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咸豐五年）七月初九巳時（上午9—11時），壽康宮中，一位中年女子的去世，令時年25歲的咸豐帝“哀慟號呼”，乃至做出剪髮成服的舉動。

重孝之下的費解之舉

巳刻，康慈皇太后崩。上哀慟號呼，摘冠纓，易素服，詣靈駕前奠酒，還養心殿。申刻，復詣壽康宮，奉大行皇太后靈駕至慈寧宮，上翦發成服。

按照清初乃至後金時期的成例，只有當皇帝去世之後，作爲九五之尊、纘承統緒的嗣皇帝纔可行“斷髮”之舉，當屬皇室當中最重之孝。即使按照距此（以咸豐五年爲參照）137年前（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的康熙帝所開創的先例，也只是增加了身爲皇太后的嗣皇帝生母亦或先帝嫡繼後而已。

而咸豐帝生母孝全皇后鈕祜祿氏早於15年前（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正月十一便去世了，至於道光帝生前所冊立的前兩位皇后（共三位，第三位即咸豐生母），一位去世於嘉慶朝（孝穆皇后鈕祜祿氏，1808年【嘉慶十三年】正月二十一），一位卒於道光朝（孝慎皇后佟佳氏，1833年【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如此一來，壽康宮崩逝的這位明顯成爲了咸豐帝行以重孝的特例，她便是有清一代最獨樹一幟的皇太后——道光帝嬪妃，孝靜皇后博爾濟吉特氏（下文皆以博爾濟吉特氏代指孝靜皇后）。

壬寅，命大學士賽尚阿爲正使，祁寯藻爲副使，恭齎冊寶，尊封宣宗成皇帝康慈皇貴妃博爾濟吉特氏，爲康慈皇貴太妃。

當然，咸豐對此女的重視遠不止於此。早在道光帝剛剛崩逝後的第六天（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一），初登大寶的皇四子奕詝（即咸豐）便宣諭內閣，擬封先帝皇貴妃博爾濟吉特氏爲康慈皇貴太妃，1851年（咸豐元年）三月十五更是令阿魯特.賽尚阿（蒙古族重臣，時任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祁寯藻（三朝帝師【道光、咸豐、同治】，時任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這樣的豪華冊封團隊（正副使皆爲大學士，遍尋清史屈指可數）對博爾濟吉特氏進行了正式的冊立禮。

按照慣例，當皇帝駕崩之後，嗣皇帝初繼位之時，理應酌情對先帝的各位嬪妃進行尊封位號，或同級遙尊，或越級晉尊，但不管怎樣，除了先帝嫡繼後或嗣皇帝生母，其餘妃嬪也僅僅是尊封一個位號而已，即將原有位分尊加一個“太”字，而博爾濟吉特氏僅以道光朝皇貴妃之身便可受封只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纔可享有的徽號（康慈），足以見得她在咸豐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論血緣，博爾濟吉特氏與咸豐是毫無關係的；論尊貴與否，雖然博爾濟吉特氏是旁人豔羨無比的皇貴妃，但只有中宮皇后亦或儲君生母方可享有如此殊榮，顯然她並不符合，至於嗣皇帝爲何會對自己恩封如斯，四年後的一份諭旨就此將謎底公之於衆。

十五載盛恩撫育，造就生前屢破規制

諭惠親王綿愉等，朕維禮緣於義，首重慈闈之尊養。孝本乎誠，宜崇母範之鴻稱。欽惟康慈皇貴太妃，侍奉皇考廿餘年，徽柔素著。撫育朕躬十五載，恩恤優加。雖懿德撝謙，而孝忱難罄。今謹上尊號爲康慈皇太后，福履無疆，長承愛日之暄。壽考有徵，永協億齡之慶。一切應行典禮，著該部察例具奏。　　

