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卢旺达屠杀背后的人类文明守夜人
原标题：奥斯维辛，卢旺达屠杀背后的人类文明守夜人
大家好，我是堂堂。
今天依然为大家带来堪比小说般精彩的真实历史。
二战，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战争。
这场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戕害，在大量影视作品中获得了直观的表现：
斯大林格勒反复易手的断壁残垣、奥斯维辛形容枯槁的犹太面孔……
影片《兵临城下》与《辛德勒名单》中的二战
但有这样一部“隐晦”的“二战电影”，没有金戈铁马和鲜血淋漓，片中绚丽的色彩、夸张的造型与“强迫症”般舒适的画面让它看起来与战争毫无关系。
但其对战争与历史的反思，却不逊于任何一部战争电影。
这就是 《布达佩斯大饭店》。
片中画面与情节的荒谬感，撑起了一个欧洲文明在各方暴力之下破散凋零的悲剧内核。
《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场景与人物
最值得玩味的，是片中的核心场所，布达佩斯大饭店。
这座饭店与匈牙利首都没什么关系，而是象征着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记忆和笔触下，他的故乡奥匈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匈帝国，是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列强。广袤的领土与多元的文化让它成为全欧文明荟萃之所。
但也正是由于领土历史来源复杂，领民民族构成多样，帝国解体后，几乎每一座城市都遭遇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纷乱经历。
这些城市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华美、精致且历史悠久，却在政治风云中变换模样，风雨飘零。
她们的处境，如影片中的台词：“微弱的文明之光，仍存留在这野蛮的屠场里。”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饭店”，名叫利韦夫。在野蛮环绕中，两位犹太法学家，以法律守护着人类文明的“微弱光亮”。
1
“利沃夫”大酒店
20世纪初，利韦夫这座城市有着与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明艳的色调，“红白色、蓝黄色和一抹黑金色”，分别代表着波兰、乌克兰和奥地利。
调色盘般丰富的颜色，代表着奥匈帝国中共存的不同族群文化、宗教和语言彼此间的碰撞，也预示了发生在这里的政治变换。
今天的利韦夫老城景观
1914年9月至1944年7月，利韦夫的控制权易手了 8次。
建筑是不动的历史见证者。利韦夫的街道见证了欧洲动荡的20世纪，是割裂了不同文化的民族冲突的焦点。
街道网格刻画着历史的变迁，也定位着人物的命运与他们思想的脉络。
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从这里的大学毕业，并在二战后针对纳粹德国战犯设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提出了 “危害人类罪”和 “灭绝种族罪”。
自这次世纪大审判后，这两个罪名经常被一并提及。
而两项罪名的提出者， 同为犹太人，在同一时代生活在利韦夫，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有着相同的授课老师。他们的家人，也都遭到纳粹德国的杀戮。
赫希·劳特派特手稿（1946年7月）中的“危害人类罪”字样（上）
拉斐尔·莱姆金手稿（约1945年）中的“灭绝种族罪”字样（下）
但尽管这两个罪名和它们的提出者有如此接近的关联，它们的含义却有着巨大的差别，甚至可能矛盾：
“危害人类罪”，关注个体。而“灭绝种族罪”，则关注团体。
假设某一势力屠杀了十万人，受害者恰好属于同一群体，比如利韦夫的犹太族群。
出于系统性计划而杀害个体，就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杀害许多人的目的是消灭他们所属的群体，则构成灭绝种族罪。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为什么如此相像的两人却提出了内涵不同的法学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一位犹太裔英籍的国际律师、法学教授，他叫菲利普·桑兹（Philippe Sands）。为了避免“卡拉马佐夫大兄弟”式的人名识别困难，我们叫他“老桑”。
2010年，老桑接到了利韦夫的城市大学法律系的邀请，去做一场关于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讲座。
之所以会找到老桑，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法学教授，更因为他作为国际律师，亲身参与了多起关涉这两项罪名的案件工作。
从1998年的智利皮诺切特案，到后来南斯拉夫与卢旺达案，他都参与了诉讼工作。
同时，利韦夫的网状街道，也“划定”了老桑的命运：他的外祖父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于此，并在纳粹控制这里后惊险逃离。
利韦夫的街道平面图，可见四个家族的居住历史
