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让唐德宗头疼的泾原镇刘昌临危受命后又是如何镇守十五年的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过，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唐朝政府设置了泾原节度使。从首任节度使马璘开始，到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短短的35年时间，这一阶段内的节度使长官是频繁更换，先后历经十任，而且有6位节度使长官是死于非命。

其实，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中晚唐时期，并不少见。作为一个西北边境藩镇，泾原节度使在设置以后看来并不安定，这与当时唐朝的边境局势以及国内藩镇割据不无关系。尤其是在意图削藩的唐德宗时期，国内藩镇动乱再起，先是东边的四镇之乱发难，再有淮西李希烈叛乱，让忙于平叛的唐德宗是焦头烂额。但屋漏偏逢连阴雨，本来领命前去平叛的泾原镇兵马将了唐德宗一军，行军途中爆发了泾原之变。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引发了奉天之难，吓得唐德宗弃都而逃。

在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曾意图通过任免、安抚、征讨、拆分等手段开始限制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到唐德宗时期。对于不听命的“刺头”，适当敲打一下；对于那些听命于中央的藩镇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进行分割，调整防区，再就是频繁地更换自己所信任的藩镇节帅，以巩固中央政府权力，防止节帅出现拥兵叛乱的局面。

在本文中，我们在分析泾原镇御边简史的基础上，将重点介绍一位在泾原镇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节度使－刘昌。

藩镇中的小弟不省心的泾原

与唐玄宗时期的天宝十节度使相比，泾原镇是个小字辈。为什么这么说，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一下：

1.从设置的时间上来说，他设置的比较晚，置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

2.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起初的泾州在开元年间属于关内道，其西边和北面属于陇右道，东边紧临京畿道（首都长安周边），在当时还算内地，其与吐蕃并无接壤，不是什么重要边镇，也不是什么财源之地。

3.从面积上来说，后期设置的泾原镇确实是个小节度使，最初名义上有泾州、原州两地，而且所辖的原州其实已经在吐蕃手中。

再来看看当时西北边境的时局变化。安史之乱爆发后，天宝十节度中的北庭四镇、安西、陇右、河西等节度使纷纷领兵东进勤王。这一变化引发了唐朝西北边境上的“蝴蝶效应”，内地硝烟尚未散尽，西南的吐蕃开始趁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时，河西、陇右之地已失于吐蕃之手，国土的收缩，就把泾州之地推到了唐蕃两国交战的前沿。

安史之乱给大唐帝国留下的后遗症。藩镇所带来的威胁给唐朝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内心中对这些藩镇充满了忌惮。但在战乱后期，大唐国土上的藩镇是不减反增，冒出了更多的节度使，这种战略格局让唐朝统治者内心是颇为纠结。

藩镇之多以会增多，是因为平定战乱的需要，当时皇帝的工作重心还是在依靠藩镇平叛，维护帝国统一上。中央需要调遣这些边镇之兵，又不得不给藩镇主帅以更大的权力去募兵集粮，来以藩制藩。毕竟在特殊的时期，大量的勤王之师还需要安置、招抚。因此，能够控制住这些人马听命于皇帝成为首要问题。至于削藩，夺回本属于中央的权力，当朝皇帝并非不想，而是以当时的实力，中央政府根本做不到。

那么再回到泾原镇的问题上。安史之乱结束后，马璘的安西四镇兵马同其他藩镇一样，分别被安置在了京城四周，尤其是北面和西面。但众多藩镇环伺京师，对于打算中央集权的皇帝来说，仍是一大隐患。唐朝政府就采取迂回手段，打算控制、拆解、分化这些边镇。马璘的安西四镇兵马就在这种背景下，从邠宁再度西迁，换防到了一块新的土地－泾州，而郭子仪的朔方军则从内地河中西迁到了邠州，驻扎到了马璘原来的防区。

马璘来到的泾州地区此前因吐蕃入侵，是城垣残缺，土地荒芜。唐朝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石二鸟之术，既安置了这些回不到故乡的安西将士，又让其承担起屯田拓边开荒，防止吐蕃，拱卫京师之任。