1855年（咸豐五年）七月初一，在太廟剛剛行完孟秋時享禮的咸豐便向惠親王綿愉（嘉慶帝五子、道光異母弟）、恭親王奕（道光帝六子、咸豐異母弟）、怡親王載垣（怡賢親王胤祥五世孫）、博爾濟吉特.僧格林沁（蒙古貴族，博多勒噶臺親王）、德木楚克扎布（固倫額駙，奈曼札薩克郡王）、富察.景壽（孝賢皇后侄曾孫、一等公明瑞曾孫，時任蒙古都統、御前大臣）等人頒佈了本月的第一道詔令，諭旨緊緊圍繞時爲康慈皇貴太妃的博爾濟吉特氏，不僅直接晉尊其爲“康慈皇太后”，而且在晉尊事由中還明確言及“（康慈皇貴太妃）撫育朕（咸豐）躬十五載，恩恤優加。雖懿德撝謙，而孝忱難罄”。

原來，之所以博爾濟吉特氏會受到咸豐帝的如此愛戴，是因爲她對自己有長達15年的撫育之恩。隨着1840年（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孝全皇后（咸豐生母）的去世，撫養時年僅10歲（虛）的皇四子奕詝（咸豐）的重任便交到了時爲靜貴妃的博爾濟吉特氏手上。在此之前，她已誕育了三子一女（皇次子奕綱，1826年【道光六年】十月二十三；皇三子奕繼，1829年【道光九年】十一月初七；皇六女壽恩固倫公主，1831年1月20日【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七】；皇六子奕，1833年1月11日【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而她的位分也在15年之間（1825—1840）從剛入宮時的貴人最終躍居至形同副後的掌六宮事皇貴妃。

而作爲繼後之子的奕詝，能交由博爾濟吉特氏撫養，一方面來源於道光帝素來對其的寵愛，另一方面也是因其自身“淑慎素着”，廣受愛戴。雖然子女衆多，但由於前二子的先後早夭，故博爾濟吉特氏仍視奕詝同親子一般撫養，幼年性格溫順的奕詝也自然同親母一般看待這位養母。

只可惜，尚處英年的博爾濟吉特氏，還未來得及等到正式的皇太后冊立之禮（先封后冊），就於晉尊諭旨下達後的第七天便去世了，享壽44歲，這也是爲何咸豐會在開篇悲慟難當的原因，生於1831年（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的他，相對生母的九年陪伴，養母十五載的細心呵護在其心中紮根更深，爲此方纔作出上述一系列超越祖制之舉。

而之所以說康慈博爾濟吉特氏是清朝歷史上最獨樹一幟的皇太后，實乃與清朝太后尊封成例大相徑庭之故。有清一代的后妃制度當中，都需遵循一個鐵一般的定律，即只有嗣皇帝生母或者先帝的正宮皇后，在嗣皇帝登基繼位之後健在，方可符合受封太后之尊位。

縱覽清朝11位皇太后當中，5位是先帝中宮皇后（孝端文皇后【因生前無徽號，故以諡號代指】、仁憲皇太后【孝惠章皇后】、恭慈皇太后【孝和睿皇后】、慈安皇太后【孝貞顯皇后】、隆裕皇太后【孝定景皇后】），5位是嗣皇帝的生身之母（昭聖皇太后【孝莊文皇后】、慈和皇太后【孝康章皇后】、仁壽皇太后【孝恭仁皇后】、崇慶皇太后【孝聖憲皇后】、慈禧皇太后【孝欽顯皇后】），只有博爾濟吉特氏既非先帝中宮之主也非咸豐之生母，只因對咸豐有養育之恩方被其破格晉尊，僅此一例。

盛年崩逝，喪儀多處縮減

但隨着博爾濟吉特氏七月初九的去世，本該照咸豐以往性格對養母喪儀大操大辦之時，卻遭遇了空前的出乎意料。此時的咸豐帝彷彿變了一個人一般，雖然將養母的梓宮（棺槨）按大行皇太后規格先後暫安於慈寧宮（七月初九酉時）、迎暉殿（七月二十一卯時），但與之後的各項舉措相比，實在是與以往的孝悌之義格格不入。

