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换和平的检讨书

大唐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本是举国欢庆，共度佳节的日子。唐德宗李适（742年－805年）却是在奉天（今陕西乾县）行宫里过的年。此时的都城长安同样是一派喜气洋洋，不过城里的主人却是早先（建中四年十月八日，783年）称帝的叛军将领朱泚。在这一天，朱泚把他的大秦国号又改成了汉，年号天皇。

德宗这一年的年号是兴元，虽然充满美好寓意，但他的心情可以说是如鲠在喉，心中的痛只有他一人清楚。没有热情洋溢的新年讲话，反而是低声下气地向全国公开检讨，名为《罪己大赦诏》。

为什么在这一天抛开颜面要进行自我反省呢？

因为国家四处陷入战乱，手下的藩镇节帅开始舞刀弄枪，跟自己秀肌肉，频频向中央亮剑！

众藩如群狼般在环伺四周，京城失陷，眼看着江山不保！

沉痛的现实面前，李适也没了脾气。翰林学士陆贽向他进疏，客观分析了局势失控的根本原因，他力谏德宗放下包袱，看清形势，拿出诚意与众藩镇主动沟通。于是，李适不得不主动降低姿态来了个全面自我检讨，藉以此消除民怨，唤起同情，缓和矛盾。

这是一份充满诚意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同样出自陆贽之手，全篇两千多字。节选如下：

“……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斋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命峻于诛求，疲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邱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

通篇一看，整个诏书全是痛责自己之言，历数了自己的罪过，把自个儿贬的是一无是处，以示谢罪。其大致意思是：承认自己是久居宫中，不专心治理国家，没有养成励精图治的好习惯，不知道种地的苦，不体恤当兵的累，不通人情，不听人劝，不会做事。还四处挑起战争，浪费钱粮，弄得是民不聊生，而自己是一意孤行，弄得整个国家乱了套，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黎民。其表达的内容可以说是是感情充沛，以情动人。

诏书不仅煽情，还十分讲究策略。为了缓和矛盾，他还承诺：“自今以后，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称圣神文武之号”，同时继续阐述了自己所要平叛的目标、自罚措施和让利于民的举措。先是通过承认并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等，恢复其爵位，进一步孤立分化朱泚，说“朱泚大为不道，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另一方面又安排参与奉天救驾平叛的将士功臣及家属，均给以加封、抚恤和赏赐。对老百姓则减免各种税负。

此后，“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此诏书的文字真挚动人, 很有感召力，可以说是一诏出手天下安，颁布之后 “四方人心大悦”，起到了安抚藩镇、收揽民心的作用，连叛军“士卒皆感泣”，局势因而大变，叛将王武俊、李纳、田悦等主动取消王号，上表请罪，内乱得以暂时控制。

尾大不掉的藩镇势力

德宗为什么会主动弯腰与叛乱的藩镇媾和妥协呢？这得从其父亲唐代宗李豫时期说起。

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势力依然是腰杆倍硬，其中尤以河朔藩镇为代表。《资治通鉴》中说，“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为藩臣，羁縻而已”。其实这些藩镇早先是安史集团的余党，有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这些藩将在归顺唐朝后，唐朝中央政府却对他们既往不咎。宝应二年（763年），还对他们实行了就地安置任命。永泰元年（765年），又任命李正己为淄青节度使。一系列“挖坑”似的操作，为大唐埋下了未来藩镇割据的祸根。

为什么说朝廷“专事姑息”呢？当时的唐朝政府因战乱元气大伤，唐代宗无力也来不及去处置归降的那些安史叛将，只好采取了怀柔政策，《资治通鉴》载：“朝廷亦厌苦兵革，敬冀无事，因而授之”。

这纯粹是一种自废武功的做法。安史之乱中，唐朝中央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各地调集了大批兵马前来勤王，平叛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借机分割、削弱这些节帅的势力。唐代宗即位后，信任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不及安史之乱结束，就开始对忠于唐室的有功之臣下手，前有郭子仪、李光弼等被剥夺手中的权力，分割缩减其辖地，后有山南东道节度使、大将来瑱在宝应二年（763年）正月被杀。兔死狐悲，代宗此举使得各忠于唐室的藩镇节帅内心是哇凉哇凉的，以至于对唐廷态度变得微妙起来。