首任节度使长官马璘在任时，威望较高，唐朝中央政府也给予了很多信任与支持，让其遥领“郑、颍二州”，以补给泾原。期间，唐朝政府曾在马璘之后，从泾原内部提拔任命或外调其他藩镇主官前去主持工作。但藩镇与中央的矛盾，似乎又是不可调和的，骄兵自重的边镇将士对唐朝中央政府给予的安置、享受的待遇似乎并不满意，整个军镇内部一直充斥着不安定因素，并且泾原自设镇之后到泾原兵变期间，就曾屡屡爆出有将官意图谋反之事。

这其实不难理解。当时，唐朝政府一直在培养壮大自己的神策军势力，对于边镇之兵，其待遇低下，远不及皇帝身边的神策军，而且都是地处艰苦贫瘠之地，有被当作炮灰之嫌。甚至于像河朔三镇之类的割据型藩镇，叛将干脆就自成体系，自行设置将吏，手握强兵，租赋不上供，形成割据。

不仅如此，中央政府的官员也跟节度使长官关系并不融洽。对于泾原镇来说，唐德宗朝的宰相杨炎因一己之私在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时把忠于朝廷的节度使段秀实给调离了，开始埋雷泾原。此后，泾原镇的长官开始了走马灯般的更迭。李怀光、朱泚、李谊（实际由孟皞主持工作）、姚令言等开始轮流主持。

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时酿成大乱，这就是后来的泾原兵变和奉天之难。本来节度使姚令言领命带5000泾原军士前去东部平叛，结果半道发生哗变，吓得唐德宗弃城而逃，叛军拥立自己的前任长官朱泚为首，姚令言与朱泚的3000幽州兵合兵一处，进攻奉天，开始对抗唐朝中央政府。

邠宁节度使李怀光本来曾在泾原镇短暂任职过，但与诸将关系不睦，泾原兵变发生后，他本来是勤王之师，名正言顺，为解围奉天立下战功，可狂傲多疑的他转而与朱泚同流合污，导致身边的属下有所分化，后来为自保再度逃回河中老巢。

东边战火未平，西边内乱再起，以至于在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痛下《罪己大赦诏》，赦免各叛乱藩镇，主动背起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这口“黑锅”。

好在胜利的天平最终倾向于唐德宗一方，从东方挥师而来的神策军加上镇国军、河东军等镇兵马逐渐集结，在唐将李晟的带领下，收复长安，击溃朱泚。

与此同时，在泾原兵变爆发时留守泾原镇的兵马内部也不安生，唐朝中央政府当时重新任命的节度使冯河清被牙将田希鉴杀害，自身难保的唐德宗只好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田希鉴。

后来，唐将李晟上书“以泾州倚边，屡害戎帅，乃上书请理不用命者，兼备耕以积粟，攘却西蕃，上皆从之”，杀掉田希鉴，肃清了泾州隐患。

在李晟看来，泾原地近西戎，连年的中原兵祸，都与泾州有一定关系，其镇易于反复，难以治理，是个不安定的地方。为此，李晟还推荐了唐德宗身边的右龙武将军李观出镇泾原节度使，这时的唐朝政府才算是真正夺回了泾原镇的指挥权。唐德宗对李晟的建议也非常信赖，兴元元年（784年）闰十一月，李观上任后，中规中矩，“虽无拓境之绩，励卒储粮，训整宁辑”，直到贞元四年（788年），刘昌接任泾原节度使一职，成为了泾原镇历史上最长一任的节度长官。

唐蕃交恶平凉劫盟

建中四年（783年）时，唐德宗意图与吐蕃修好，唐朝政府与吐蕃签定了“清水之盟”，约定“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从而暂时划定了唐朝与吐蕃的分界。

但后来吐蕃再度违背“盟约”，进犯唐境。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开始大举进攻泾、陇、邠、宁四州，占据了泾州良原。贞元三年(787年)，唐朝宰相浑瑊奉命在泾州邻近的平凉川（属原州）与吐蕃会盟。结果临事变革，吐蕃方面在大相尚结赞的策划下，事先在盟坛之地埋伏了三万精骑，突袭唐使，浑瑊夺马而逃，副使崔汉衡等其他人被劫持，唐军连死带擒，损失了近两千人。

平凉劫盟的发生，宣告了唐德宗和蕃政策的破产。吐蕃变本加厉，连克华亭及连云堡（泾州城西）。而连云堡失陷后，泾州的西大门就直接面对吐蕃兵马了。城外的良田也无法顺利收获，使得泾州常常出现缺粮现象。接着这年（787年）十月，吐蕃又先后进犯丰义、长武二城，并重修原州故城，并在开始在这里驻防，进逼唐朝。严峻的形势，迫使唐德宗重新审视与吐蕃的关系，在改变外交策略的同时，强化京西北地区神策军的影响和战略据点建设，构建“京西北八镇”御边格局。