第一，冊諡之禮過於簡略而草率。

在關於爲大行皇太后尊擬諡號這個問題上，咸豐以嗣皇帝名義初次上諡便以“孝靜康慈弼天撫聖皇后”而草草收尾，之所以如此描述，實是因爲其中出現了兩大問題：

按清朝成例，正常情況下嗣皇帝爲大行皇太后初次上諡應爲12字，且需系先帝廟諡。說到皇后系諡之法，正式起源於五代時期的後梁，雖然在古時，皇后母儀天下之尊，令人欣羨無比，但仍需絕對服從於皇帝，故在“從夫”思想的影響下，在皇后去世之後，需系皇帝的廟諡，即需在本身已有諡號的基礎上系以皇帝的廟諡。

系諡之法作爲明尊卑、顯等威的指標，既可體現每位皇后的地位，又令世人單從字面即可識別出是哪位皇帝的皇后。此制經過400餘年的發展演變，到明朝初年基本形成定製。按照明朝的規定，不論嫡繼後在去世後都會初次上12字尊諡，只不過在是否系帝諡方面有所不同，只有原配嫡後方可系先帝廟諡。

如明仁宗朱高熾的張皇后諡號爲“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前面12字爲自身諡號，昭爲系仁宗廟諡（昭皇帝）之意；明世宗朱厚熜的繼後方氏諡號爲“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並未系嘉靖帝“肅”字廟諡，而言及嗣皇帝生母（非嫡繼後），起初只可以“皇太后”之稱而擬尊諡，直到1536年（嘉靖十五年）方同繼後一般稱“皇后”，同樣不予附帝諡，如明英宗朱祁鎮生母周氏諡號爲“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皇后”。

該法到了清朝，隨着順治帝的入主中原，雖然大框架上基本延續明代之例，但也有明顯不同之處。相對明朝的格外嚴謹，清代不論是先帝的嫡繼後亦或嗣皇帝生母，都可系先帝廟諡（孝獻皇后【順治寵妃董鄂氏】除外）。博爾濟吉特氏作爲咸豐公開冊封的皇太后，自然在去世後應嚴格按照12字上諡且系道光帝的“成”字廟諡，但可惜的是，在本該格外隆重的首次上諡，博爾濟吉特氏只獲得了8字諡號且未系宣宗廟諡。

太祖高皇帝三後，惟孝慈高皇后，配祔太廟，諡號稱高。是別殿奉祀，稱號宜殊。非惟前代之舊章，實本我朝之定製。今明禋鉅典，朕不敢以感恩之故，稍越常經，景鑠鴻名，朕何敢以盡孝之私，致踰定禮。自應俯如廷議，謹就徽號康慈二字合之。恭上尊諡，稱曰孝靜康慈弼天撫聖皇后。

談及爲何縮減，咸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以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三後爲例，只有原配孝慈皇后葉赫那拉氏（皇太極生母）系太祖廟諡，故以“非惟前代之舊章，實本我朝之定製”爲由未給養母系先帝宣宗廟諡。從努爾哈赤到咸豐，共經歷了九代，其中不乏諸如孝莊、孝惠、孝康、孝恭、孝聖、孝和等非嫡後系廟諡之事，咸豐顯然對此一清二楚，既有先例爲何不予遵守。

第二，不升祔太廟。

惟念升祔太廟，大典攸關，列聖相承，具有定製。朕不敢以一己之感恩，致違大行皇太后謙沖之盛德。將來奉安山陵，禮成後，恭奉神牌黃輿還京。敬謹升祔奉先殿，以伸永慕。

1855年（咸豐五年）七月十三，咸豐宣諭內閣及大行皇太后山陵籌辦專事大臣，命將養母的神牌待隨梓宮奉移山陵行完奉安大禮之後，恭奉回京，於奉先殿行升祔之禮，“以伸永慕”。然而，關於更重要的升祔太廟之事，咸豐卻以“大典攸關，列聖相承，具有定製”爲由，不敢以一己之恩而違養母之盛德。

升祔太廟，是關於一位皇太后是否爲世所認同的重要標誌。在太廟中，供奉的是清朝歷代帝后的神牌，而此處的皇后神牌，並非單指前面所說的原配嫡後，只要無重大錯失，凡在任過皇太后者，皆可升祔太廟。而博爾濟吉特氏顯然並未有大錯，且對咸豐帝有撫育盛恩，故升祔太廟再合適不過。

