常常認爲周邊少數民族是未開化的化外之民，稱其爲南蠻、東夷、北胡。以至於在北部邊疆一線，中原王朝始終期望能夠確定一個嚴格的、絕對的界線，界線以內是真正的、完全的漢人，至於與漢族模式背道而馳的一切，則都應被排除在外。長城的修築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但是，這一思想很難真正落實。

早在西漢初期，漢武帝派軍于于公元前108年攻佔朝鮮，將其領地劃分爲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隨之而來的是漢族移民及文化滲透。司馬遷還有“東綰貊、朝鮮、真番之利”的說法。可見當時漢族和周邊少數民族已經有非常密切的往來了。北京作爲中原地區與北方遊牧民族地區交通樞紐，商品交易的集散地，自然成爲了多元文化交匯之地。

在上文提到漢朝沒落後的五胡十六國動盪年代。北京又經歷了數個少數民族政權統治。長達200年的少數民族統治更加劇了這一文化融合現象。

• 後趙（319─351）——羯族建立

• 前燕（321─370）——鮮卑族慕容氏建立

• 前秦（351─394）——氐族建立

• 燕（384─409）——鮮卑族慕容氏建立

• 魏（386─534）——後鮮卑族拓跋氏建立

唐朝時期，許多聲名顯赫的將領都不是漢人，其中坐鎮北京（幽州）地區的節度使就是胡漢混血，他就是唐朝歷史上最聲名狼藉的人之一安祿山。關於安祿山的故事，以及他引發的蝴蝶效應般的中原王朝變革，八脈君將在下一篇具體介紹。

看到這可以總結出，宋朝之前的北京，由於自身地理優勢，成爲了商業繁榮的商貿都會，北方最重要的軍事要塞，隋唐大運河的開鑿更突顯北京政治地位的不斷提高。但是這些都不足以讓北京成爲都城。

首先，華夏民族持續數千年之久的東西之爭，使得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多集中在西安~洛陽~開封這一東西軸線，民族祖脈和歷代城市建設根基都在這裏，另立北京爲都城並不現實。

其次，秦漢隋唐定都於咸陽和長安，臨近北方遊牧民族，都城自身就有守衛邊疆的功能。雖然北京是重要的邊疆城市，但是駐兵可以，遷都就沒必要了。

再加上北京自身農業發展的限制，常年戰亂的洗禮，以及少數民族與當地民衆的文化融合。使得北京都不足以成爲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衆所周知，北京在宋代是遼國的陪都，此後一直是中國的都城。這也意味着中華文明自宋代開始，從東西之爭逐漸轉變爲南北之爭。

那麼唐到宋這段時間發生了哪些變故？這些變故如何推動北京開始從城市向都城的轉變？八脈君將在下一篇爲您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