其实，鉴于吐蕃对京畿地区的威胁，为了防止吐蕃入侵，唐朝政府自唐代宗时期就开始采取每年调集各道派兵到西北入卫的方式，来加强了西北边务。吐蕃方面是游牧式生活，多在秋天以后向中原发起进攻，是“入寇以秋冬”，因此，唐朝用于防止秋天吐蕃入侵的队伍称为防秋兵。像前面提到的参与泾原兵变的朱泚，他本来是卢龙节度，因参与防秋工作，就率幽州兵来到了西北，后因功屡获升迁。

再如本文所重点讲的一个重要人物－刘昌。在贞元三年（787年）正月二十三日时，唐德宗选取了宣武军8000名士兵，参与西北边境的防秋警卫工作，由刘昌率军北出五原。期间，军中有将士畏惧退缩，不想前往西北，刘昌令行禁止，斩杀300退却不前者，坚持率军出兵西北，唐德宗任命刘昌兼任京西北行营节度使。在吐蕃退兵后，留下宣武军中的3000名士兵编入京西北行营。

这时的刘昌由中原正式来到了西北驻扎，拉开了十五年的泾原镇防务工作。

耕屯战守久镇泾原

在当时内部削藩失败，外部对蕃抵抗乏术的情况下，刘昌的才能被发现，可以说唐德宗这步棋下对了。贞元四年（788年）正月二十三日，临危受命的刘昌由防秋行营节度使转变成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当时的泾原镇内部，最初的安西四镇兵有2万余人，但内调24年来，经过数次战乱，大量减员，加上士兵衰老，减员严重，宣武军的到来，为其注入了新鲜力量，改变了泾原士卒骄纵散懒的状况，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泾原镇的控制。

刘昌是汴州开封人。善骑射，行伍出身，其一生履历可以说是忠于唐廷，屡立战功。在天宝末年，刘昌跟随河南防御史张介然征讨安禄山。在史朝义兵围宋州时，刘昌劝刺史李岑说坚守城池，自己则身披铠甲登城声讨叛军，敌人畏惧迟迟不敢攻城。在李光弼的援军到达后，叛军溃败。此役过后，刘昌就来到李光弼门下。在李光弼死后，刘昌担任了宋州牙门将。

李灵曜在汴州造反时，刘昌又力劝打算叛变的刺史李僧惠，迫使李灵曜的叛乱没能得逞。但后来，藩将李忠臣与李僧惠因争功交恶，李僧惠被杀，刘昌得到消息则提前逃走，幸免于难。

到大历十二年（777年），永平军的刘玄佐担任宋州刺史后，刘昌得以官复原职。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时，刘玄佐升任为宋亳颍节度使（宣武军），辖宋州、亳州、颍州。刘昌也升任为左厢兵马使。平定四镇之乱中，刘昌率领偏师收复考城。至建中三年（782年），刘昌升任摄（代理）濮州刺史。

建中四年（783年），淮西李希烈叛乱后，攻陷汴州，又再攻克襄邑（今河南睢县），势如破竹。襄邑本来由刘玄佐的别将高翼率5000精兵驻守，结果是全军覆没，高翼“赴水死” ，一时间人心慌慌。后来，李希烈指挥叛军50000人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而刘昌率军3000人（一说2000人）正驻扎于宁陵，于是“（刘）昌深堑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胄，躬励士卒，大破希烈。”

兴元元年（784年）闰十月，刘昌又会同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率兵支援被围的陈州，大破叛军，生擒故将翟崇晖，迫使李希烈退保蔡州。在收复汴州后，又累晋至检校工部尚书，后在其丁忧期间，又封为金吾卫大将军。

刘昌至任泾原镇后，《旧唐书·刘昌传》称其是“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羡，名闻阙下”。又载“昌在西边仅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羡”。可见与其他藩镇节帅相比，刘昌对泾原的经营是颇有成效的。

1.安抚人心，稳固军镇。

刘昌到任正值平凉劫盟之后，彼时唐军吃了大亏，军中士气不高。军镇将士骸骨不藏，刘昌于是命人予以收殓，又奏请唐德宗下诏，为这些牺牲将士在浅水原分建墓地，将领的墓地称为旌义冢，士兵的墓地称为怀忠冢，此举使得守边士兵无不为之感泣。

