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丘雪

拜現代醫學發達所賜，我們遇到的瘟疫還是很少的。不過在歷史上，瘟疫並不少見，各種技術遠不如現代的古人也琢磨出一套防疫的辦法，其中也有的也頗具奇效，值得我們深入瞭解。

新型冠狀肺炎不是人類社會所遭遇的第一場“瘟疫”，甚至不是筆者有生之年遇到的第一場，而且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場。因此，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歷史上的遭逢瘟疫的時刻，或許對當下和未來會有所幫助。

對於瘟疫，中國人很早就有記載，但是漢代以前很少有具體疫情的記載。先秦可考的有六次，分別在674BC(齊), 655BC(趙), 544BC(齊)和369BC(秦)，277BC(趙)和243BC。[1]西漢時期有明確年代可考的也大致只有10次，到東漢時期，瘟疫不但流行次數猛增，間隔也變短。

在東漢王朝的最後100年，大瘟疫爆發了11次，在桓靈二帝在位期間，就發生了8次，幾乎是每4-5年一次，接二連三的瘟疫，是東漢衰亡的重要原因。

古代的瘟疫

人口傷亡自然是第一重打擊，有不少家族因溫疫幾乎滅絕，文獻裏常見“千門滅戶”“死者數萬”“棺價騰貴”“白骨不覆”之類的描述，“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和闔門而歿，或覆族而喪”幾乎是每一次疫情的真實寫照。即使不死，病人通常也不能恢復到同正常人一樣健康，有的甚至成爲社會的負累。

以農業爲主要產業的古中國，在瘟疫之後往往面臨的是糧食不足、經濟蕭條、物價飛昇的困境。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在稅收下降、勞役減少如何維護治安，保家衛國，是很令人頭疼的難題。

嚴重的疫情往往帶來的是民衆的恐慌與逃亡，“逃離”疫區，一是怕受到傳染，再者是爲了不餓死。但瘟疫多爲傳染病，民衆的這些做法往往又導致了疫情的擴散，如果政府沒妥善安置，這些流離失所的人往往又會淪爲盜賊，又給治安帶來更大的問題。

瘟疫造成的流民容易落草爲寇

接二連三的瘟疫，對於統治者的打擊還不僅僅在這些問題上，更重要的是，疫情和彗星出現一樣，總被視爲上天所降的“災異”，預示着統治者“失天命”，天下英雄這時候幾乎都摩拳擦掌着準備“革命”，君王和他的領導班子不得不警鈴大響，立馬檢討“德行”，下罪己詔。

除了追責之外，最常見的反應就是派遣大官帶領“太醫”，前往疫區治療患者。有時候他們也會採取“隔離”措施，比如漢平帝期間，在疫區清空“邸第”，把患者集中治療。[2]

朝廷也會賜棺木或者錢給那些沒錢安葬死者的家屬，或者交待地方政府收埋那些全家都病死的死者。[3]對於倖存者，朝廷的救助包括減稅、免除勞役、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或是提供農具房舍，讓因疫情變得一貧如洗的百姓可以重新安身立命。

同時，皇帝也會廣開言路，徵求直言進諫，也通常能獲得一些官員和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痛斥當時的政治弊端，最常被提到的就是，寵信奸佞，盜賊橫行，官員貪污，政府奢侈，賦稅沉重，窮兵黷武之類。

疫情之後，皇帝也通常會改革一下，一般是會裁一些公務員，節省政府開銷，暫停面子工程，平反冤獄或者大赦天下，頒佈一些針對災民的優惠政策。

當時的人篤信“修德以禳災”的理念，且相信瘟疫主要是“疫鬼”造成的，而“疫鬼”的來源無非就是戰爭、冤死、夭亡而轉化的各種“厲鬼”。因此，像戒奢，自省是爲了平息了上天的憤怒，確保“天命”不會拐彎敲別人家的門。而大赦、息戰則是爲了減少“疫鬼”的產生。

除了具體的政治措施和醫療支持之外，朝廷也會搞一些巫術。

熟悉《史記》的同學一定會想起西漢初年的巫蠱之禍，桑弘羊更是曾嘲笑“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漢武帝之後，巫者直接淪爲“賤民”，不過晉代葛洪卻說“疾疫起而巫醫貴”，似乎隨着東漢末年瘟疫的流行，被壓制的巫者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在民衆之間盛行起來，政府似乎也縱容了這種行爲，比如漢代宮廷每年歲末還會舉行“大儺”儀式，目的就是將驅逐疫鬼。

歷史久遠的儺戲

除了祭祀之外，巫者一般會建議信徒躲起來，也就是所謂的“避疾”，讓病人離開原來的居所，躲到別人家或者祠堂裏，讓鬼神找不到，更激烈一點的手段是佩戴能“辟邪”的傢伙事，比如漢代人習慣佩戴“剛卯”，上面通常有“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之類的文字，像夏至或端午佩戴的“五彩繩”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至於更激烈的就是用咒語、符咒，或者請神之類的，強迫疫鬼作祟。不過這些巫術多數只是迎合了民衆渴望被“醫療”的需求，給了患者和家屬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或者是一種解釋體系，對治癒還真沒什麼大作用。