既然咸豐感念養母之恩，將其尊爲皇太后，那麼就理應將其神牌供奉入太廟，僅以違反定製爲由，顯然說不過去，過於牽強。

第三，未親行送孝。

作爲在養母生前噓寒問暖的孝子，在大行皇太后梓宮於1855年（咸豐五年）十月二十五奉移山陵以及1857年（咸豐七年）四月二十入葬地宮之際，既未親行護送也未扶棺盡孝。

當然，按照咸豐帝本人的說法，本該執紼相隨的他，受“直隸地方民困未蘇”等因所致，故此不得不兼顧具體形勢，雖追念慈恩，但也不得不強抑哀思，停止親送，奉移山陵都未去，自然在孝靜皇后入葬地宮大典之時同樣未扶棺牽引。

清制，大行皇太后從奉移山陵到入葬地宮的儀式，是同大行皇帝一樣被稱爲“奉安大典”，是被歷代嗣皇帝視爲極爲重要的典禮。無論帝后亦或皇太后在何地去世，最終梓宮都要遵照祖制回京暫安，皇太后京師暫安宮殿便爲慈寧宮，這一點上孝靜皇后是符合祖制的。

然而，欽天監擇吉之後，大行皇太后正式奉移山陵，嗣皇帝除非年幼或有重大疾病，是必須要沿途護送的，這是成例，咸豐帝不會不知。其次，關於皇太后梓宮正式入葬地宮的大典，嗣皇帝不僅需親往祭奠，而且吉時一至需最先進入地宮，且恭引大行皇太后梓宮龍輴（chun）入葬地宮，待確認梓宮安穩尊奉於寶牀之上後，方可退出地宮，然而以上的一套本該咸豐親自參加的流程卻交給了時爲惇郡王的奕誴（道光帝五子，咸豐異母弟），於情於理皆不合。

第四，未單獨建陵，未敬上尊親鈐印。

自康熙帝爲養母仁憲皇太后（孝惠章皇后）單獨建孝東陵之後，便開啓了清代“凡卒於皇帝之後的皇后（即皇太后），均可單獨建陵”的先河，自此爲皇太后單獨建後陵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孝靜皇后博爾濟吉特氏既被尊爲皇太后，而且也卒於道光帝之後，正好完全符合單獨建陵的標準。

惟念慕陵妃園寢，爲皇考欽定位次，即爲大行皇太后靈爽所憑。自應恪守成規，藉安慈馭。謹將慕陵妃園寢，恭定爲慕東陵。

然而咸豐帝卻以“惟念慕陵妃園寢，爲皇考欽定位次，即爲大行皇太后靈爽所憑”爲由，將位於道光帝龍泉峪慕陵東北2裏處的雙峯岫慕陵妃園寢，直接定爲養母慕東陵之所在。他所援引的道光欽定位次，指的是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道光帝向時任戶部左侍郎的阿靈阿宣諭，令在已建好的雙峯岫妃園寢中添建石券一座，最終選擇最前排正中的位置改建，而當時後宮之中，孝全皇后已逝多年，時任皇貴妃的博爾濟吉特氏成爲當之無愧最尊貴的那一位，此次石券的改造不言而喻，正是確定博爾濟吉特的葬位所在，只可惜還未等待破土興工，道光帝便於兩月後去世了，這也是爲何會有“皇考欽定位次”一說的緣故。

但經過仔細推敲，咸豐的援引卻又無穩固根基可言。首先，博爾濟吉特氏在道光朝即使寵冠六宮，但也只是皇貴妃，故道光帝並未將其按照皇后的規格改建葬所，他也預知不到博爾濟吉特氏到了咸豐朝會升爲皇太后；其次，排除道光帝已爲孝靜皇后選定葬位一事，在此之前，嘉慶帝之恭順皇貴妃鈕祜祿氏，在營修昌陵妃園寢定位次之初，尚在貴妃之位，到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三，鈕祜祿氏被道光帝尊爲如皇貴太妃，位分的晉尊，隨之而來的亦是葬位的改變，被遷改到最前排。

