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资料整理完整版

廖旺月

一、历史背景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3道封锁线后，由湖南省南部向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前进。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进行“追剿”;并令桂军5个师在全州、兴安、灌阳等地阻击红军，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阻止红军南下;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等，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为实现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分两路前进;右路红1军团第2师22日袭占道县，左路红9军团24日占领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红8、红9军团西出永明(今江永)。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为防红军攻取桂林，遂令其主力南移至龙虎关、恭城一带，阻止红军西进，并防止蒋军乘机进入广西。

这样，全州、兴安一线敌人兵力比较薄弱。据此，中革军委于11月25日决定中央红军分4路纵队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全州西延地区。当日，红1、红3军团击破桂军的阻击进入桂北。27日，先头部队红2、红4师各一部渡过湘江，控制了脚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但后续部队因辎重过多，道路狭窄，行动迟缓，未能赶到渡口。

此时，国民党“追剿”军第1路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2路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3路进至道县;第4、第5路进至东安地区;桂军5个师开至灌阳、兴安一线。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1、红3军团奉命在桂北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军。28日，桂军第44师在炮火掩护下，从灌阳向新圩之红3军团第5师(欠第13团)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第5师凭借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奋勇抗击。桂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第5师被迫退至第2道防线。29日，桂军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投入战斗，并有飞机支援，战斗更加激烈。红军与桂军展开白刃战，但终因力量悬殊，第2道防线被突破。30日，红5师继续阻击桂军，战至16时，中央及军委纵队从界首全部渡过湘江，才奉命撤出战斗。新圩由红6师第18团接防，继续阻击桂军。

11月18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广西贺县白芒营、恭城龙虎关分别与桂军交战。20日，红九军团逼近江华，21日，攻占江华县城，并派出两团兵力攻打龙虎关。之后，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部队都先后进入江华、永明，威胁广西富川、贺县、恭城。白崇禧(李宗仁长驻广东，当时桂军的实际指挥官是白崇禧)担心中央红军从富川、贺县一带进入广西腹地，又接到王建平从上海发来的密电，说蒋介石采用政学系头目杨永泰 “一举除三害”的毒计，拟将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向南压迫，一举扫除红军、广东、广西“三害”，遂作出了将部署于全灌兴三角地区的夏威部主力南撤的决定。

11月20日晚(一说为21日晚)，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要求将夏威部主力南撤，所留空白由湘军填补。蒋介石于22日下午17时，下达了准许桂军南撤的复电，并向何键发电，要求何键派湘军南下全州接防。

白崇禧接悉复电后，没等湘军接防，即刻下令连夜将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夏威所部主力撤往恭城(灌阳以南百余公里)，仅在全州留有7军24师72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有一个团(属43师)，灌阳留有一个团(44师130团)。

湘军在接到蒋介石的接防命令后，并没有即刻南下接防，而是一再拖延。直至1934年11月27日，湘军才进入全州县城，但进入全州后又停止南下。11月22日桂军南撤至12月1日湘桂军占领所有湘江渡口，全州以南、兴安以北60公里的湘江门户洞开达9日之久。这就为红军突围创造了机会。

11月22日，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便衣队和红五团侦察排，化装进入全州城，发现桂军南撤。25日中午，刘忠向率领红五团驻守湘桂边境永安关的二师参谋长李棠萼汇报了情况。李棠萼通过电台向军团部报告。军团长林彪又发电报向军委请示。11月25日17时，军委下达了《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作战部署》的命令。

发现红军从全灌兴三角地带西进企图后，桂军主力11月26日开始从恭城向北调动，湘军11月27日进入全州城。11月27日下午，红一军团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11月28日凌晨，桂军在新圩向红三军团发起进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

二、战役过程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灌阳县、全州县、兴安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长征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至3万余人。

（一）新圩阻击战

11月22日，红军攻克湖南道县后，桂军害怕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即派重兵死守红军能进入腹地的富川、贺县、恭城一带，红军只好先从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灌阳，而后向全州、兴安两县进发抢渡湘江，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一、五军团和中央军委第一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文市；红军三、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第二纵队从雷口关进入灌阳水车，然后向全州挺进湘江边。桂军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红军进入灌阳地域后，急将驻防在恭城、贺县、富川一带的桂军调到灌阳。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到灌阳后，即率领第二十四师、第四十四师和第八军独立团赶往新圩，企图截击进入文市、水车经新圩地域向全州、兴安前进的红军。

此时，进入文市、水车的红军尚未离开，还有一部分红军在湖南道县未进入灌阳。为保证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灌阳，抢渡湘江，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必须在新圩阻击来自灌阳县城方向的桂军。否则，将会影响全军抢渡湘江计划的实施。在这紧急关头，中央军委于11月26日命令红三军团第五师于当晚赶到新圩阻击桂军。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师政委钟赤兵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该师第十四、十五两个团和军委炮兵营从水车、文市急行军，按时到达新圩枫树脚设立阻击陆地。

