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盧旺達屠殺背後的人類文明守夜人
原標題：奧斯維辛，盧旺達屠殺背後的人類文明守夜人
大家好，我是堂堂。
今天依然爲大家帶來堪比小說般精彩的真實歷史。
二戰，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世界戰爭。
這場戰爭對人類文明的戕害，在大量影視作品中獲得了直觀的表現：
斯大林格勒反覆易手的斷壁殘垣、奧斯維辛形容枯槁的猶太面孔……
影片《兵臨城下》與《辛德勒名單》中的二戰
但有這樣一部“隱晦”的“二戰電影”，沒有金戈鐵馬和鮮血淋漓，片中絢麗的色彩、誇張的造型與“強迫症”般舒適的畫面讓它看起來與戰爭毫無關係。
但其對戰爭與歷史的反思，卻不遜於任何一部戰爭電影。
這就是 《布達佩斯大飯店》。
片中畫面與情節的荒謬感，撐起了一個歐洲文明在各方暴力之下破散凋零的悲劇內核。
《布達佩斯大飯店》中的場景與人物
最值得玩味的，是片中的核心場所，布達佩斯大飯店。
這座飯店與匈牙利首都沒什麼關係，而是象徵着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記憶和筆觸下，他的故鄉奧匈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奧匈帝國，是領土面積僅次於俄羅斯的歐洲列強。廣袤的領土與多元的文化讓它成爲全歐文明薈萃之所。
但也正是由於領土歷史來源複雜，領民民族構成多樣，帝國解體後，幾乎每一座城市都遭遇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紛亂經歷。
這些城市像布達佩斯大飯店一樣，華美、精緻且歷史悠久，卻在政治風雲中變換模樣，風雨飄零。
她們的處境，如影片中的臺詞：“微弱的文明之光，仍存留在這野蠻的屠場裏。”
今天爲大家講述的“飯店”，名叫利韋夫。在野蠻環繞中，兩位猶太法學家，以法律守護着人類文明的“微弱光亮”。
1
“利沃夫”大酒店
20世紀初，利韋夫這座城市有着與布達佩斯大飯店一樣明豔的色調，“紅白色、藍黃色和一抹黑金色”，分別代表着波蘭、烏克蘭和奧地利。
調色盤般豐富的顏色，代表着奧匈帝國中共存的不同族羣文化、宗教和語言彼此間的碰撞，也預示了發生在這裏的政治變換。
今天的利韋夫老城景觀
1914年9月至1944年7月，利韋夫的控制權易手了 8次。
建築是不動的歷史見證者。利韋夫的街道見證了歐洲動盪的20世紀，是割裂了不同文化的民族衝突的焦點。
街道網格刻畫着歷史的變遷，也定位着人物的命運與他們思想的脈絡。
赫希·勞特派特和拉斐爾·萊姆金從這裏的大學畢業，並在二戰後針對納粹德國戰犯設立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提出了 “危害人類罪”和 “滅絕種族罪”。
自這次世紀大審判後，這兩個罪名經常被一併提及。
而兩項罪名的提出者， 同爲猶太人，在同一時代生活在利韋夫，畢業於同一所大學，有着相同的授課老師。他們的家人，也都遭到納粹德國的殺戮。
赫希·勞特派特手稿（1946年7月）中的“危害人類罪”字樣（上）
拉斐爾·萊姆金手稿（約1945年）中的“滅絕種族罪”字樣（下）
但儘管這兩個罪名和它們的提出者有如此接近的關聯，它們的含義卻有着巨大的差別，甚至可能矛盾：
“危害人類罪”，關注個體。而“滅絕種族罪”，則關注團體。
假設某一勢力屠殺了十萬人，受害者恰好屬於同一羣體，比如利韋夫的猶太族羣。
出於系統性計劃而殺害個體，就構成了危害人類罪；而殺害許多人的目的是消滅他們所屬的羣體，則構成滅絕種族罪。
爲什麼會有這種區別？爲什麼如此相像的兩人卻提出了內涵不同的法學概念？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着一位猶太裔英籍的國際律師、法學教授，他叫菲利普·桑茲（Philippe Sands）。爲了避免“卡拉馬佐夫大兄弟”式的人名識別困難，我們叫他“老桑”。
2010年，老桑接到了利韋夫的城市大學法律系的邀請，去做一場關於危害人類罪和滅絕種族罪的講座。
之所以會找到老桑，不僅因爲他是一位法學教授，更因爲他作爲國際律師，親身參與了多起關涉這兩項罪名的案件工作。
從1998年的智利皮諾切特案，到後來南斯拉夫與盧旺達案，他都參與了訴訟工作。
同時，利韋夫的網狀街道，也“劃定”了老桑的命運：他的外祖父在20世紀30年代生活於此，並在納粹控制這裏後驚險逃離。
利韋夫的街道平面圖，可見四個家族的居住歷史
對老桑來說，解答上述問題的過程，也是他“回到”利韋夫，揭祕包括自己在內，三個猶太家族命運的過程。
基於這段探訪的經歷，結合親歷者口述與檔案材料，老桑寫就了《東西街》一書。