此決策是由道光帝作爲嗣皇帝而欽定，而此時咸豐已年屆20，對此定然知之甚詳。同樣是嗣皇帝，既然有父親當年爲恭順皇貴妃通權變達之例，爲何不遵，何況還是對自己有撫育盛恩的養母，將本是妃園寢的雙峯岫升格爲皇后陵，但其餘妃嬪又不另行遷移，於情於理實爲不妥。

將妃園寢升爲後陵之後，因位於慕陵之東，故命名爲“慕東陵”。按照清代後陵的規制，需用滿蒙漢三種文字鐫刻陵名於陵寢門青白石匾之上，並且按照自雍正帝開始爲景陵（康熙陵）加蓋“尊親之寶”之例，後來的嗣皇帝需在先帝以及大行皇太后山陵各碑匾落款處均加蓋寶文鈐印。咸豐雖然落實了前者親自書寫漢字，但卻在慕東陵各碑匾落款處皆未加蓋“咸豐尊親之寶”寶文。

咸豐一反常態的成因淺析

孝靜皇后一生誕育三子一女，是道光帝非常寵愛的皇貴妃，又有對嗣皇帝咸豐15年的撫育之恩，生前在道光、咸豐二朝都受到了很高的禮遇，尤其在咸豐初年，更是被尊封爲皇太后，成爲清朝唯一非嫡繼後亦非嗣皇帝生母而成爲皇太后的孤例。但在其去世之後，喪儀卻遭受到各方面的強制性縮減，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因素綜合造就：

首先，由祖制輿情帶來的壓力。雖說爲了感念養母十五載的撫育，也爲了彰顯自己對養母的孝敬之意，咸豐將其封爲了皇太后，但不論王公大臣還是他自己，都心知肚明，這是明確違反了祖制並且有些牽強的，即使博爾濟吉特氏真有受封太后的可能，那也只能是在道光朝被擢升爲繼後，但很顯然，自孝全皇后崩逝後，道光終其一生再未立後。所以，此次尊封太后實乃咸豐頂着很大壓力而做的一次大膽決定。

雖然皇帝乃九五之尊，但一旦涉及到祖宗成憲，仍需參考宗人府以及諸王公的意見，更何況是違制晉尊太后此等大事。雖然最終咸豐還是以一己之力而將養母尊爲太后，但迫於養母自身出身的缺憾以及祖制輿情的壓力，突破一次祖制的咸豐自然不想再突破二次三次，故當養母去世之後，纔會出現在系諡一事上不附先帝廟諡、在喪儀規格上做各種刪減，乃至在後陵碑匾上不加蓋尊親鈐印。

其次，自道光帝難決立儲留下的陰影。按照自雍正朝所開創的“密建皇儲”之法，皇帝繼位之初便需立皇儲於密匣之中，藏於隨身以及正大光明匾額之後。雍正、乾隆、嘉慶皆嚴格按照此制初繼位便定立皇儲。但到了道光朝，卻一直躊躇，於四子奕詝與六子奕中難以抉擇，最終反覆經歷了兩次考驗之後，方於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最終確定四子爲接班人，但出於對六子的補償，在道光遺詔中，明確告知作爲嗣皇帝的咸豐繼位的同時就要立其六弟爲親王，寵愛之意溢於言表。

雖然在無聲的皇儲之爭中，在名師杜受田的精心指導之下，咸豐最終如願承繼大統，但父親對於六弟的寵愛他都看在眼裏。而養母是奕的生母，即使養母對自己再好，那必然不如親生的六弟。所以，一方面咸豐立養母爲太后也立六弟爲恭親王，從而彰顯自己“孝母弟恭”之意，但另一方面卻對這位六弟逐漸加深警惕。

頒硃諭，恭親王奕，於一切禮儀，多有疏略之處。著勿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黃旗滿洲都統、均著開缺。並勿庸恭理喪儀事務，管理三庫事務。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　