新圩，位于灌阳西北部，四周与本县文市、水车、红旗和全州县两河、安和等5个乡镇交界。南距灌阳县城15公里，北离红军进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只有5公里，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公路的必经之地。从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峰林立，森林茂密，是阻击敌人的理想战场。如果桂军突破这一地段，新圩至大桥村又无险可守，红军就有被拦腰斩断的危险。红五师于11月26日晚上到达新圩后，次日上午，该师和所辖两个团及中央军委炮兵营的首长即请当地群众带路去察看地形，将其兵力部署在新圩至排埠江(地名)长达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第十四团在右，第十五团在左，中央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前沿阵地在钟山、水口山、古平至月亮包一线。

师指挥部设在离前沿阵地约1公里的杨柳井右侧民房里。师后勤部和战地医院分别设在距离前沿阵地约10公里的上立湾村和下立湾村。桂军指挥部设在灌阳县城，前沿阵地在狮子山、瘦马岐、张家岭一线，以第四十四师为前锋，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为预备队，与红军前沿阵地对峙。11月27日下午4时，桂军在龙桥村附近与红军遭遇，被红军击溃。11月28日上午，桂军第四十四师先炮击红军阵地，后向红军猛攻。红军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英勇杀敌，阻击了敌人向新圩推进。新圩阻击战枫树脚主战场。灌阳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建于此地

是日下午4时，敌人正面进攻不得逞，遂以一部兵力沿红军左侧高山(瘦马岐等)迂回红军前沿阵地钟山、水口山。红军腹背受敌，当晚被迫后撤至杨柳井两侧之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11月29日，战斗越来越激烈，桂军在炮击的同时，出动飞机对红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使红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桂军依仗兵多，由班、排进攻改为整连整营进攻，又由正面进攻改为正面和两侧迂回进攻，红军将桂军一次又一次猖狂进攻打退了，但自己也伤亡很大，有的山头守军全部壮烈牺牲。红军由于伤亡太大，被迫退至唐家、板桥铺一带阻击敌人。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红五师的伤员救护所曾设在这里

11月30日，是阻击战的第三天。这一天战斗更加激烈，敌人轮番冲锋，红军奋起反击，双方伤亡很大。午后，桂军再次出动飞机轰炸红军阵地，红军被迫后撤至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一线。这时，红军一部分已渡过湘江，后续部队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也安全通过灌阳地域，只有后卫第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还在水车阻击尾追之敌。下午4时，阻击了三天三夜、伤亡甚大的红五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把防务交给红六师第十八团，即快速赶往全州和兴安两县交界处界首抢渡湘江。红六师第十八团在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接防后，与敌人短兵相触，展开白刃战，敌人始终进不到新圩。

后因敌我悬殊，寡不敌众，被迫撤至陈家背一带，被敌打散。最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接防的红三十四师，在行军途中的洪水箐高山上用望远镜看到桂军已越过红军新圩防区，到新圩接防已不可能，遂穿过公路，向西沿板桥铺、湛水、流溪源，过宝界山去抢渡湘江。但湘江已被国民党军封锁，不能通过。在这种情况下，请示中央军委同意返回灌阳、湖南一带打游击。但在后撤途中屡遭敌人袭击，绝大部分牺牲于全州、灌阳地域。剩下200多人，在师长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经灌阳八工团、膝家湾、茶叶箐、麻园、柳木箐到湘桂交界的癞子山，后进入湖南道县，被湘军多次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新圩阻击战，红军3个团又1个营顶住了桂军7个团的进攻，但付出了很大代价——损失2000多人，其中红五师参谋长胡震和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团政委罗元发及多数团、营、连、排干部的热血洒在灌阳新圩这块土地上。

新圩阻击战，完成了掩护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突破了国民党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红军在新圩阻击战中，发扬了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光荣传统，他们向灌阳人民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的性质，赢得了灌阳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使很多群众在异常激烈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冒着敌人的炮火，给红军带路，磨米，煮饭，送饭，送水，抢运、医治伤病员……有些红军指战员因伤、病很重，跟不上部队，当地群众就将他们隐藏起来，等他们伤、病好后再去寻找部队继续长征。

（二）脚山铺阻击战

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之一，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在国民党方面，是第1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的湘军部队，包括章亮基16师、陶广62师、陈光中63师和李觉19师之一部（一个旅）、4个补充团、3个保安团。紧随湘军后面的，还有薛岳的5个师，也已推进到全州黄沙河。蒋介石派驻衡阳的飞行大队，也随时可以飞来助战，配合湘军的地面进攻。当时湘军的编制，每个师一万至一万二千人，湘军刘建绪部的总兵达到六七万人。

在红军方面，是林彪的红一军团。红一军团共三个师，即红一师、红二师、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据1934年10月8日红军花名册统计，红一军团共19880人。不过，经过前三道封锁线的不断减员，湘江战役时，红一军团的人数已经没有这么多。在脚山（觉山）铺战斗的第一天，红一军团便投入了红二师和红一师的一个团，共四个团。第二天便投入了红一、红二师的全部六个团。战斗力比较弱的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未投入战斗，可以说红一军团的主力全部投入了脚山铺战场。

1934年11月27日，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线。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从全州县枧塘乡的屏山渡渡过湘江后，奉命抢占全州县城，但比湘军晚到六个小时，只好占领位于全州南面16公里处的鲁板桥、脚山铺（又名觉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全州至兴安湘江段有四个渡口，从北到南分别是屏山渡、大坪渡、凤凰嘴、界首。北面的屏山渡离全州县城仅10公里，由于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位于全州以南16公里，所以屏山渡已经落入湘军手中，红军可以渡江的渡口只剩下大坪渡、凤凰嘴、界首。

