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作为我国古代尊文抑武达到极致的朝代。文官系统高度发达，宋代从制度上抑制官员擅权和集权的行为。行政架构复杂而平行，各级官员互相制衡，皇帝权威大大巩固。宋虽然在抵御外侮上乏善可陈，行政的技巧，法律的完善，文官系统的成熟却大大超越了先前的朝代。而司法权就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这里的法官和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定义并不相同，他指的是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司法官员。《宋刑统》作为宋代法律纲领性的文件，对宋司法官员的管辖权，断案的期限，亲友的回避，现场调查的要求甚至在自己衙门里的会客，以及和其他官员的交往都做了详尽而严厉的要求。提刑司是其中重要的监督单位，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一．法官责任制的前提，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宋朝通过加强对于司法受理主体的明确，和刑狱管理制度改革，为法官责任制提供了基础

1．受理成司法基础

对于司法来讲，管辖权是最基本的权限。熟知美剧的人都知道。FBI和美国地方警局经常在案件的主导权上发生纠纷。这就是司法管辖权的争执了，早在八百年前，宋代就对所有的地方中央的司法管辖有了明确的界定。

宋刑统中，对于不该受理而受理的案件做了严格的界定。这里最普遍的情况是，县级官员受理了刑事案件，规定指出，只有州级官员才可以接刑事案件，县级官员只有接民事案件的权力。

同时地方官员只能接本州县的案件，无论何种情况，干涉临近州县的案件都是越权的行为，类似的协调必须由专门的监司来执行。同时，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必须在同族亲友的陪伴下才可以接受诉讼。无宗族庇护的老人，经过反复核实情况属实后，才可以接受案件。

对于推卸责任，应该受理的案件装聋作哑拒绝受理者。州县长官直接追究主管责任，下级吏员接受杖责的体罚。

2．刑狱管理改革

监狱管理是司法部门重要的职权所在，宋代司法审判前的证人和嫌疑犯都是被拘押的。具体对于犯人来说，杖责是宋代重要的惩戒手段，也是刑狱的分水岭。杖责罪以上的罪犯强制拘押，杖责罪以下的罪犯则不能轻易拘押。

同时杖责罪以上的罪犯，只要案情明晰，可以结案的，也迅速流配和接受其他惩戒。官府不鼓励长期拘押。而对于不是嫌疑人的证人，只要不是案情需要和恶意不作证。州县也不鼓励拘押。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州县拘押的人数，使底层吏员可以借官司发财的心思稍稍收敛，也减少了政府的司法运营成本。

3．刑讯规定创新

体罚和拷打当然是古代司法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也是最容易招致诟病的所在。宋代对拷打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首先，只有确立的案件牵涉的人犯，衙门才有权力拷问。同时，口供只有在其他证据充分，嫌犯却矢口否认的情况下，拷打得到的才具有法律的效应。没有旁证的支持，单纯拷打取得的口供没有法律价值。

并且这样的拷问是在长官严格的监督和授命下执行的，没有得到长官授命的拷打，吏员会受到杖责甚至两年的刑狱。这在古代算是保证犯人基本人权的创新之举了，体现了宋代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二．法律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宋代通过对法官和其所审理案件的责任，规定法官如果出现误判，则要承担相应的结果，建立起法官责任制度

1．出入人罪的判罚惩戒

出入人罪，是对司法最直观的亵渎了。简单的讲，就是将有罪界定为无罪，无罪界定为有罪，主观的减轻或加重判罚的尺度，改变刑罚的种类。这样的颠倒黑白在宋代就进行了严厉的监督。

出入人罪分为故出入人罪，和失出入人罪。故指的是故意，失指的是失误。入罪指的的陷害无辜，出罪指的是刻意开脱。

宋代对故的出入人罪都是惩罚及其严厉的。故意的司法不公正大部分是贿赂的结果。故入人罪的惩罚通常是把对无辜者的判罚，完全的转嫁到做出不公平判定的司法官员身上。

对于确实有过错，但是判罚却大大的超过了应当接受的惩罚的情况，超过的刑罚由主审的官员来承担。失入人罪则主要是官员的能力不够而引起的，他的惩戒相对较松，累计三次造成人命案的，主审开除限制人身自由，次审开除公职。