一個最鮮明之例，在養母剛剛去世後的第13天，咸豐便向內閣及大行皇太后喪儀專事處宣諭，以恭親王奕“於一切禮儀多有疏略，著勿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不僅如此，還取締其所擔任的宗人府宗令、正黃旗滿洲都統以及三庫管理之權，僅留存其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之權。自此終咸豐一朝，奕都未再受重用，直到1861年（咸豐十一年）同治繼位之後，方纔有出頭之日。養母生前，咸豐帝對這位六弟予以重任，而養母一去世，卻一改以往，無不體現他對這位六弟明面感情深厚實則警惕異常。

再者，國庫匱乏是硬傷。咸豐爲養母不單獨建陵，且行各種縮減喪儀之舉，究其根本，還是源於作爲基礎的經濟條件不允許。

從嘉慶朝中後期開始，清朝各方面都已開始呈疲頹之勢，到咸豐繼位之初，外有規模宏大的太平天國起事，爲了鎮壓，本來已然漸呈赤字的國庫更是雪上加霜，此爲其一；其二，隨着孝和皇后鈕祜祿氏（嘉慶帝繼後，道光朝恭慈皇太后）、道光帝的先後去世，爲了二人的山陵已然耗銀如水，更別說到孝靜皇后去世之時，根本無能力爲其單獨建陵。要知道單獨建陵和妃園寢改造在開銷上是有天差地別的，建好一座後陵至少需要幾十萬兩白銀，面對如此鉅額數字，縱然咸豐有諸多孝慈之意，奈何實力不允許，照樣沒辦法。

史海君說：

客觀來說，咸豐對養母的孝敬並不比祖父（嘉慶）對慶恭皇貴妃、父親（道光）對孝和睿皇后差，甚至還優勝以往，不惜爲尊養母太后之位而違反祖制。但可惜的是，受祖制、親情、經濟等多方位的影響，對於養母的身後之事，他最終還是選擇了縮減，彷彿如此便可將其之前的突破祖制相爲抵消。但實際上，卻兩面都沒能做好，這也直接體現其猶豫不決、易受掣肘難以突破的性格。

但不管如何，營修歷時一年半的慕東陵，還是在妃園寢基礎上儘量按照後陵規制進行了修繕。單獨將孝靜皇后的寶頂圍成一個獨立的小院，以顯養母作爲大行皇太后的尊貴地位；增添了後陵標配的石五供、下馬牌、享殿銅爐銅鹿銅鶴、隆恩殿牌匾、陵名匾、東西配殿、神廚庫等建築；將原屬妃園寢規制的綠色琉璃瓦全部改爲黃色琉璃。

慕東陵最終以妃園寢升格而建且其餘妃嬪葬位並不遷出，而被稱作“治標不治本”，是清朝7座後陵當中規制最低的一座（無方城明樓，寶城規制簡陋，陵寢三門未全設門樓，隆恩殿僅爲單檐式歇山頂，東西配殿東西朝房僅面闊三間），雖然孝靜皇后去世之後的葬所存有諸多遺憾，但陵寢門外的三座五孔平橋（由於河過寬）以及陵寢“小院存於大院之中”的格局，卻成爲了清朝所有的陵寢當中唯一的一例，爲本來最不起眼的慕東陵平添了幾分新意。

而關於孝靜皇后生前未能升祔太廟以及系道光帝廟諡，終於在同治繼位之後有了轉機。1861年（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一，咸豐去世後三個月，經兩宮太后（慈安、慈禧）批准，爲孝靜皇后系宣宗廟諡，稱“孝靜成皇后”；1862年（同治元年）四月初八爲其正式行加諡之禮。並且在同年九月初一，將孝靜皇后神牌升祔太廟，到1909年（宣統元年）四月，累計補齊諡號，全稱：孝靜康慈懿昭端惠莊仁和慎弼天撫聖成皇后。守得雲開見月明，也算爲其去世之初所遭受的遺憾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參考資料：

《清皇室四譜》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內務府奏案》

《宣宗成皇帝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

趙爾巽《清史稿.宣宗本紀》、《清史稿.文宗本紀》、《清史稿.穆宗本紀》、《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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