同日，红二师六团由大坪涉渡湘江到达二美滩。红二师四团占领兴安县城以北15公里的界首，随即将占领的阵地移交三军团四师，紧急赶往北面30公里外的脚山铺增援红五团。红一师第二团从全州凤凰乡大坪渡口渡过湘江。

到了29日战斗打响时，红二师三个团和红一师二团，共四个团已经全部进入脚山铺阻击阵地。脚山铺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桂（林）黄（沙河）公路边，北距全州16公里，南距军委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约30公里。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被南北走向的桂黄公路分在东西两侧，与桂黄公路相交，成十字形。这几座山从东到西分别是：黄帝岭、尖峰岭、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怀中抱子山。黄帝岭、尖峰岭在公路东侧，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怀中抱子山在公路西侧。其中又以黄帝岭和怀中抱子山最高，都在南端，整个地势南高北低，北来的敌人呈仰攻状，而红军居高临下。根据这样的地形地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决定在脚山铺构筑两道阻击线，北侧一列山岭为第一道阻击线，南侧一列山岭为第二道阻击线。两道阻击线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林彪把军团部设在距脚山铺不远的山头上，指挥所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从这里看到整个战场。但是，脚山铺阵地有一个缺点，就是正面太宽，所需兵力太多。本来全州县城附近的盘石脚易守难攻，用少量兵力便可守住，但因红一军行动稍慢而未能抢占，只能在脚山铺构筑阻击阵地。面对湘军的兵力优势，林彪深感兵力不足，他决定先将红二师的兵力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红六团扼守公路西侧的美女梳头岭，红五团扼守公路东侧的先锋岭，红四团扼守公路正面和公路的两侧，红二团做预备队。

为防止湘军迂回，林彪又紧急电令红一师增援脚山铺，准备待一师（缺一个团）赶到，将其全部部署在公路西侧美女梳头岭一带。当时，红十五师离脚山铺更近，林彪却调红一师，而不是调红十五师增援脚山铺，可能是考虑到十五师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缘故。林彪给红十五师的任务是在湘江东岸向北警戒全州之敌，防止其从湘江东岸南下。

27日，湘军没有进攻。28日，湘军仍然没有进攻。29日晨，湘军开始由全州南下，进攻脚山铺。 湘军于29日开始进攻是有原因的。一天之前，也就是28日早晨，桂军开始对新圩的红五师阻击阵地发起进攻。同日，蒋介石致何键、白崇禧电：“ 据恢先（刘建绪）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已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惟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芝樵（何键）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

总之，窜匪一部分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很多人说这个电报是斥责白崇禧的，其实不然。这个电报是命令湘桂两军夹击红军的，如果说斥责，也是对湘桂两军各打五十大板，并非专门针对桂军。说得准确点是对湘军打六十大板，对桂军打四十大板。比如，“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一句，讲的是全州至咸水（位于全州与兴安间）无兵把守，而不讲兴安至咸水间无兵把守。

当时，湘军在全州，桂军在兴安，全州至咸水的防守责任自然是归湘军而非桂军。有人硬说这句话是责备桂军南撤导致湘江空虚，纯粹是胡扯，因为桂军南撤是6天之前的事了，而且桂军南撤是经过蒋介石批准的，蒋介石当时还命令湘军南下接防，而湘军迟迟没有南下，后来好不容易南下了，却又到了全州便止步不前（湘军比红五团早六个小时到全州），而且一连两天待在全州，按兵不动。相比之下，桂军主力要从恭城、平乐北调，路途遥远，未能及时到位，还勉强说得过去。

或许，这也是老蒋讲全州至咸水间无兵把守，而不讲兴安至咸水间无兵把守的原因。受到了蒋介石的斥责，又看到桂军已经在新圩发起进攻，湘军终于行动了。29日晨，湘军以章亮基16师、李觉19师为前锋，以陶广62师、陈光中63师为预备队，向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压了过来。国民党军一开始便出动了十几架飞机，三架一组，对红二师阵地进行扫射轰炸，然后以密集的炮火进行炮击。

炮击一停，湘军步兵便以密集的队形发起了冲锋，冲到山脚下，向山上仰攻，一群一群地往山上爬。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说：“（敌人）黑糊糊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而我们，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当湘军进入红军的射击距离时，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所有火力同时向湘军开火。“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梁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又冲上来一批；再打退一批，还冲上来一批。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刀，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亡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29日湘军组织了数次进攻，也未能攻占红军的一个山头。快要天黑时，湘军组织了当天的最后一次攻击。红军先将湘军放近，然后用手榴弹给予猛击，再从两翼发起反冲击，将其彻底赶出防区。进攻之敌担心遭到红军夜袭，便撤回到鲁板桥以北。红军在清理战场时抓获了一些俘虏，从审问中得知，湘军当天在正面投入的兵力至少在5个团以上，后续部队正沿桂黄公路开来。中央军薛岳部也在湘军后面跟进，可以随时支援湘军。

30日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率领该师的另外两个团从湘桂边境赶到脚山铺。林彪将李聚奎带来的第一、三团部署在公路西侧左翼米花山一线，其中杨得志的第一团作预备队，第三团与先到达的第二团进行前沿阻击。红一师不顾疲劳，马上进入阵地，投入激烈战斗。

