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讓唐德宗頭疼的涇原鎮劉昌臨危受命後又是如何鎮守十五年的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介紹過，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年），唐朝政府設置了涇原節度使。從首任節度使馬璘開始，到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短短的35年時間，這一階段內的節度使長官是頻繁更換，先後歷經十任，而且有6位節度使長官是死於非命。

其實，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在中晚唐時期，並不少見。作爲一個西北邊境藩鎮，涇原節度使在設置以後看來並不安定，這與當時唐朝的邊境局勢以及國內藩鎮割據不無關係。尤其是在意圖削藩的唐德宗時期，國內藩鎮動亂再起，先是東邊的四鎮之亂髮難，再有淮西李希烈叛亂，讓忙於平叛的唐德宗是焦頭爛額。但屋漏偏逢連陰雨，本來領命前去平叛的涇原鎮兵馬將了唐德宗一軍，行軍途中爆發了涇原之變。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引發了奉天之難，嚇得唐德宗棄都而逃。

在安史之亂後，唐朝政府曾意圖通過任免、安撫、征討、拆分等手段開始限制藩鎮，加強中央集權，尤其是到唐德宗時期。對於不聽命的“刺頭”，適當敲打一下；對於那些聽命於中央的藩鎮採取非常強硬的手段進行分割，調整防區，再就是頻繁地更換自己所信任的藩鎮節帥，以鞏固中央政府權力，防止節帥出現擁兵叛亂的局面。

在本文中，我們在分析涇原鎮御邊簡史的基礎上，將重點介紹一位在涇原鎮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節度使－劉昌。

藩鎮中的小弟不省心的涇原

與唐玄宗時期的天寶十節度使相比，涇原鎮是個小字輩。爲什麼這麼說，從三個方面來解釋一下：

1.從設置的時間上來說，他設置的比較晚，置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年）；

2.從地理位置上來說，起初的涇州在開元年間屬於關內道，其西邊和北面屬於隴右道，東邊緊臨京畿道（首都長安周邊），在當時還算內地，其與吐蕃並無接壤，不是什麼重要邊鎮，也不是什麼財源之地。

3.從面積上來說，後期設置的涇原鎮確實是個小節度使，最初名義上有涇州、原州兩地，而且所轄的原州其實已經在吐蕃手中。

再來看看當時西北邊境的時局變化。安史之亂爆發後，天寶十節度中的北庭四鎮、安西、隴右、河西等節度使紛紛領兵東進勤王。這一變化引發了唐朝西北邊境上的“蝴蝶效應”，內地硝煙尚未散盡，西南的吐蕃開始趁虛而入。到廣德元年（763）時，河西、隴右之地已失於吐蕃之手，國土的收縮，就把涇州之地推到了唐蕃兩國交戰的前沿。

安史之亂給大唐帝國留下的後遺症。藩鎮所帶來的威脅給唐朝統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內心中對這些藩鎮充滿了忌憚。但在戰亂後期，大唐國土上的藩鎮是不減反增，冒出了更多的節度使，這種戰略格局讓唐朝統治者內心是頗爲糾結。

藩鎮之多以會增多，是因爲平定戰亂的需要，當時皇帝的工作重心還是在依靠藩鎮平叛，維護帝國統一上。中央需要調遣這些邊鎮之兵，又不得不給藩鎮主帥以更大的權力去募兵集糧，來以藩制藩。畢竟在特殊的時期，大量的勤王之師還需要安置、招撫。因此，能夠控制住這些人馬聽命於皇帝成爲首要問題。至於削藩，奪回本屬於中央的權力，當朝皇帝並非不想，而是以當時的實力，中央政府根本做不到。

那麼再回到涇原鎮的問題上。安史之亂結束後，馬璘的安西四鎮兵馬同其他藩鎮一樣，分別被安置在了京城四周，尤其是北面和西面。但衆多藩鎮環伺京師，對於打算中央集權的皇帝來說，仍是一大隱患。唐朝政府就採取迂迴手段，打算控制、拆解、分化這些邊鎮。馬璘的安西四鎮兵馬就在這種背景下，從邠寧再度西遷，換防到了一塊新的土地－涇州，而郭子儀的朔方軍則從內地河中西遷到了邠州，駐紮到了馬璘原來的防區。

馬璘來到的涇州地區此前因吐蕃入侵，是城垣殘缺，土地荒蕪。唐朝統治者之所以這樣做，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之術，既安置了這些回不到故鄉的安西將士，又讓其承擔起屯田拓邊開荒，防止吐蕃，拱衛京師之任。