故出人罪，大多是主审官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举措，宋朝对贪污腐败处罚严厉，这样的罪责遇赦不赦，失出人罪则根据具体情况惩戒主审。

2．禁谒制度的确立

禁谒制度是宋代对司法官员本身的管理制度，他在官员的个人行为，生活交往方面也给司法官员竖立了规章。

他包含了禁止在司法衙门，就是官员办公的地方接待别的官员，和禁止司法官员去其他场所结识别的部门的官员的规定。

简单的讲，他将司法官员完全的隔离在了其他行政体系外，确保司法的独立性，这样的确保是在对官员生活交往的限定下做出的，官吏在司法判定中远离人群，确保案情不被泄露，人情贿赂远离官司。

这样极端的不近人情的规定，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却给官吏正常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宋代将司法官员的独立性提高到了这样的高度，也体现了顶层对司法公正的渴望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3．回避制度的确立

宋代的司法回避继承了唐代的一些惯例，本身也有大大的发展。亲属回避是首先被确立的，他包括了司法官员上下级之间亲戚关系的回避，司法官员和嫌疑人证人之间亲戚关系的回避。由专人监督。

籍贯回避则让地方官不在自己的出身地和长期居住地为官，确保了判罚最大程度不被客观因素所影响。在同一件案件多次审理时，前任和后任主审官必须没有血缘或者姻亲上的联系。

由于当时官场同年也是很大的关系网，这方面也做了规定和要求，即司法官员上下级间和官员与犯人间，没有读书时候的同学关系，批捕的人，审判的人，抓人的人之间必须毫无联系。司法的各个环节被细化，自审自判的行为从根源上被杜绝。三．法官责任制建立以后，宋代通过多层级的监督手法，促使法官责任制能够得到有效推行

1．提刑司监察地方司法监督

提刑司做为路一级的最高司法单位，从刑狱等司法角度监督州县的司法公正性。他们经常去下一级的州县衙门的监狱中探访犯人，询问官司的细节，观察犯人是否由刑讯拷打的身体伤痕。

有不明原因的犯人死亡后，隔绝地方官吏的独立调查。如果有过度拷问的痕迹，提刑司有权利调动州县司法卷宗，做出独立判断。判定州县一级司法公正性。这是完全从司法案例的角度出发对底层的监督。

2．通判监督下的司法公正

通判和知州是州一级的政府长官，两者权限不一，没有彼此统辖的关系。通判的权限偏向于督察而不是行政，往往对知州的司法判定做出完全独立的评定。

这样，就在高层对司法的公正性做出了制衡，知州，通判互相制约，彼此独立的关系避免了官官相护和一言堂的情况，有力的维护了司法的公正。

同时，两者在司法权力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出现了知州的判断错误。通判不能纠正。或者相反的情况。两者都会受到更高一级的监督机关的惩罚。

3．发达详细的监察体系

除了地方州县的官员互相制衡外，宋的中央封驳制度最重要的考察对象就是司法公正，因为这往往是政治是否清明的最直观表象。

知州，通判在互相监督的时候，上要受到朝廷观风使，判官的考察。下要接受县尉等底层官员的监督。上下和同僚的交叉监督，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司法的公正。结语：

宋代司法官员的监管力度，即使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也达到了苛刻的程度，提刑司作为地方司法的上级部门，既是监督单位，也是被监督的单位。他被上下级监督，平级单位制衡，甚至在私人行为上都受到了严厉的约束，司法不公的犯人所受的惩罚转嫁到司法官员的头上，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宋朝作为商业繁荣，官僚制度成熟发达的朝代，已经认识到了司法公正必须摒弃人治的误区，用制度来加以监督和完善。从执法对象审核开始，到审查刑狱结束，中间无数的环节都设立了在当时看来无比科学的执行方式。

这在我们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参考意义。古人不论是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求出发，还是对维护孔孟道德的基点考虑。

对司法公正的追求途中体现的执着和智慧，都是令人敬佩的。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宋朝体现的这种，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牢笼中的法治精神。是汉文明的先祖给子孙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探析》

《宋代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续资治通鉴》

《宋史·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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