红一师到达脚山铺之时，北面的湘军也进一步作了调整，在原来的进攻部队的基础上再投入一个多师的兵力，以突破脚山铺防线，南下封锁湘江渡口，实现蒋介石和何键“半渡而击”的计划。天一亮，湘军的进攻便开始了，人数比第一天更多，火力比起第一天更加猛烈。红军的工事被炮火摧毁，各团的指挥所被迫不断地转移，但各部队仍凭险死守，相机反击。

几次冲锋之后，湘军判断出红军兵力不足，遂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进行轮番攻击，一面以大部队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将红军的战线拉长，以便寻找薄弱环节予以突破。湘军这一招很快奏效，红军前沿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失守，成为湘军向几个主峰发起攻击的桥头堡。打到下午，左翼红一师米花山阵地失守。

湘军占领米花山后，将更多的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以米花山为跳板，向美女梳头岭以东各山头发起连续攻击。为避免被包围和减少损失，红一师放弃美女梳头岭，向二师驻守的怀中抱子岭靠拢。林彪军和聂荣臻也只好将军团部转移到右侧红二师阵地的皇帝岭上。米花山、美女梳头岭的失守后，湘军又集中兵力重点进攻红二师五团防守的右翼阵地尖峰岭。尖锋岭是红五团的突出位置，上面只有团政委易荡平带着两个连的战士进行防守。

在湘军的优势兵力轮番进攻下，红五团渐渐不支。为了保存力量，红五团被迫放弃第一、第二道工事，退守山顶上的最后一道工事。湘军调整部署，从三面向尖峰岭阵地进攻。战斗最后，固守尖峰岭的红五团两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因不愿当俘虏而开枪自杀。红五团只有少量人员突围而出。

尖峰岭陷落后，湘军随即猛攻陷于孤立的红四团阵地。当时，红四团奉命布防于桂黄公路两侧，三营在左，由参谋长李英华指挥；二营在右，由政委杨成武率领；一营则由团长耿飚带领，摆在脚山铺中心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坡上，形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一股湘军不顾部署在左右两侧的二营、三营，直接冲到了位于阵地中间的一营阵地。

红四团团长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耿飚青少年时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但当时正患虐疾，身体虚弱，在这种情况下仍亲自参加战斗，可见战斗之激烈。正在右侧阵地指挥作战的四团政委杨成武见一营渐渐不支，便组织二营赶去支援。

不料，杨成武在穿越公路时，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腿膝下，血流不止，倒在公路上。通信排的一个战士想去救政委，也中弹负伤。幸好此时碰到了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陈坊仁带着几个战士从东边尖峰岭上撤下来，见此情形，便指挥几战士拼死阻击正在进攻的湘军，掩护躺在公路上的杨成武。红四团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也带了一个班赶来，用火力压制敌人，并派出3名战士抢救杨成武。

第一个战士跨上公路后中弹倒下，第二个上来后又被击伤。杨成武挥手让战士们不要再过来，并忍着伤痛向路边爬去。黄霖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杨成武身边，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拖出了公路，交给了他的警卫员白玉林和团部书记匡汉谋。白玉林和匡汉谋一右一左夹住杨成武往阵地后面拖。他们碰到了红五团的两个担架兵，但担架兵因他们是四团的人而拒绝抬杨成武。白玉林威胁说，如果不抬就把他们枪毙，担架兵才勉强将杨成武抬到安全地点。后来，18岁的脚山铺村民王寅修和稍小一点的唐功文用一块门板将杨成武抬回村里。

王寅修的父亲王家良和唐功文的父亲唐宗政又将杨成武抬到资源县的油榨坪（现资源县中峰乡），将他交给了部队。大约在杨成武受伤前后，红二师师长陈光亲自冲到前沿阵地，指示耿飚放弃山下阵地，向黄帝岭靠拢。耿飚将全团分成3批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撤到了位于尖峰岭南面的黄帝岭。红五、六团这时也撤退到了黄帝岭。至此，红一、红二师分别退守怀中抱子岭和黄帝岭，当时已经是30日的黄昏。经过两天的鏖战，各团伤亡很大，有的达到了半数。红二师的三个团退守黄帝岭后，建制已经打乱，和兄弟部队混杂在一起，见敌人就打。红一军团继续顽强地阻击湘军。

在左翼怀中抱子岭阵地，红一师以红二、红三团坚守阵地，以红一团为预备队；在右翼黄帝岭阵地，红二师以红四、红五团坚守阵地，以红六团为预备队。红一师、红二师英勇阻击，连续击退湘敌的进攻。夜幕降临后，阵地上渐渐地安静下来，左翼的怀中抱子岭仍然在红一师手中，右翼的黄帝岭仍然在在红二师手中。但是，湘军已经占领了公路，将红一军团的两个师分隔开来。当晚，湘军在黑幕的掩护下，对坚守怀中抱子山的红一师进行迂回，妄图将其围歼。为了避免被湘军包围和歼灭，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撤退到西南方向的水头、夏壁田一带，在那里构筑第二道防线继续抗击敌人。红军左翼的脚山铺西线山头阵地全部落入敌手。