首任節度使長官馬璘在任時，威望較高，唐朝中央政府也給予了很多信任與支持，讓其遙領“鄭、潁二州”，以補給涇原。期間，唐朝政府曾在馬璘之後，從涇原內部提拔任命或外調其他藩鎮主官前去主持工作。但藩鎮與中央的矛盾，似乎又是不可調和的，驕兵自重的邊鎮將士對唐朝中央政府給予的安置、享受的待遇似乎並不滿意，整個軍鎮內部一直充斥着不安定因素，並且涇原自設鎮之後到涇原兵變期間，就曾屢屢爆出有將官意圖謀反之事。

這其實不難理解。當時，唐朝政府一直在培養壯大自己的神策軍勢力，對於邊鎮之兵，其待遇低下，遠不及皇帝身邊的神策軍，而且都是地處艱苦貧瘠之地，有被當作炮灰之嫌。甚至於像河朔三鎮之類的割據型藩鎮，叛將乾脆就自成體系，自行設置將吏，手握強兵，租賦不上供，形成割據。

不僅如此，中央政府的官員也跟節度使長官關係並不融洽。對於涇原鎮來說，唐德宗朝的宰相楊炎因一己之私在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時把忠於朝廷的節度使段秀實給調離了，開始埋雷涇原。此後，涇原鎮的長官開始了走馬燈般的更迭。李懷光、朱泚、李誼（實際由孟皞主持工作）、姚令言等開始輪流主持。

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時釀成大亂，這就是後來的涇原兵變和奉天之難。本來節度使姚令言領命帶5000涇原軍士前去東部平叛，結果半道發生譁變，嚇得唐德宗棄城而逃，叛軍擁立自己的前任長官朱泚爲首，姚令言與朱泚的3000幽州兵合兵一處，進攻奉天，開始對抗唐朝中央政府。

邠寧節度使李懷光本來曾在涇原鎮短暫任職過，但與諸將關係不睦，涇原兵變發生後，他本來是勤王之師，名正言順，爲解圍奉天立下戰功，可狂傲多疑的他轉而與朱泚同流合污，導致身邊的屬下有所分化，後來爲自保再度逃回河中老巢。

東邊戰火未平，西邊內亂再起，以至於在興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痛下《罪己大赦詔》，赦免各叛亂藩鎮，主動背起了導致天下大亂的這口“黑鍋”。

好在勝利的天平最終傾向於唐德宗一方，從東方揮師而來的神策軍加上鎮國軍、河東軍等鎮兵馬逐漸集結，在唐將李晟的帶領下，收復長安，擊潰朱泚。

與此同時，在涇原兵變爆發時留守涇原鎮的兵馬內部也不安生，唐朝中央政府當時重新任命的節度使馮河清被牙將田希鑑殺害，自身難保的唐德宗只好暫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了田希鑑。

後來，唐將李晟上書“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備耕以積粟，攘卻西蕃，上皆從之”，殺掉田希鑑，肅清了涇州隱患。

在李晟看來，涇原地近西戎，連年的中原兵禍，都與涇州有一定關係，其鎮易於反覆，難以治理，是個不安定的地方。爲此，李晟還推薦了唐德宗身邊的右龍武將軍李觀出鎮涇原節度使，這時的唐朝政府纔算是真正奪回了涇原鎮的指揮權。唐德宗對李晟的建議也非常信賴，興元元年（784年）閏十一月，李觀上任後，中規中矩，“雖無拓境之績，勵卒儲糧，訓整寧輯”，直到貞元四年（788年），劉昌接任涇原節度使一職，成爲了涇原鎮歷史上最長一任的節度長官。

唐蕃交惡平涼劫盟

建中四年（783年）時，唐德宗意圖與吐蕃修好，唐朝政府與吐蕃簽定了“清水之盟”，約定“唐地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從而暫時劃定了唐朝與吐蕃的分界。

但後來吐蕃再度違背“盟約”，進犯唐境。貞元二年（786年），吐蕃開始大舉進攻涇、隴、邠、寧四州，佔據了涇州良原。貞元三年(787年)，唐朝宰相渾瑊奉命在涇州鄰近的平涼川（屬原州）與吐蕃會盟。結果臨事變革，吐蕃方面在大相尚結讚的策劃下，事先在盟壇之地埋伏了三萬精騎，突襲唐使，渾瑊奪馬而逃，副使崔漢衡等其他人被劫持，唐軍連死帶擒，損失了近兩千人。

