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我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

通過這次會議，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了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確立了我黨向前航行的掌舵人。

以毛主席爲代表的掌舵人也的確在危難之際力挽狂瀾，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但是，遵義會議之後的第一仗——戰略土城之戰，打得並不理想，未能達到戰前設想的戰略目標。

究其原因，主要是戰前的情報出錯。

遵義會議之前，中央紅軍原定計劃是進入貴州與紅2、6軍團會合，然後在黔北地區建立根據地；但蔣介石調兵遣將，集結了湘鄂、川陝敵軍重兵對紅2、6軍團進行了堵截，另外更是調集了其中央軍薛嶽兵團和黔軍全部、川滇軍大部、湘桂粵軍共40萬餘人對中央紅軍實施包抄，紅軍面臨的局勢異常嚴峻。

鑑於此，毛主席果斷改變原計劃，揮軍撤出遵義城，麾旗北移，來到了川黔交界土城鎮，準備渡江北上，與活動在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紅4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

但是，一部分川軍如影隨形，尾隨而來。

一來是爲了奪取赤水後北渡長江的需要，二來土城以東地區青槓坡這一帶有斷谷茂林，適宜伏擊。

於是，毛主席提議由彭德懷領導的三軍團在此設伏圍殲孤軍深入的川軍，另由林彪率領一軍團前往奪取赤水。

但是，毛主席得到的情報是錯誤的。

情報裏說，尾隨之敵只有兩個旅四個團，實際上敵軍的參戰部隊共有四個旅九個團。

所以，苦戰良久，局面一直打不開。

毛主席覺察出情報有誤，當機立斷，主動撤出戰鬥，西渡赤水河，向古藺以南地區前進，拉開了其軍事神來之作——四渡赤水的序幕。

山城之戰，我軍是主動撤出戰鬥的，而且雙方互有殺傷，只能算是平局。

但這一戰，向來爲衆多軍迷津津樂道。

究其原因，是這支僅有三萬多人的中央紅軍裏面，包含了後來共和國的三任國家主席、一位國務院總理、五任國防部長、七位開國元帥，以及陳賡、宋任窮等兩百名將軍，可謂戰神雲集，將星如雨，被爲“史上最豪華陣容”。

也由於這個原因，川軍方面率軍迎戰的人就成爲了大家所關注的人物了。

這人是誰呢？

他是有“莽子將軍”之稱的川軍驍將郭勳祺。

在抗戰時期，國際友人史沫特萊甚至稱讚郭勳祺爲“世界上最聰明勇敢、見識超羣的”將軍。

另外，郭勳祺還有一個“熊貓將軍”的稱號。

關於這個稱號，現在很多人顧名思義，以爲郭勳祺外貌長得圓頭圓臉圓眼睛，體胖身寬，神似憨厚可愛的熊貓，因此得此雅稱。

此說大謬。

“熊貓將軍”的稱號，其實來自於一個美麗的誤會。

原因是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裏在重走長征路之後，著作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書中寫“莽子將軍”郭勳祺，由於作者本人猜不透“莽子”的意思，便按照自己的想法，用了“panda”一詞代替。而這個“panda”，指的就是熊貓。

在四川話裏，“莽子”，指的是勇猛，憨厚的意思。

土城之戰前，郭勳祺是川軍教導師第三旅旅長；但在土城之戰中，劉湘委任其統一指揮潘佐的獨立第四旅、廖澤的模範第三旅等共四個旅九個團作戰；土城之戰結束，劉湘升任他爲模範師師長。

1937年全面抗戰開展，郭勳祺繼續擔任由模範師改編成的144師，率軍出川抗戰，隸屬於第七戰區23集團軍第23軍序列。

郭勳祺對日軍的首戰的時間是在該年11月25日。

當時，郭勳祺部在太湖南岸佈防，結果卻在太湖西岸夾浦、金村一帶和日軍第六師團遭遇。

狹路相逢，勇者勝。

這位“莽子將軍”揮師與日軍惡戰了三日兩夜，戰至27日，將數百名日軍驅入到沙嶺山溝中，兩頭堵死，從山上居高臨下向下掃射，小鬼子像被關在風箱裏的小老鼠，東跑西竄，兇悍異常。