红一师撤出后，红二师更显得孤立无援。继续坚守孤悬半围中的黄帝岭已经没有意义，为避免被湘军包围，红二师师长陈光师长也主动下达了撤退命令，将红二师撤退到红一师右侧的珠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防守的水头、夏壁田共同构成第二道阻击线。第二道阻击线长达十公里，战线过长，而且是一片低矮的小土山，南低北高，进攻的湘军居高临下，红一军团的处境十分不利。撤退至第二道阻击线后，红一军团首长无法入眠，他们不知道究竟还要坚持多久，也不知道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30日深夜，林彪与聂荣臻、左权联名给中革军委拍去了一封电报： “朱主席： 红军如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须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兵力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12月1日凌晨1时左右，朱德命令红一军团：“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凌晨3时半，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名发电报给红一、三军团：“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保证军委一号1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早晨6时，朱德再次给红一军团下达命令：“特别是无论如何保持由白沙铺西进之路。”，并指出“这是一军团撤退的主要道路……1日晚准备依此路撤退。”由于担心后续部队有失，电文又强调：“但撤退动作须待军委命令。”考虑到界首渡口的安危，还给红一军团另外再加一个任务：“必要时派出部队掩护界首。”电文最后提醒林彪、聂荣臻：“在１日整日应确实保持与军委无线电联络。”

12月1日天刚放亮，湘军的进攻就开始了。红军将士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在十多公里的战场上，依靠仅存的一片茂密松林丘岭地带，与湘敌展开了生死搏斗。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仗愈打愈烈，伤亡越来越多。红军占据的各个山头都在吃紧，特别是红一、红二师的结合部。红一、红二师结合部的左翼是黄永胜率领的红一师三团，右翼是耿飚率领的红二师四团。湘军先向位于左翼的一师红三团阵地发起猛攻，接连攻了9次，都被红三团击退。

这时，湘军发现红四团防守的珠兰铺是个薄弱点，因为珠兰铺长约5公里，而红四团已经不足千人，兵力十分单薄。当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已经负伤，团长耿飚也因患疟疾身体非常虚弱。湘军集中兵力，重点进攻珠兰铺。红四团采用近距离战术，并组织了几个冲锋队，冲进敌群，与湘军展开近身肉搏。正面阵地虽然守住了，但是无法分兵增援侧翼，红四团左翼被湘军突破。突破侧翼的敌军前行二三公里后兵分两路，一路迂回到红三团背后，包围了三团的一、二营。

三团政委林龙发迅速派参谋去洛口通知三营向团部靠拢，协助另两个营突围。一、二营在团长黄永胜率领下全部上刺刀，排成散兵线，向师部方向突围，在丛林中拼杀了3个多小时，反复冲杀12次，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一个营突出重围与一、二团会合，另一营突围方向错误，误入另一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损失惨重。但这个营的许多战士，凭借自身过硬的军事素质，在班长、排长、党小组长的带领下，经过厮杀、白刃格斗，在两天后奇迹般地相继归队。

红三团突围到咸水整理部队时，所剩不足千人。结合部被突破后，一股湘军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附近，幸亏警卫员邱文熙及时发现。林彪、聂荣臻、左权迅速组织指挥部人员转移，一面命令一部分人员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通知山坡下刘亚楼率领的二师政治部。由于红一军团指挥部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了损失，但军团长林彪还是大发雷霆，他命令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去四团查明原因，若是临阵退缩或有意纵敌，就军法处置。

罗瑞卿带着执行小组来到四团阵地，用驳壳枪点着耿飚的脑袋，大声问，“西城（四团代号），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耿飙委屈地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战场，结合部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罗瑞卿听他这么说，态度才稍稍缓和，又问：“指挥打仗为什么要披毯子，这像什么样子?”耿飙的警卫员解释说：“罗局长，你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哦，”罗瑞卿这才收起驳壳枪，有些后悔，温和地说，“刚才有股敌人从你们这儿冲过，直插军团指挥部，林彪军团长和聂政委险些当俘虏，你们说玄不玄?”

耿飙听后也惊出一身冷汗，说：“哎呀，差点闯大祸。我们将功补过。”他亲自组织突击队堵住缺口，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兜击突进来的那股敌人，防线才恢复稳定。敌人突破接合部后，红二师部署在东面靠近湘江的地方，有被切断西进退路的危险，师领导当机立断，命令防守白沙的红六团掩护，坚决顶住敌人，其他两个团撤出阵地向西边大山靠拢。接近中午时分，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进入了越城岭山区，后续部队除红三十四师、红十八团、红十五师一部、八九军团一部外，基本上渡过了湘江。红一军团在军团首长指挥下，一师和二师相互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一师经木皮口、鹞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弯，分别从两山隘口西边，朝越城岭的西延大山区转移。

红一军团率一、二两个师，与占绝对优势的湘军鏖战4天，伤亡惨重。军团政委聂荣臻负伤，四团政委杨成武和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五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四千人（也有人说红一军团伤亡六千多人，其中牺牲两千余人；还有的说伤亡三千多人）。红一师三团损失就很大，时任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肖锋在日记在日记中写道：“晚上一查点，全团折损一半，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这是我到三团后第一次大损失。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