既像一部抽絲剝繭的 偵探小說，又像一部探訪往事的 回憶錄，《東西街》將老桑的 外祖父萊昂·布赫霍爾茨、國際法教授赫希·勞特派特、檢察官兼律師拉斐爾·萊姆金編制在利韋夫縱橫交錯的街道中，讓幾個家族在20世紀的沉浮冷暖現於紙上。
菲利普·桑茲與他的《東西街》
而這個旅程的起點，是利韋夫州國家檔案館。
今天的利韋夫，在烏克蘭境內。後者作爲蘇聯成員的經歷，爲這座城市增添了些“紅色印記”。
國家檔案館佔用的是一座年久失修的18世紀建築，看門的是一位戴着頭巾烏克蘭大媽。
“來幹啥？”標誌性的過問。
“檔案。”與老桑同行的學生快速對出了“暗號”。
他告訴老桑，進檔案館的祕訣就是，少說話，快步走，不要逗留。
穿過雜草叢生的玫瑰花園，踏上叮噹作響的金屬樓梯，踩着浸滿雨水的潮溼地攤，他們漸漸接近那些被忽略的歷史。
通過沒有標識和照明的二樓樓道，老桑在閱覽室向檔案員遞交了調卷申請單。
但這裏經常性的斷電打斷了他的計劃。
“明天十點再過來取檔案。”檔案員顯然習慣了這樣。
這樣，在第二天，由灰塵、皮革和正在瓦解的紙構成的三座塔，被整齊地壘在木桌上，等待着老桑。
1917 年的利韋夫，當時被稱爲倫貝格
法律系，從上至下第二排左圖
火車站，從上至下第二排右圖
喬治酒店，最下排右圖
赫希·勞特派特，危害人類罪的提出者，他的祕密在這裏被漸漸揭開。
2
“個體是所有法律的終極單位”
勞特派特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是1918年，這是他讀大學的第四個年頭。
這一年也是利韋夫、歐洲乃至全世界具有戲劇性的轉折點。
11月，一戰與奧匈帝國一起結束。烏克蘭人控制了利韋夫，並宣佈其爲新成立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這迅速導致了當地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的對立，並進而發展爲流血衝突。
一星期內，控制權易手，波蘭人掌握了利韋夫，雙方締結停火協議。然而，搶劫和殺戮並未隨着停火協議而停止。
在城市中的猶太人被夾在兩者之間，由於害怕站錯隊，希望保持中立。
協議沒有帶來停火，猶太人的中立也沒能換來安全。
猶太人很快成爲攻擊目標，《紐約時報》頭條將之描述爲“1100名猶太人死於倫貝格大屠殺”，美國總統威爾遜牽頭成立調查委員會。
勞特派特在利韋夫親身經歷了個體受到戰爭與族裔衝突殘害的現實。
關注個體權利的思想種子，在利韋夫的街道上，埋在了勞特派特心中。
倫貝格西斯篤街上的街壘，1918年11月
與此同時，一戰將關於羣體認同和自治的法律問題推向了前臺。
在當時，國際法中既缺少關於保護少數族裔的規定，也沒有賦予個體以權利。
以利韋夫猶太人屠殺爲契機，凡爾賽體系的“操盤手”，美國總統威爾遜對波蘭提出了一個要求：只要波蘭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就能獲得獨立。
這一要求，最終以 《波蘭少數民族條約》的形式得以兌現。
按照《條約》的規定，波蘭必須保護少數族裔。這一責任甚至成爲了“國際關注的義務”，在國聯受到保護。任何爭端都可能交由在海牙新設立的常設國際法院審理。
這開創了團體可以接受國際性的法律保護的先例。
但是，這項革命性的責任僅僅使得波蘭的少數民族有權獲得國際保護，而波蘭多數人口則沒有這種權利。只因爲他們不屬於被國際保護的團體。
作爲《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波蘭必須接受《波蘭少數民族條約》
而在奧地利，勞特派特的老師，奧地利憲法法院的法官，漢斯·凱爾森，爲他介紹了一種新觀念： 個體擁有不可剝奪的憲法賦予的權利。
個體，在奧地利，在國家內，被置於法律秩序的核心。
然而，在當時的國際法世界中，法律天經地義是爲主權者服務的，個體擁有對國家行使的權利是一種無可思議的想法。
除非國家自願，像波蘭一樣，否則國際法並不能保護某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團體。
簡單來說，國家可以對其國民做任何事情，可以歧視、使用酷刑甚至殺害。
奧地利境內的猶太人迫害，正是在這樣的觀念下被放任。
要切實保護個人權利，就需要在保護個人權利的國家法與約束國家行爲的國際法之間搭建橋樑。
於是，一個保護個體權利的國際法觀念，在勞特派特的心中逐漸形成。
也正因如此，在二戰之後，“危害人類罪”，這一當時旨在追訴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人羣的迫害等問題的罪名最終誕生。
3
“對羣體的攻擊是國際罪行”
勞特派特有一位刑法課程老師，名叫尤利烏什·馬卡雷維奇。
在關於勞特派特的記載中，他僅作爲利韋夫法律系的衆多教師之一出現過幾次。