对老桑来说，解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也是他“回到”利韦夫，揭秘包括自己在内，三个犹太家族命运的过程。
基于这段探访的经历，结合亲历者口述与档案材料，老桑写就了《东西街》一书。
既像一部抽丝剥茧的 侦探小说，又像一部探访往事的 回忆录，《东西街》将老桑的 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国际法教授赫希·劳特派特、检察官兼律师拉斐尔·莱姆金编制在利韦夫纵横交错的街道中，让几个家族在20世纪的沉浮冷暖现于纸上。
菲利普·桑兹与他的《东西街》
而这个旅程的起点，是利韦夫州国家档案馆。
今天的利韦夫，在乌克兰境内。后者作为苏联成员的经历，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些“红色印记”。
国家档案馆占用的是一座年久失修的18世纪建筑，看门的是一位戴着头巾乌克兰大妈。
“来干啥？”标志性的过问。
“档案。”与老桑同行的学生快速对出了“暗号”。
他告诉老桑，进档案馆的秘诀就是，少说话，快步走，不要逗留。
穿过杂草丛生的玫瑰花园，踏上叮当作响的金属楼梯，踩着浸满雨水的潮湿地摊，他们渐渐接近那些被忽略的历史。
通过没有标识和照明的二楼楼道，老桑在阅览室向档案员递交了调卷申请单。
但这里经常性的断电打断了他的计划。
“明天十点再过来取档案。”档案员显然习惯了这样。
这样，在第二天，由灰尘、皮革和正在瓦解的纸构成的三座塔，被整齐地垒在木桌上，等待着老桑。
1917 年的利韦夫，当时被称为伦贝格
法律系，从上至下第二排左图
火车站，从上至下第二排右图
乔治酒店，最下排右图
赫希·劳特派特，危害人类罪的提出者，他的秘密在这里被渐渐揭开。
2
“个体是所有法律的终极单位”
劳特派特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18年，这是他读大学的第四个年头。
这一年也是利韦夫、欧洲乃至全世界具有戏剧性的转折点。
11月，一战与奥匈帝国一起结束。乌克兰人控制了利韦夫，并宣布其为新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这迅速导致了当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对立，并进而发展为流血冲突。
一星期内，控制权易手，波兰人掌握了利韦夫，双方缔结停火协议。然而，抢劫和杀戮并未随着停火协议而停止。
在城市中的犹太人被夹在两者之间，由于害怕站错队，希望保持中立。
协议没有带来停火，犹太人的中立也没能换来安全。
犹太人很快成为攻击目标，《纽约时报》头条将之描述为“1100名犹太人死于伦贝格大屠杀”，美国总统威尔逊牵头成立调查委员会。
劳特派特在利韦夫亲身经历了个体受到战争与族裔冲突残害的现实。
关注个体权利的思想种子，在利韦夫的街道上，埋在了劳特派特心中。
伦贝格西斯笃街上的街垒，1918年11月
与此同时，一战将关于群体认同和自治的法律问题推向了前台。
在当时，国际法中既缺少关于保护少数族裔的规定，也没有赋予个体以权利。
以利韦夫犹太人屠杀为契机，凡尔赛体系的“操盘手”，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波兰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波兰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就能获得独立。
这一要求，最终以 《波兰少数民族条约》的形式得以兑现。
按照《条约》的规定，波兰必须保护少数族裔。这一责任甚至成为了“国际关注的义务”，在国联受到保护。任何争端都可能交由在海牙新设立的常设国际法院审理。
这开创了团体可以接受国际性的法律保护的先例。
但是，这项革命性的责任仅仅使得波兰的少数民族有权获得国际保护，而波兰多数人口则没有这种权利。只因为他们不属于被国际保护的团体。
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波兰必须接受《波兰少数民族条约》
而在奥地利，劳特派特的老师，奥地利宪法法院的法官，汉斯·凯尔森，为他介绍了一种新观念： 个体拥有不可剥夺的宪法赋予的权利。
个体，在奥地利，在国家内，被置于法律秩序的核心。
然而，在当时的国际法世界中，法律天经地义是为主权者服务的，个体拥有对国家行使的权利是一种无可思议的想法。
除非国家自愿，像波兰一样，否则国际法并不能保护某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团体。
简单来说，国家可以对其国民做任何事情，可以歧视、使用酷刑甚至杀害。
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迫害，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被放任。
要切实保护个人权利，就需要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法与约束国家行为的国际法之间搭建桥梁。
于是，一个保护个体权利的国际法观念，在劳特派特的心中逐渐形成。
也正因如此，在二战之后，“危害人类罪”，这一当时旨在追诉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群的迫害等问题的罪名最终诞生。
3
“对群体的攻击是国际罪行”
劳特派特有一位刑法课程老师，名叫尤利乌什·马卡雷维奇。
在关于劳特派特的记载中，他仅作为利韦夫法律系的众多教师之一出现过几次。