不过，对红三团在湘江战役中的损失，聂荣臻元帅的说法与肖锋并不一致，他说：“渡过湘江以后，一军团减员不少。以一师三团为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渡湘江受的损失，还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三）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阻击战在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规模最小，却事关军委纵队安全，所以，也是意义重大的阻击战。该战场离军委纵队渡江地点最近，成败直接关系到军委纵队安危。光华铺阻击战由红三军团四师防守界首。光华铺是界首至兴安桂黄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庄，位于界首渡口以南5公里，北控界首，南阻兴安，东临湘江，西进越城岭。这是一场无险可守的阻击战，因为光华铺基本上是开阔的水田和坡度不大的丘陵，视野开阔，并不是理想的阻击战场。这次红三军团四师的对手是桂军，在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就是桂军，其次是湘军。

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1934年11月29日晚上，桂系15军43师一部向光华铺攻击。时任红十团三营长的张震发现桂军一部已经迂回到身后，直插界首渡口，情势非常危急，急忙收缩兵力与桂军在黑夜中混战，桂军两次攻到离彭德怀指挥所不足100米的三官堂。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与警卫员多次劝彭德怀转移，但彭德怀不同意转移，认为坚持下来有利于指挥，更有利于掩护中央军委过江。这是一场来回惨烈的“拉锯战”，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依托，完全是面对面零距离的厮杀。经反复冲杀，红十团终于夺回了界首渡口西岸。

不久，桂军增援部队赶来，兴安县的桂军兵力增至四个团，敌人胆气大增，立即进行疯狂反扑。在战斗中，红十团团长杜中美牺牲，政委杨勇率领红军战士奋勇拼杀，腿部被弹片击中受伤。为了保存实力，杨勇将部队从光华铺后撤，构筑第二道防线。彭德怀见情况紧急，指挥红三军团四师集中所有兵力向光华铺发动反攻，经过一夜苦战，虽然没能拿下光华铺，但是在光华铺与界首之间建立了第二道阻击线。30日午夜，红军还有8个师没有渡江，红十团继续阻击至12月1日，反复拼杀，全团损失几近一半，两任团长牺牲。战斗直到12月1日中午，中央红军大部分渡过湘江，部队掩护任务基本完成。光华铺一战，红三军团损失2100多人。

（四）隔壁山战斗

烧天岭原名铁犁冲山，是全州两河隔壁山旁一个不起眼的山岭，1934年12月初，红军与桂军在此发生了一场悲壮战斗。湘江战役中，面对桂军7个团的疯狂进攻，红3军团第5师在灌阳新圩枫树脚顽强阻击了三天三夜，以伤亡三分之二的巨大代价，为军委纵队和后续军团撑开了一条渡过湘江的西进通道。

11月30日黄昏时分，红3军团第6师红18团奉命接替伤亡惨重的红5师，担负起新圩方向的阻击任务。接防后，团长曾春鉴、参谋长吴子雄十分清楚眼前的危急形势，以红18团阻挡桂军的6个团，两人决定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一带布防，具体部署是：以两个营扼守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一个营布防于陈家背。

12月1日拂晓，桂军对楠木山阵地发起猛攻。红18团依托简易阵地顽强抗击，战士们毫不畏惧，与桂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用石头砸、刺刀拼，以血肉之躯阻挡住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但伤亡也越来越大。

为避免全军覆没，红18团炮楼山防守部队被迫后撤，向陈家背靠拢。桂军占领炮楼山后，紧紧咬住不放，一路跟踪追击。红18团的两个营刚撤到陈家背，桂军便扑了过来，激战至中午，红18团一部在陈家背陷入敌人重围，另一部在曾春鉴率领下突围而出，边打边撤，在向湘江岸边转移途中被分割包围于全州两河隔壁山村的铁犁冲山一带。

红18团指战员在铁犁冲山与优势敌军进行了殊死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2000多名红军战士血洒疆场。大火烧红了铁犁冲的半边天，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山头。红18团指战员在此全军覆没！

（五）湘江战役军委纵队行军路线

中央红军长征过湘江，走的是从湖南道县至桂林的湘桂古道。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剑委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梯队，第1梯队由军委总部第1、第2、第3局及无线电3台、电话1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2排组成，负责人彭雪枫；第2梯队由军委总部第4、第5局及总政治处、警卫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1排组成，负责人罗彬；第3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1大队、附属医院组成，负责人武亭；第4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1排组成，负责人陈赓、宋任穷。

其中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辖4个营，第1、第2营为步兵营，第3营为政治营，第4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分指挥科、政治科，属干部团指挥。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

第2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队行动。

第1军委纵队行军路线，是从湖南道县与灌阳交界的永安关，沿着从湖南道县至桂林的湘桂古道，经过灌阳文市、瑶上、田湾、岩洞坝（现名岩头坝）、十字亭，从界山岭上山往全州县两河乡鲁荐、聂家、隔壁山、古岭头、竹家、新富洞、石塘、凤凰湘江渡口方向行军；第2军委纵队从湘桂交界雷口关入境广西灌阳，经水车往全州县两河乡隔壁山、古岭头，沿第一纵队方向行军。