郭勳祺大爲興奮，他拎着手槍衝出指揮所，叫嚷着“今天一定要抓幾個小鬼子回來玩玩”。

但是樂極生悲，他被日軍機槍射中大腿，血流如注。

不過，他仍掙扎繼續指揮作戰，到了28日才住進了醫院，傷口已經化膿惡化。

他也因此以功升爲第50軍軍長，下轄144師，145師，新7師。

1938年春，郭勳祺傷愈出院，獲大文豪郭沫若贈詩並餞行，詩云：

山河破碎不須憂，收復二京賴我儔。

此去江南風景好， 相逢應得在揚州。

這之後，郭勳祺參加了臺兒莊戰役牽制戰和武漢會戰。

在臺兒莊戰役牽制戰中，郭勳祺與譚震林的新四軍第三支隊巧妙配合，在灣沚附近設伏，痛擊敵北上增援的一個師團，爲臺兒莊大捷做出了貢獻。

這之後，郭勳祺的軍部設在皖南青陽木鎮，而新四軍軍部設在雲嶺，二者僅有50公里之距。

期間，他和新四軍一支隊隊長陳毅過往甚密。

說起來，他和陳毅可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

早在1922年，郭勳祺就在四川萬縣結識了陳毅，兩人還成爲了一個足球隊的球友。

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發生後，郭勳祺掩護陳毅和其他一些革命人士和學生登船出川，算是陳毅的救命恩人。

1934年，陳毅因爲有腿傷，留在贛南根據地打游擊，沒有參加長征，也沒有經歷土城之戰中，他和郭勳祺之間沒有交戰過。

抗日期間，兩人親密合作。

在灣沚之戰中，郭勳祺爲了答謝譚震林的新四軍三支隊配合，一次性給了新四軍三支隊3萬發子彈，1000套軍裝。

郭勳祺甚至還把蔣介石下達的防共密電交給新四軍敵工部長夏育羣看，要他們早做準備。

這樣，儘管郭勳祺在攻佔饅頭山、登陸安慶前江口、激烈梅梗等一系列戰鬥中戰績斐然，但蔣介石惡其與新四軍走得太近，隨便捏造了一個由頭，解除其軍職，召回重慶，送入陸軍大學特五班學習，軟禁了起來。

美國人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不無感慨地寫道：“郭軍長被解除了50軍職務。因爲他太進步，得不到政治部主任的支持。他和許多青年軍官在戰場上阻止50軍把對準侵略中國的民族敵人的槍口轉向新四軍。”

1948年，特務出身的康澤出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負責防守襄陽、樊城一帶，他向蔣介石要了郭勳祺出任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協助自己守城。

郭勳祺開始不願去，但架不住陸大校長楊傑的勸說，勉爲其難地答應了下來。

也正因爲他出任了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這纔有了與老友陳毅的再次見面。

這次見面，頗富戲劇性。

要知道，解放戰爭，是一場解放全中國，爲全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平等、和平、幸福的正義戰爭，是以有道伐無道，我人民解放軍必勝。

1948年7 月，襄樊被我人民解放軍攻取，康澤和郭勳祺雙雙被擒。

這兩名高級戰俘被送到了野戰軍司令部，而野戰軍司令員就是陳毅。

康澤後來被押送往功德林改造。

郭勳祺和陳毅老友見面，有說不完的話。

兩人談起抗戰時期郭勳祺被撤去軍長職務這事，陳毅說：“那個時候怪我們沒有注意到要保護你，讓你受委屈了。”

郭勳祺一擺手，說：“當時我就想把部隊交給你們，還專門派人去找過項英副軍長聯絡，但是被拒絕了。不然，也不會有後來這麼多事了。”

陳毅笑了，說：“項英副軍長必須要拒絕的啊，在那個時候，要顧全統一抗戰的大局，不能接收。如果接受了，蔣介石就會說我們專門挖牆腳，不再抗戰了。”

聽了陳毅的話，郭勳祺的怨氣漸消。

最後，郭勳祺請求回四川搞策反，爲解放做點貢獻。

郭勳祺回去後，果然策反了熊克武、劉文輝等一批頭面人物，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

建國後，歷任四川省交通廳廳長等職，1959年年12月28日病逝於成都，享年僅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