刘昌在任期间，泾原周边的局势依然是波谲云诡，一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

贞元八年（792年）六月，吐蕃千余骑寇泾州，掠屯田兵千余人而去。

根据《新唐书》卷162中的记载，泾原镇的郑权之前曾经担任刘昌的从事，大约在贞元十一年（795年）前，刘昌因病要入朝，考虑到自己将离开泾原，担心军中生乱，就提前安排郑权要“宽厚容众，檄主后务”。果不其然，刘昌离开后，军中兵果为乱，郑权按照刘昌的要求，“明谕逆顺，杀首乱者”，稳定了军心。

贞元十四年（798年），归化堡（今甘肃平凉市西）兵变，驱逐大将张国诚，刘昌奉命前去讨伐，平定了背叛唐朝的归化堡驻军，重新命张国诚驻守此堡。

对此，《新唐书·刘昌传》称其“兵械锐新，边障妥宁”。《刘公纪功碑名》称赞刘昌肃清边鄙，以庇天子。

2.屯田养兵，保障军需

在安抚好军心之后，刘昌开始恢复泾州地区的屯兵垦田工作。实际上，在泾原一带同时执行这项工作的还有当时担任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临洮军使李元谅（骆元光）。《资治通鉴》中记载：“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羡，泾、陇稍安”。贞元十五年（799年），刘昌将泾原所产粟米等“上献天府，数至十万，以赡东师”，这在唐朝中后期屯田日益衰败的大形势下，属于为数不多的有所成效的边镇。

为什么这里要把李元谅一同介绍出来呢，看一下地图方位和李元谅任陇右节度使时的辖地就可知一二。

泾州、良原、崇信城等城堡

刘昌所辖的泾州在今天的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城北。

任职陇右节度使的李元谅比较特殊。陇右之地其实已为吐蕃所据，没有自己辖地，陇右节度使就成了一个虚衔，多由凤翔节度使兼任，中间当然也有个别时期曾分开任命，李元谅就是一个例子。在贞元四年（788年）正月二十五日，李元谅被单独任命为陇右节度使的，当时就移镇驻扎到了良原（治所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北部的梁原），开始屯田拓边。789年，李元谅又拓展防区，收复失地,着手新筑崇信城（在今天甘肃省平凉市东部的崇信县），地址设在锦屏山，置崇信军，防御吐蕃。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时的李元谅新筑的崇信城东边就是良原与刘昌的泾州。当时，还有一位许陈节度使韩全义，他被任命为神策军行营节度使，驻扎在长武城（今天的泾川县泾明乡长武城村）。一个泾州城周边，驻防了泾原军、崇信军以及皇帝的神策军行营，由此可见唐朝政府对泾原之地的重视。

3.七城二堡扼守要害

为了巩固战备防御，刘昌到任后，除了屯田以外，不忘拓边筑城，加强边备。

先是贞元四年（788年），复筑连云堡（在今泾川县城西的王村镇泾水北岸的章村）。

贞元七年（791年），刘昌受诏开始重建平凉城，据记载，今天的平凉城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时的古塞城（位于泾水之南）。刘昌新建的平凉城扼守弹筝峡口，开地二百里，又西筑保定堡，捍卫青石岭，成为了阻挡吐蕃东进的咽喉要地。

其后，又在平凉西北三十五里处的筑胡谷堡，后更名为“彰义堡”。

贞元十一年（795年），刘昌又重新置潘原县（今甘肃平凉市东南）。于保定城置临泾县。

《新唐书》中记载，刘昌“凡七城二堡，旬日就”。对此，新旧《唐书》均赞刘昌的“材力，扼腕奋命，气吞山河”。平凉古城也由此被称为唐城。

正是因为刘昌的稳固防守，采取城守堡防的主要防御策略，使得唐军在泾原的防线得以向西北推进，加上其他西北军镇的努力，到德宗朝末年，唐朝在西北边地的被动局面得以扭转，吐蕃已经不能像此前一样直接威胁长安了。根据新旧《唐书》等的记载，自贞元八年（792年）至贞元十七年（801年）间，再也没有吐蕃入寇西北的记录。

贞元十八年（802年），刘昌卒于泾州任上，由其节度留后段祐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