这两个军委纵队行军路线在全州两河汇合点是隔壁山。到隔壁山汇合成一条道路，沿着这条湘桂古道经过全州两河古岭头、板塘、竹家、新富洞，在新富洞两江小桥码头（现名鬼仔岩）过新富江往石塘镇乐板田、枫木山、灌山、本子拉、石田、石塘、余粮铺、杨梅山行军，在麻市附近的凤凰嘴和全州与兴安交界的界首渡过湘江。

（六）中央红军经过灌阳、全州和兴安的主要渡口

01灌阳渡口

红军长征经过灌阳、全州和兴安3个县，穿过这3个县的第一条江是灌阳的灌江，灌江属于湘江2级支流。第1纵队过灌江的是月岭渡口、联合（江西）渡口；第2纵队过灌江的是宾家桥渡口、月岭渡口。

02全州渡口

（1）新富洞两江小桥码头渡口，现名鬼仔岩渡口

中央红军进入全州后过的第一条江是两河新富江，新富江属于湘江3级支流。中央红军过新富江的主要渡口是新富洞两江小桥码头渡口，现名鬼仔岩渡口。中央红军从这个渡口过了3天3夜。这个渡口位于从湖南道县到桂林的湘桂古道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湘江战役时最集中过江的地方。

当年中央红军经过这个渡口时遭到6架桂军飞机轰炸和用机枪扫射，许多红军战土牺牲在新富江里。在这个渡口上方100米处有一个山洞，当时有10多个红军伤员牺牲在这个山洞里。如今这个渡口边的古碑、古亭、古道、古庙犹在，尤其是石板路湘桂古道保存完好。这些历史存留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艰苦历程。

（2）凤凰嘴渡口

凤凰嘴渡口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红军在渡江时，遭到桂军的追杀和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江水中。红军诗人陈靖在追忆长征的诗中写道：“血染千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

（3）大坪渡口

大坪渡口北距湘江下游的全州县城30公里，江东为凤凰乡大坪村，江西为绍水镇洛口村，为湘江古渡。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一堰坝，枯水季节可涉渡。

（4）屏山渡口

屏山渡口位于全州枧塘乡金屏村东北面的湘江两岸，离县城仅10公里，为一古渡，渡口宽约500米。屏山渡两岸是石山，江面狭窄，江水较深，但下游300米处有一堰坝，可涉渡。屏山渡距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场之一的脚山铺仅2公里多。

（5）兴安渡口

界首镇当时为全州、兴安两县共管的桂北商贸重镇，以易家巷为界，上界首归兴安管辖，下界首归全州管辖。1950年5月下界首连同百里划归兴安县管辖。古时此地是湖南与广西两县交界之地。今有桂黄、桂资、桂灌公路交汇于镇西，交通方便。湘江贯穿其中，由南向北流入全州。界首渡口位于界首镇老街北端的湘江下游，南距兴安县城约15公里，北距全州县城约45公里，是湘桂往来的重要古渡。界首渡口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主要渡口之一。

（七）红五军团34师

1933年3月，红34师领导成员：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100团、第101团、第102团。第100团团长韩伟、政委范世英，第101团团长陈树湘、政委杨一实，第102团团长吕贯英、政委程翠林。每个团编有三个营，每个营编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个连都是一百三四十人。全师共有四千余人。归红1军团第1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管辖。1933年9月下旬，红34师归红9军团管辖。第五次反“围剿”，红34师归红7军团指挥。

（1）第二任领导成员

1934年2月，红34师领导成员：师长彭绍辉 、政委程翠林、参谋长袁良惠、政治部主任朱良才，第100团团长韩伟、政委张力雄；第101团团长陈树湘、政委杨一实；第102团团长吕贯英、政委范世英。归红5军团指挥。

（2）第三任领导成员

1934年4月下旬，红34师领导成员：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团团长韩伟、政委侯中辉；第101团团长严凤才、政委杨一实；第102团团长吕宫印、政委范世英。每团约1700人，全师共5000余人。归红5军团指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红34师作为后卫师，担任断后任务，掩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两大纵队突破重围。在湘江战役中，6000将士几乎全部阵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在担架上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全师仅剩第100团团长韩伟、第3营政委胡文轩和第5连通信员李金闪因跳崖被救未亡。

自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红三十四师一直担负着全军总后卫的重任。1934年11月27日至29日，红三十四师奉命扼守在灌阳文市、水车一带，成功迟滞了敌军的疯狂尾追和侧击，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渡过湘江起了重要作用 。

接着，红三十四师奉命前往灌阳新圩枫树脚接防，在水车渡灌江时，遭敌军飞机轰炸，牺牲200余人。完成掩护任务后，通往湘江的道路被全部切断，红三十四师孤军留在湘江以东，陷入敌军的包围。1934年12月3日，赶往湘江途中，红三十四师在全州文塘遭敌军伏击堵截，与敌激战，伤亡惨重，师政委程翠林等将士牺牲。时任红三十四师第一〇〇团团长的韩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部队走投无路，被迫东返，在龙塘、新圩又与敌进行激战，再次遭到伤亡……”

此后，师长陈树湘召集师、团干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个决议：第一，从敌人薄弱部位突围出去，到湘南打游击；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树湘率余部向湘南突围。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一〇〇团，大部分牺牲，小部分流散。1934年12月7日，陈树湘率余部离开广西进入湖南，此时仅剩200余人。此后，他们遭敌袭击，陈树湘腹部受重伤，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用手绞断腹部伤口露出的肠子，断肠明志，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八）红八军团