宝应二年(763年)闰正月十九日，安史内乱平定，紧接着外患又起，是年七月（763年又改元为广德元年），西边的吐蕃趁虚而入，频频入寇。年（763年）底，吐蕃兵竟然一举攻占长安。代宗直接卷铺盖逃往逃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由于此前代宗对待功臣的一波猜忌操作，包括曾经平叛立下大功的李光弼等节帅开始观望起来，不再积极勤王。而且，后来曾有平叛之功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受朝廷猜忌也不安定起来，以至于在第二年叛唐，后引回纥、吐蕃等少数民族之兵数十万入寇。

这种被动结局，让唐代宗摸清了底数，不得不改变了对藩镇的态度。为了维护中央权威，防止某一藩镇过强，威胁朝廷的统治地位，唐朝中央政府在中原、边境陆续设立了很多藩镇，对外防范外敌入侵，对内实行以藩制藩。

唐代宗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中央与藩镇的“和谐相处”的道路。利用藩镇，使其相互钳制，保持这种势力的均衡，并适时削弱藩镇，郭子仪的朔方军被分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再以宝应二年（763年）被杀的功臣来瑱为例，他死后，是年三月初一，其部下梁崇义开始担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成为了接班人。然而这位梁节度使错估了形势，站错了队，后来跟着强藩“起哄”，结果成了大藩吞小藩，中央削强藩的牺牲品，在建中年间被淮西李希烈击败。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强势藩镇或打着为朝廷平叛的旗号讨伐其他藩镇，扩大自己的辖地，或因朝廷的政策与其相左，则联合其他藩镇以武力威胁皇帝。大历十年（775年）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借故吞并了昭义军（相卫节度使），当初安置设立的安史余党四个藩镇变成了三个（魏博、成德、幽州），即河朔三镇。魏博的肆意用兵打破了藩镇间的平衡，唐代宗本打算兴师讨伐，结果田承嗣通过割地贿赂等手段打破了从藩镇对其的围攻，并成功转移了矛盾。

藩镇间的林立割据，相互攻伐，以至于后来唐朝政府不得已去被动地维持藩镇间势力的平衡，使得藩镇节帅们更加有恃无恐，尤其是河朔三镇，拥兵自重，自成一体，再加上后来的淄青节度使，又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四镇”割据，这种局面到德宗年间得以继续延续。

好名而贪功 前勇而后怯，德宗一生矛盾的转折

德宗李适是唐代宗的长子，他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波折，在位26年（779年－805年）， 是唐朝历史上排名第三的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但因安史之乱的影响，他与肃宗李亨、代宗李豫相比，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

李适14岁那年（755年）适逢安史之乱爆发，曾经是开元盛世的大唐帝国一下子变得乌烟瘴气，李唐皇室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和逃亡之中。一直到唐代宗即位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平叛工作才渐渐看到胜利的曙光，局势开始扭转。这时的李适也跟着父皇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担任天下兵马元帅征讨叛军。在广德二年（764年）二月，被立为皇太子。

但唐代宗的治国理政工作做得并不扎实，挖去一处“毒瘤“却引得全身”烂疮“，安史集团是没有了，大唐帝国却变成藩镇遍地是，河朔三镇横，朝中宦官握军权，边境吐蕃屡犯边，陇右、河西尽失陷的局面。到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德宗即位时，内忧外患，国之根基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这样，后来出现皇帝下诏自我检讨也是各种因素使然的结果了。

1、四镇之乱到五镇连兵，泾原兵变到奉天之难。

德宗即位时，藩镇就好似皇帝卧榻身边的定时炸弹，由于年轻时期目睹了藩镇对中央的威胁，李适坚持了对藩镇进行分割、打击的政策，推行“安内”削藩，希望恢复盛唐治世局面。老将郭子仪被其调回京城，“尽罢所领使及帅” 。

即位之初，李适听从宰相杨炎建议，重筑原州城，结果因泾原镇节度使段秀实提出异议，来了个临阵换将，调任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度使。泾原镇节度留后刘文喜，因不服从中央命令，借泾原内部军心不稳之际要求朝廷任命其为节度使，被德宗拒绝后，刘文喜发动叛乱，李怀光、朱泚领命征讨，最终刘文喜被手下将领杀害，得到平定叛乱。