但在“灭绝种族罪”提出者拉斐尔·莱姆金的生命中，这位老师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法律系，伦贝格，1912年
尤利乌什·马卡雷维奇，蓄着络腮胡，
在正中间，从下往上数第二排
这要追溯到1921年6月，发生在柏林的一起刺杀案。
案件的被告所罗门·特利里扬是一个年轻的亚美尼亚人，他在德国首都刺杀了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部长塔拉特帕夏。
这位刺杀者辩称自己杀死塔拉特帕夏是为被杀害的家人和家乡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报仇。
刺杀者的辩护律师也打出“种族认同”牌，变成被告只是亚美尼亚这个“庞大而有耐心的”家庭的复仇者。而被刺杀者也的确参与了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法官指示陪审团成员，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而是因为“内心的动荡”，他就可以获释。
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于1915年至1917年间，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受害者数量达到150万之众。
陪审团“速战速决”，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无罪判决”。
这场审判勾起了年轻的莱姆金对案件中规则公平性的担忧。
因为复仇者只是一时糊涂，其家人和同胞被屠杀这一事实，并未获得公正的报偿。
换句话说，土耳其肆无忌惮地虐待国内的众多亚美尼亚公民而毫无理由受到惩罚。
在课堂上，年轻的莱姆金与一位被匿名教师讨论起这一问题，认为特利里扬本应扮演“自封的人类良知执法者”这一角色，力图维护全球道德秩序。
所罗门·特利里扬
这位老师以当时惯常的态度还以颜色：“那主权问题怎么办？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其公民的权利怎么办？”
主权，乃是完全和绝对的主权。
“主权是为别的一些东西而设立的。”
“主权并非是为允许国家拥有杀死数百万无辜人民的权利而设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需要一项反对这种行为的法律。”
他继续追问：“亚美尼亚人是否曾经试图让土耳其人因屠杀而被捕？”
“没有任何可以逮捕他的法律。”教授回答。
“尽管他参与杀害了那么多人？”莱姆金反问道。
“假设一个人养了一群小鸡，”教授反驳道，“他会把它们杀掉。有何不可？这又不关你的事。如果你加以干涉，就是非法侵入。”
“但亚美尼亚人不是小鸡。”莱姆金尖刻地说。
教授不再反驳这一年轻气盛的评论，然后改变了策略。“你要是干涉一国的内部事务，就是在侵犯该国的主权。”
“也就是说，特利里扬击倒一个人是犯罪行为，被击倒的那个人杀害一百万人却不是犯罪行为？”莱姆金问道。
教授耸耸肩，“如果你对国际法有所了解……”
莱姆金终其一生都在回顾这段交流，特利里扬案的审判改变了他的生活。
而二十年后，这位亚美尼亚的刺客与二战中被屠戮的犹太人一起，让莱姆金决心以法律保护可能被杀戮的团体。
4
人类文明的守夜人
利韦夫的街道勾勒出劳特派特与莱姆金提出“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的历史动机。
而关于这两项罪名与三个犹太家族的传奇远没有结束：
面对纳粹暴行，桑兹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穿越欧洲的神秘故事；
纽伦堡法庭上，检察官与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的激烈对决；
两位法学先驱就两项罪名之间分歧与矛盾的反思。
在桑兹的揭秘之旅中，这些尘封的历史都将渐渐揭开。
《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穆斯塔法曾这样形容古斯塔沃：“老实说，他的那个世界早在他步入之前就已经逝去了，只是他用超凡的优雅留住了这个假象。”
人类文明常在毁灭与重建之间徘徊。
劳特派特与莱姆金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过这段轮回，而《东西街》的桑兹也是如此。
刚果、利比亚、阿富汗、车臣、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塞拉利昂、关塔那摩和伊拉克……一长串的名单反复提醒着人们： “灭绝种族罪”与“危害人类罪”从未远离。
而如同影片中古斯塔沃的优雅，法学家们用法学观念，持续守护着被野蛮屠场包围的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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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街
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源
[英] 菲利普·桑兹 著
吴筱筠 译
回忆录与小说体裁的完美结合
追溯灭绝种族罪与危害人类罪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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