平涼劫盟的發生，宣告了唐德宗和蕃政策的破產。吐蕃變本加厲，連克華亭及連雲堡（涇州城西）。而連雲堡失陷後，涇州的西大門就直接面對吐蕃兵馬了。城外的良田也無法順利收穫，使得涇州常常出現缺糧現象。接着這年（787年）十月，吐蕃又先後進犯豐義、長武二城，並重修原州故城，並在開始在這裏駐防，進逼唐朝。嚴峻的形勢，迫使唐德宗重新審視與吐蕃的關係，在改變外交策略的同時，強化京西北地區神策軍的影響和戰略據點建設，構建“京西北八鎮”御邊格局。

其實，鑑於吐蕃對京畿地區的威脅，爲了防止吐蕃入侵，唐朝政府自唐代宗時期就開始採取每年調集各道派兵到西北入衛的方式，來加強了西北邊務。吐蕃方面是遊牧式生活，多在秋天以後向中原發起進攻，是“入寇以秋冬”，因此，唐朝用於防止秋天吐蕃入侵的隊伍稱爲防秋兵。像前面提到的參與涇原兵變的朱泚，他本來是盧龍節度，因參與防秋工作，就率幽州兵來到了西北，後因功屢獲升遷。

再如本文所重點講的一個重要人物－劉昌。在貞元三年（787年）正月二十三日時，唐德宗選取了宣武軍8000名士兵，參與西北邊境的防秋警衛工作，由劉昌率軍北出五原。期間，軍中有將士畏懼退縮，不想前往西北，劉昌令行禁止，斬殺300退卻不前者，堅持率軍出兵西北，唐德宗任命劉昌兼任京西北行營節度使。在吐蕃退兵後，留下宣武軍中的3000名士兵編入京西北行營。

這時的劉昌由中原正式來到了西北駐紮，拉開了十五年的涇原鎮防務工作。

耕屯戰守久鎮涇原

在當時內部削藩失敗，外部對蕃抵抗乏術的情況下，劉昌的才能被發現，可以說唐德宗這步棋下對了。貞元四年（788年）正月二十三日，臨危受命的劉昌由防秋行營節度使轉變成爲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當時的涇原鎮內部，最初的安西四鎮兵有2萬餘人，但內調24年來，經過數次戰亂，大量減員，加上士兵衰老，減員嚴重，宣武軍的到來，爲其注入了新鮮力量，改變了涇原士卒驕縱散懶的狀況，也加強了中央政府對涇原鎮的控制。

劉昌是汴州開封人。善騎射，行伍出身，其一生履歷可以說是忠於唐廷，屢立戰功。在天寶末年，劉昌跟隨河南防禦史張介然征討安祿山。在史朝義兵圍宋州時，劉昌勸刺史李岑說堅守城池，自己則身披鎧甲登城聲討叛軍，敵人畏懼遲遲不敢攻城。在李光弼的援軍到達後，叛軍潰敗。此役過後，劉昌就來到李光弼門下。在李光弼死後，劉昌擔任了宋州牙門將。

李靈曜在汴州造反時，劉昌又力勸打算叛變的刺史李僧惠，迫使李靈曜的叛亂沒能得逞。但後來，藩將李忠臣與李僧惠因爭功交惡，李僧惠被殺，劉昌得到消息則提前逃走，倖免於難。

到大曆十二年（777年），永平軍的劉玄佐擔任宋州刺史後，劉昌得以官復原職。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時，劉玄佐升任爲宋亳潁節度使（宣武軍），轄宋州、亳州、潁州。劉昌也升任爲左廂兵馬使。平定四鎮之亂中，劉昌率領偏師收復考城。至建中三年（782年），劉昌升任攝（代理）濮州刺史。

建中四年（783年），淮西李希烈叛亂後，攻陷汴州，又再攻克襄邑（今河南睢縣），勢如破竹。襄邑本來由劉玄佐的別將高翼率5000精兵駐守，結果是全軍覆沒，高翼“赴水死” ，一時間人心慌慌。後來，李希烈指揮叛軍50000人乘勝進攻寧陵（今河南寧陵），而劉昌率軍3000人（一說2000人）正駐紮於寧陵，於是“（劉）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冑，躬勵士卒，大破希烈。”

興元元年（784年）閏十月，劉昌又會同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率兵支援被圍的陳州，大破叛軍，生擒故將翟崇暉，迫使李希烈退保蔡州。在收復汴州後，又累晉至檢校工部尚書，後在其丁憂期間，又封爲金吾衛大將軍。

劉昌至任涇原鎮後，《舊唐書·劉昌傳》稱其是“躬率士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名聞闕下”。又載“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強本節用，軍儲豐羨”。可見與其他藩鎮節帥相比，劉昌對涇原的經營是頗有成效的。