在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前面提到过的新四镇中，成德镇的第一任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他的儿子李惟岳要求继承节度使一职，被德宗拒绝后，与魏博、淄青二镇同谋反叛，直接叫板唐朝中央政府，拉开了四镇之乱的战火。当时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与其坑壑一气。德宗召集，急调兵马前来征讨。是年八月，一直封锁父亲李正己已经病死消息的淄青镇李纳，也请求唐德宗同意自己承袭节度使职，同样被德宗拒绝，战火进一步扩大。先是建中二年（761年）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再到建中三年（782年）正月，才将成德叛军压制下去，后李惟岳被手下大将王武俊所杀，田悦的魏博叛军也被河东节度使马燧击败。

此时的唐军在德宗的调度下，战果辉煌，形势一片大好。

《资治通鉴》中记载“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淮州，纳势日戚。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

但好景不长，德宗急于求成，处置失当，使得参与平叛的藩镇节帅自私，贪婪的本性又暴露出来，李希烈因没能成功割据山南东道，王武俊又因不满朝廷封赏，与幽州节度使朱滔再度叛乱，再与魏博田悦联合起来。到建中三年（782年）底，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李希烈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镇连兵，举兵哗乱，《新唐书》称“五贼株连半天下”。

东边战事汹涌之际，李希烈的叛军一度威胁唐王朝的生命线——江淮漕运。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李希烈兵围襄城，为解襄城之围，唐德宗再调西北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兵马前去驰援。没曾想十月，还在半道上的泾原士卒哗变，攻入长安，拥立软禁京中的朱泚为首，共同反叛。

唐德宗仓促之中“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无奈之下，只得狼狈逃往奉天。《旧唐书》中记载，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丁未（3日），李适是“与太子、诸王、妃主百余人出苑北门……其夕至咸阳，饭数匕而过”，史称泾原之变。

唐德宗出逃后，来到奉天，这里离京城最近，在京城外围的京北、京西北，有凤翔、邠宁、泾原、鄜坊、夏绥、灵盐以及振武、天德等军镇。他本打算形势稍缓，喘口气再去凤翔，没曾想凤翔军中也生兵变，节度使张镒被手下营将李楚琳所杀，德宗不得不滞留奉天，等待各道支援。首日战斗中，城池险被攻破，得亏浑瑊力战才将其击退。

奉天城是由神策军在建中元年（780年）六月修建，墙高壕深，易守难攻。据说是唐德宗听信了术士桑道茂之言而建，《资治通鉴》记载，“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阳幸奉天” 。正是由于奉天城坚固的防御系统，使得在泾原兵变初期，德宗凭借有限的入援军队阻挡住了朱泚军队的连续进攻。

此后，李怀光率朔方军火速勤王，加上其他各道兵马赶来，才使被困40余日的奉天城转危为安。

面对颠沛流离的现状和藩镇与朝廷离心离德的困境，唐德宗在建中四年底（783年）把次年年号改为了兴元，并在奉天行宫下罪己诏，宣谕诸道。

此时的唐德宗接受陆贽的建议，下发罪己诏检讨自己，对藩镇的态度也软了下来，但后来，李怀光因论功行赏不满，又节外生枝，加上唐德宗又心生猜忌，骤生悖逆之心，在河中也发动叛乱，并与朱泚联合，兵势甚盛。吓得唐德宗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底不得不再次出奔，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是年三月壬辰，来到了梁州治所，一路道路艰险，唐德宗的爱女唐安公主也病逝在古道上。直到这年五月底，李晟与浑瑊等人才联手将叛军赶出了长安城。德宗听闻之后，激动不已“涕下沾襟”，下诏改梁州为兴元府。

自建中四（783年）年10月3日，唐朝德宗逃离长安以后，期间两度逃难，至兴元元年（784年）7月13日返回长安，前后历时9个月零10天。这场刻苦铭心的逃难经历，让唐德宗后来的执政带来了深刻影响，然后这种影响不是积极的，而是一种更加自私消极的退却。

2、财政危机引民怨 自然灾害民生难

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大量逃亡或者起义，早先施行的租庸调法难以为继。到唐德宗即位以后，为实现强力削藩的雄心，但又限于财力限制，于是考虑必须增加财政收入，因此，首先进行财政改革。他任命杨炎为宰相，开始着力解决唐廷面临的种种危机。于建中元年（780年）初，颁布施行“两税法”，分别在夏秋两季征收户税和地税，“两税法”的改革最实比较顺利，很快增加了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了安史乱之后的财政紊乱问题，夺回中央政府在地方的财权，树立了中央权威。但在当时社会动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的情况下，加上唐朝政治腐败，各地官吏的榨取，人民群众的负担更加沉重。