當時一波接一波襲來的瘟疫，讓羣醫束手無策，舊有的醫學理論、診療技術在和快速流行、傳染極廣、致死率高的瘟疫硬碰硬事幾乎被打趴了。這也直接催生了一大批人致力研究新療法，例如在漢獻帝時，長沙太守張機（張仲景）在宗族死傷大半，且多爲瘟疫致死後，提出了《傷寒卒病論》，以“傷寒”論述瘟疫的病因和應對之道，奠定了中醫學應對流行傳染病的基礎。

瘟疫催生了張仲景的《傷寒論》

其實張仲景的“傷寒”並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黃帝內經》中提到病因時就有“燥溼、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所”這些。“傷寒”這個名字也早就在漢代的很多藥方中出現過，不過，到張仲景時，他結合了經絡、脈診、辨症，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瘟疫論”體系。

更重要的是，從他之後，醫生們纔開始注意，所謂的“傷寒”有兩種，一種是正常氣候下受寒發病，另一種則是感染了“乖戾之氣”。說白了就是，前者是傷風感冒，後者是現代所謂的流行性感冒、瘧疾等傳染病。當時的防治方法主要是靠藥物，比如桂枝、麻黃、青龍方子。（當時辛熱藥如藿香還未廣泛流行）

此外，當時的人也試圖通過日常飲食防止感染，比如，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至二十年，伏波將軍馬援率軍鎮壓交阯、九真、日南、合浦一帶（大致是現代的廣西、越南）的“蠻夷”反叛，雖然取得勝利，但軍隊因爲“瘴疫”死了一半，當他停駐在交阯（越南北部）的時候，曾注意到喫“薏苡實”可以防止染病，因此回中原的時候帶了一大車回去栽培。

馬援帶回來的薏苡被謠傳爲明珠

因此遭到不公正的處罰

還有東漢時期漢人已經注意到，嶺南、南洋一帶的土著都有嚼檳榔的習慣，而且發現嚼檳榔跟防染病有很大的關係，隨後，中醫便將檳榔納入本草中，治療傷寒、熱病、瘟疫、霍亂、痢疾等病。

不論是古人面對一次又一次的瘟疫，還是如今我們面對SARS和新型冠狀肺炎，更多人關心的不止是如何應對，而是企圖尋根溯源，防止疫情再一次發生。

沒有現代醫學的古代，人們更多的選擇了宗教的解釋，比如在漢代宗教市場上，道教和佛教快速崛起，提出了“病因論”，終極原因都指向“道德”，只有真心的懺悔自己的罪行與過失，纔是治癒的根本。

而現在，大家基本都接受現代醫學的看法，認爲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但這種病毒究竟從什麼地方、什麼東西傳染給人類，則充滿了爭議，爆發的罪魁禍首，大多指向食用野生動物，這樣的言論與舉措，基本上都是試圖將發病的緣由推向“異物”，而不是如同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宗教政治人物甚至一般民衆一樣，思考“自我”應該爲這起災難擔負怎樣的責任。

從先秦至兩漢，中國人面對瘟疫，雖然也會說氣候異常、疫鬼作祟，但通常都自我反省：是不是人類道德敗壞？執政者胡作非爲？金代名醫張從正甚至提出“治平之時，常瘧病少，擾攘之時，常瘧病多”。“瘧常與酷吏之政並行”。

法國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裏所說：“未必是瘟疫壓倒了官僚的管制能力，恰恰是官僚制度本身走向衰落，然後反映在瘟疫救治善後上荒政的遲鈍和疏忽。簡單來說，首先是官僚管制的衰落，然後纔出現瘟疫失治，而不是相反。”

但不論哪個朝代，終結疾病之策，除了救治病人之外，都是要同時從人、社會、國家的改善入手，沒有人是唯一的禍首，也沒有人能獨善其身，共同承擔責任，纔是消弭災禍的可行之路。

其實，現代的流行病學也有相似的論點，除了病原之外，環境與宿主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們的生活習慣、環境與社會都是致病之因，疫情爆發後，革除時弊，反思自我，也是好的。

參考文獻：

[1]公元前674年，《公羊傳》莊公二十年。公元前655年《史記趙世家》。公元前544年，《公羊義疏》。公元前369年，《史記六國年表》。公元前277年《史記趙世家》。公元前243年，《史記秦始皇本紀》。

[2]詳見《漢書》卷12，《平帝紀》P353。

[3]詳見《漢書》卷12，《平帝紀》P353。《後漢書》，卷5，《安帝紀》，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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