从1933年9月开始，在为期近1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战斗人员的紧缺，自然成了短期内必须解决的难题。为此，中革军委仓促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

1934年9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二十一师和中央警卫师（后改为红二十三师）在江西省兴国县崇贤圩合编，组建成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唐浚（后张云逸代），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第二十一师师长周昆（兼任）、政治委员黄甦（兼任）；中央警卫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整个军团约10000余人，部队的武器很少，枪支还不到3000支。

1934年10月9日，红八军团经兴国县古龙冈、梅窖，于都县罗坳，进入瑞金。次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其中，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九军团随一军团左侧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第一纵队前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西进。从现存的中央苏区出发时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看，当时红八军团共10922人。

当时,国民党军共给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就在瑞金附近的信丰、古陂、安远一线。其中粤敌的第一师主力在信丰县安西，第二师亦在信丰，第四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受蒋介石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还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锦陂等地设兵布防。整个封锁线以桃江为天堑，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呈弧形。

1934年11月29日午夜（30日凌晨），红八军团赶到广西灌阳县水车地域，准备与红三军团六师会合。可六师奉命赶往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大约五十公里。在那里，红八军团碰到了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十四师转来军委电报，称鉴于敌情紧张，要求八军团：“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须二十四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天亮后，红八军团尾随红九军团从左翼向湘江前进。红三十四师则赶往灌阳新圩接防红六师第十八团阻击桂军。于是，红八军团无形之中也就成为了全军的后卫。而红八军团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后卫对它来说，是一副过分沉重的担子。

30日下午15时左右，桂军一部由灌阳方面绕过红五师的阻击阵地，穿插进来，前出至全州两河镇鲁枧村隔壁山一带，截断了红八军团的去路，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随后，在红五军团十三师的掩护下，红八军团冲破桂军封锁，继续向湘江前进。红八军团在隔壁山与红十三师分开后，按照军委的命令向全州古岭头、青龙山一带前进。而红十三师则从八军团的北面，经石塘圩，到凤凰嘴过湘江。在古岭头附近的螃蟹形山，红八军团又遭到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先头部队拦截，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军团长周昆命令孙超群率二十三师掩护，其它的部队尽快往前冲，非战斗人员一律跑步前进。拦路的桂军人数不多，孙超群率军奋勇冲杀，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到全州与灌阳新圩交界处的两河镇石人山一带。这时，桂军北上的部队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开过来加入战斗，形势越来越不利。当桂军企图对红二十三师进行迂回包抄时，孙超群下令边打边撤，撤到螃蟹形山、砖瓦岭一带，继续阻击，然后经古岭头、青龙山一线向湘江方向退去。

据罗荣恒传记载：从水车到湘江岸边的路上，八军团且战且退。紧张的时候敌我双方搅到一起。参谋长毕占云不时发出“非战斗人员一律跑步前进”的命令，罗荣恒和机关人员一样，掏出手枪直接参加战斗。12月1日上午，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刚过湘江，凤凰嘴渡口浮桥便被炸断，这对被打散后突围出来的红八军团官兵，又遭遇致命的打击。

当天晚上，罗荣桓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发现全军团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也不过1000余人。

鉴于红八军团受到重创，基本丧失实力，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取消红八军团建制和番号，将其并入红五军团。

（九）红九军团

红九军团成立于1933年10月28日。它是由红军第三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第二团组成的，隶属于红一方面军。军团成立时，中革军委任命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张翼为参谋长，李涛为政治部主任。1934年5月，红九军团因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伤亡过大，撤销第十四师番号，该师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三师和红三红五军团。7月，红九军团奉命护送由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东进过闽江。10月，中央红军(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将活动在赣东南地区的红二十二师编入红九军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九军团与红一军团在左路行动，并在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机关和直属队组成的军委纵队前进。至11月中旬，红九军团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地区，红二十二师因减员严重，番号撤销，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三师和红一红五军团。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九军团损失严重。之后，红九军团转战到贵州境内。1935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颁布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红九军团缩编为三个团。红九军团的机构虽减少了，但基层部队却得到了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也得到了增强。在此前后，红九军团参加了四渡赤水和二占遵义的作战。

三、湘江战役意义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之战，是决定长征前途的命运之战。湘江战役很惨烈，它的历史意义非常巨大。

第一，湘江战役充分暴露了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为中央错误领导的垮台敲响了丧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人，进入灌阳时还有六万四千人。湘江一战，红军折损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广大红军指战员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在红军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第二，湘江战役为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干部思想基础。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非人们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的。李德是洋人，有一套错误军事理论，红军干部被视为“土包子”，除了像彭德怀这样的人敢顶撞他外，许多干部是敬畏他的。博古也有一套政治理论，动不动搬出马列经典来很能唬人，因此这年初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仍然被选为党中央第一把手。广大干部认识到博古的领导是错误路线有一个过程，要经历与正确路线的比较才能觉悟。

如果说第五次反“围剿”像广昌战役的失败使一些干部开始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湘江战役的惨烈结局则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形成了共识。在湘江战役之后，从通道会议开始，他们与博古的争论多起来了。特别是在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第三，湘江战役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中央红军突破湘江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但还是保存了基干力量，为以后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编辑|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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