继“两税法“之后，唐德宗还先后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除陌钱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但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就不再以民为本了，这是一种近乎于掠夺和剥夺的方式，遭到了上至当朝大臣，下至商贾百姓的各种反对。当时，”借商”“税间架”“宫市”并列为德宗朝的三大政治污点，被斥为自虐其民，暴敛之害，甚于寇盗”。以至于在建中三年（782），都城长安曾爆发了工商户集体罢市的群体性事件，群众直接半道截住了宰相卢杞，卢杞的一番“慰喻”，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只得“疾驰而归”。这种财政政策种下了很深的民怨，以至于泾原兵变时，以废除杂税为口号，争取民意支持，当时的长安居民“聚观者以万计”，漠然面对叛军发起对皇帝的进攻。

奉天之难爆发后，唐德宗李适不得不下诏把这一系列杂税废止，贬谪卢杞、白志贞、赵赞等人。

战乱，杂税，唐德宗时期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之一。有学界研究发现，从唐德宗到唐宪宗时是唐朝的第二个灾难高发期。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曾说：“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计被其害者，每岁常不下二十州”，足见灾害范围之广。这种灾害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原因，据统计，德宗在位26间有记载的灾荒达135之多。

不仅是灾荒，当时也是地震频发，《旧唐书》卷三十七中记载了当时地震之频繁，“贞元三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师地震……四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质明，殿阶及栏槛三十馀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馀人。其夜，京师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震，二十日又震……二十三日又震，二十四日又震，二十五日又震，……江溢山裂，屋宇多坏，人皆露处。至二月三日壬午，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三月甲寅，已震，己未又震，庚午又震，辛未又震。……五月丁卯，又震。八月甲辰，又震，其声如雷。九年四月辛酉，京师又震，有声如雷。河中尤甚，坏城垒庐舍，地裂水涌。十年四月戊申，又震。十三年十月乙未日午时，震从东来，须臾而止。”这段描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地震不仅是烈度强，次数多，而且破坏严重。这些不利因素对于稳定宗朝的社会秩序无疑是雪上加霜。

3、生性猜忌 调动频繁

唐德宗朝的官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调动频繁，这种频繁其实是皇帝施政策略的外在表现。首先是一种没有底气的用人观。德宗即位之后，迫切希望改变肃、代两朝以来中央核心疲弱，施政不畅的统治格局。调整充实唐朝中枢领导班子，颇有“中兴之象”。

根据统计，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他继承皇位开始，一直到兴元元年（784年）七月重返长安结束，差不多五年时间，加上前面代宗朝留下的一任宰相，前后共更换了12位之多。（唐朝历史上，不同时期宰相数量不，如唐初如果所设之职全部到任的话，有六人；到后来唐玄宗总揽政务时，又从四人缩减到两人）

这一时间段内，任职最长的宰相是卢杞，是2年10个月，最短的乔琳不过3个月。足见人员更迭之频繁，就连当初主张推行“两税法”的杨炎，任职也不过1年11个月。

对于藩镇节帅或武职人员，唐德宗自然更不放心。前有郭子仪入朝赋闲，后有大将李晟被削兵权。在泾原兵变之前，藩镇节帅的调动频繁，泾原镇节帅自第二任段秀实开始，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更换了9任。尤其是从780年段秀实离任到784年李观上任前，这五年的时间内泾原节度使前后换了六位。而且这期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负责防秋的自幽州而来的朱泚都曾调任过泾原镇。

在整个削藩过程中，德宗的战争准备并不充足，缺乏整体的统筹和规划，对河朔型藩镇间复杂的关系认识并不透彻，藩镇间的制衡也不讲策略，对藩镇的削弱和限制并没有达到预期。反而是频繁的兵变使得李适是颇忌宿将，以至于后来重新启用宦官典掌禁军。到兴元元年（784年），禁军权力又回到了宦官手中，贞元十二年（796年），以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宦官任中尉统率神策军，倒是开了后世的先例。从此，宦官集团逐渐掌握了中央禁军，加强了对朝政的控制。

小结

关于唐德宗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德宗的冒失、猜忌，导致了自己两度逃亡，以至于通过罪己诏来缓和矛盾，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的转折。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对唐德宗李适的评价是“好名而贪功，前勇而后怯”，苏辙总结认为，泾原兵变后，“帝（德宗）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直接点出了李适泾原兵变前后执政风格的变化。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这样评价说“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自称励精治道，但没有玄宗开元盛世那样辉煌业绩，却有天宝之乱那样动荡不安。”

（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