1.安撫人心，穩固軍鎮。

劉昌到任正值平涼劫盟之後，彼時唐軍喫了大虧，軍中士氣不高。軍鎮將士骸骨不藏，劉昌於是命人予以收殮，又奏請唐德宗下詔，爲這些犧牲將士在淺水原分建墓地，將領的墓地稱爲旌義冢，士兵的墓地稱爲懷忠冢，此舉使得守邊士兵無不爲之感泣。

劉昌在任期間，涇原周邊的局勢依然是波譎雲詭，一些潛在的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

貞元八年（792年）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屯田兵千餘人而去。

根據《新唐書》卷162中的記載，涇原鎮的鄭權之前曾經擔任劉昌的從事，大約在貞元十一年（795年）前，劉昌因病要入朝，考慮到自己將離開涇原，擔心軍中生亂，就提前安排鄭權要“寬厚容衆，檄主後務”。果不其然，劉昌離開後，軍中兵果爲亂，鄭權按照劉昌的要求，“明諭逆順，殺首亂者”，穩定了軍心。

貞元十四年（798年），歸化堡（今甘肅平涼市西）兵變，驅逐大將張國誠，劉昌奉命前去討伐，平定了背叛唐朝的歸化堡駐軍，重新命張國誠駐守此堡。

對此，《新唐書·劉昌傳》稱其“兵械銳新，邊障妥寧”。《劉公紀功碑名》稱讚劉昌肅清邊鄙，以庇天子。

2.屯田養兵，保障軍需

在安撫好軍心之後，劉昌開始恢復涇州地區的屯兵墾田工作。實際上，在涇原一帶同時執行這項工作的還有當時擔任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洮軍使李元諒（駱元光）。《資治通鑑》中記載：“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貞元十五年（799年），劉昌將涇原所產粟米等“上獻天府，數至十萬，以贍東師”，這在唐朝中後期屯田日益衰敗的大形勢下，屬於爲數不多的有所成效的邊鎮。

爲什麼這裏要把李元諒一同介紹出來呢，看一下地圖方位和李元諒任隴右節度使時的轄地就可知一二。

涇州、良原、崇信城等城堡

劉昌所轄的涇州在今天的甘肅省平涼市涇川縣城北。

任職隴右節度使的李元諒比較特殊。隴右之地其實已爲吐蕃所據，沒有自己轄地，隴右節度使就成了一個虛銜，多由鳳翔節度使兼任，中間當然也有個別時期曾分開任命，李元諒就是一個例子。在貞元四年（788年）正月二十五日，李元諒被單獨任命爲隴右節度使的，當時就移鎮駐紮到了良原（治所在今甘肅省靈臺縣西北部的梁原），開始屯田拓邊。789年，李元諒又拓展防區，收復失地,着手新築崇信城（在今天甘肅省平涼市東部的崇信縣），地址設在錦屏山，置崇信軍，防禦吐蕃。

從地圖上，可以看出，這時的李元諒新築的崇信城東邊就是良原與劉昌的涇州。當時，還有一位許陳節度使韓全義，他被任命爲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駐紮在長武城（今天的涇川縣涇明鄉長武城村）。一個涇州城周邊，駐防了涇原軍、崇信軍以及皇帝的神策軍行營，由此可見唐朝政府對涇原之地的重視。

3.七城二堡扼守要害

爲了鞏固戰備防禦，劉昌到任後，除了屯田以外，不忘拓邊築城，加強邊備。

先是貞元四年（788年），復築連雲堡（在今涇川縣城西的王村鎮涇水北岸的章村）。

貞元七年（791年），劉昌受詔開始重建平涼城，據記載，今天的平涼城可以追溯到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時的古塞城（位於涇水之南）。劉昌新建的平涼城扼守彈箏峽口，開地二百里，又西築保定堡，捍衛青石嶺，成爲了阻擋吐蕃東進的咽喉要地。

其後，又在平涼西北三十五里處的築胡谷堡，後更名爲“彰義堡”。

貞元十一年（795年），劉昌又重新置潘原縣（今甘肅平涼市東南）。於保定城置臨涇縣。

《新唐書》中記載，劉昌“凡七城二堡，旬日就”。對此，新舊《唐書》均贊劉昌的“材力，扼腕奮命，氣吞山河”。平涼古城也由此被稱爲唐城。

正是因爲劉昌的穩固防守，採取城守堡防的主要防禦策略，使得唐軍在涇原的防線得以向西北推進，加上其他西北軍鎮的努力，到德宗朝末年，唐朝在西北邊地的被動局面得以扭轉，吐蕃已經不能像此前一樣直接威脅長安了。根據新舊《唐書》等的記載，自貞元八年（792年）至貞元十七年（801年）間，再也沒有吐蕃入寇西北的記錄。

貞元十八年（802年），劉昌卒於涇州任上，由其節度留後段祐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