但在“滅絕種族罪”提出者拉斐爾·萊姆金的生命中，這位老師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法律系，倫貝格，1912年
尤利烏什·馬卡雷維奇，蓄着絡腮鬍，
在正中間，從下往上數第二排
這要追溯到1921年6月，發生在柏林的一起刺殺案。
案件的被告所羅門·特利裏揚是一個年輕的亞美尼亞人，他在德國首都刺殺了前奧斯曼帝國政府的部長塔拉特帕夏。
這位刺殺者辯稱自己殺死塔拉特帕夏是爲被殺害的家人和家鄉埃爾祖魯姆的亞美尼亞人報仇。
刺殺者的辯護律師也打出“種族認同”牌，變成被告只是亞美尼亞這個“龐大而有耐心的”家庭的復仇者。而被刺殺者也的確參與了1915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
法官指示陪審團成員，如果他們認爲被告的行爲不是出於自由意志，而是因爲“內心的動盪”，他就可以獲釋。
奧斯曼土耳其政府於1915年至1917年間，對其轄境內亞美尼亞人進行的種族屠殺，受害者數量達到150萬之衆。
陪審團“速戰速決”，不到一個小時就做出了“無罪判決”。
這場審判勾起了年輕的萊姆金對案件中規則公平性的擔憂。
因爲復仇者只是一時糊塗，其家人和同胞被屠殺這一事實，並未獲得公正的報償。
換句話說，土耳其肆無忌憚地虐待國內的衆多亞美尼亞公民而毫無理由受到懲罰。
在課堂上，年輕的萊姆金與一位被匿名教師討論起這一問題，認爲特利裏揚本應扮演“自封的人類良知執法者”這一角色，力圖維護全球道德秩序。
所羅門·特利裏揚
這位老師以當時慣常的態度還以顏色：“那主權問題怎麼辦？國家按照自己的意願對待其公民的權利怎麼辦？”
主權，乃是完全和絕對的主權。
“主權是爲別的一些東西而設立的。”
“主權並非是爲允許國家擁有殺死數百萬無辜人民的權利而設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世界需要一項反對這種行爲的法律。”
他繼續追問：“亞美尼亞人是否曾經試圖讓土耳其人因屠殺而被捕？”
“沒有任何可以逮捕他的法律。”教授回答。
“儘管他參與殺害了那麼多人？”萊姆金反問道。
“假設一個人養了一羣小雞，”教授反駁道，“他會把它們殺掉。有何不可？這又不關你的事。如果你加以干涉，就是非法侵入。”
“但亞美尼亞人不是小雞。”萊姆金尖刻地說。
教授不再反駁這一年輕氣盛的評論，然後改變了策略。“你要是干涉一國的內部事務，就是在侵犯該國的主權。”
“也就是說，特利裏揚擊倒一個人是犯罪行爲，被擊倒的那個人殺害一百萬人卻不是犯罪行爲？”萊姆金問道。
教授聳聳肩，“如果你對國際法有所瞭解……”
萊姆金終其一生都在回顧這段交流，特利裏揚案的審判改變了他的生活。
而二十年後，這位亞美尼亞的刺客與二戰中被屠戮的猶太人一起，讓萊姆金決心以法律保護可能被殺戮的團體。
4
人類文明的守夜人
利韋夫的街道勾勒出勞特派特與萊姆金提出“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歷史動機。
而關於這兩項罪名與三個猶太家族的傳奇遠沒有結束：
面對納粹暴行，桑茲外祖父萊昂·布赫霍爾茨穿越歐洲的神祕故事；
紐倫堡法庭上，檢察官與納粹頭目漢斯·弗蘭克的激烈對決；
兩位法學先驅就兩項罪名之間分歧與矛盾的反思。
在桑茲的揭祕之旅中，這些塵封的歷史都將漸漸揭開。
《布達佩斯大飯店》中，穆斯塔法曾這樣形容古斯塔沃：“老實說，他的那個世界早在他步入之前就已經逝去了，只是他用超凡的優雅留住了這個假象。”
人類文明常在毀滅與重建之間徘徊。
勞特派特與萊姆金在20世紀上半葉經歷過這段輪迴，而《東西街》的桑茲也是如此。
剛果、利比亞、阿富汗、車臣、伊朗、敘利亞和黎巴嫩、塞拉利昂、關塔那摩和伊拉克……一長串的名單反覆提醒着人們： “滅絕種族罪”與“危害人類罪”從未遠離。
而如同影片中古斯塔沃的優雅，法學家們用法學觀念，持續守護着被野蠻屠場包圍的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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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街
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源
[英] 菲利普·桑茲 著
吳筱筠 譯
回憶錄與小說體裁的完美結合
追溯滅絕種族罪與危害人類罪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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