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出不窮的清宮劇讓觀衆很熟悉一種刑罰：“流放寧古塔，與披甲人爲奴，永世不得入關。”

觀衆自然能夠感知到這種刑罰的殘酷性，但是到底有多殘酷，估計很少人有清晰的概念。

可以說，流放寧古塔就是一種慢性“死刑”。朝廷給了犯人一絲活着的希望，但是似乎又用一種嘲弄的眼光瞧着：“在如此殘酷的生存條件下，我看你能活多久？”

清代的寧古塔位於如今黑龍江海林市和寧安市。有兩個地方，是因爲寧古塔的地址曾經變更過，有新城和舊城之分，兩者距離25公里。

清代的刑罰有五等，分別是笞、杖、徒、流、死。流放僅次於死刑，但其殘酷程度和犯人家族的折磨程度，流放遠大於死刑。

從北京城出發一路北上，過山海關、渡遼河，翻越長白山和松花江，一直走上3000多公里，方能到達山海關。這裏曾經是女真人的活動區域，因此清朝問鼎中原後，這裏就成爲重要的流放地。

清朝的法律規定，流放判決下達後的一個月內，犯人就必須出發前往流放地。在流放途中，犯人及其受到牽連的家屬要經歷重重生死難關。

第一是體力。

清朝法律規定，流放3000裏以外的地方，犯人必須在兩個月內到達，這就要求犯人必須每天步行50公里。在今天看來，五十公里的距離並不遠。在通勤時間長的城市，50公里有可能只是單程通勤距離。但是在全靠腳走的時代，在極度苦寒的情況下，身着單衣步行50公里，本身就是一趟送命的旅程。

對於男人還好一些。那些無辜受到牽連的女眷，如果裹了小腳，是沒有辦法長期行走在荒無人煙崎嶇不平的路上。要知道這些人平時在家裏走上三三五百米，都得有丫鬟扶着。她們可能出發數天後，就會成爲路邊的孤魂野鬼。

其次是飢餓。

清朝的法律規定，流放犯人在流放路上的飲食由政府提供，標準參考是在押犯人，每人每天8兩。在沒有任何剋扣的情況下，這樣的飲食標準也只是保證犯人不被餓死而已。因此，如果沒有家人提前打點押送人員，犯人的飲食完全得不到保障。

第三是刑具的限制。

被流放者在途中必須一致戴着刑具。如果是普通的鐐銬，已經算輕鬆了。假如一直帶着枷鎖，那就生不如死了。枷鎖的重量不輕，連續幾十天戴在脖子上，不死也傷。一旦碰到下雨，枷鎖就會因爲水分變得更加沉重。帶着枷鎖後，人的平衡感會減弱，倘若行走在陡坡懸崖和密林山徑，失足跌落的風險就會成倍增加。

第四是針對女性的。那些受到父親、丈夫或者兒子牽累必須流放的女性，還會面臨一種屈辱，那就是途中受到押送者的騷擾和侵犯。

在死神重重設卡的流放路上，一場押送，死亡率高達60%。

流放途中活下來的幸運兒，歷經重重生死到達流放地後，纔會意識到這僅僅是苦難人生的開始。

流放到寧古塔的人，有兩種去向，一種是爲披甲人爲奴，二是當差。

披甲人是寧古塔本地的將士，一般負責守衛邊疆。給披甲人爲奴很慘，人生沒有自由也就算了，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證。主人一旦決定重新發賣這些奴隸，其市場價格還不如一頭牛或一匹馬。他們生下的孩子，也必須世世代代爲奴，而且一生不允許贖身。因此即使親友有心搭救，也毫無辦法。

被髮放去當差的人，處境比爲奴要好一些。清朝在寧古塔設立了不少隸屬於官府的莊子。寧古塔當地人煙稀少，這些流放的犯人是極爲重要的勞動力補充。因此當差的人除了勞動量大，食物和安全要更有保證一些。官府對他們的要求就是每逢初一和十五到當地衙門報到即可，其餘時間只要完成勞動。

一般來說，活着走到寧古塔的人中，給披甲人爲奴的比例較少，大部分是當差。後者經過親友營救或者遇到皇帝大赦天下能夠回到故鄉的可能性要更高。

除了惡劣的生存環境，想要活着回到內地的人還需要克服三個難關。

一是當地的氣候。

清朝初期捲入順治十四年科場案而被流放到寧古塔的清朝詩人吳兆騫，在家書中就描述到寧古塔那漫長的冬天總是帶來讓人忍不住發瘋的苦寒：

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即有濃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纔到地，即成堅冰，雖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即重裘禦寒也。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很多流放到寧古塔的人原本都是生活在氣候相對溫和的南方。能不能適應當地惡劣的氣候，對於他們來說是能不能跨越生死兩界的關鍵。

其次是內心的恐懼。

傳統文化中落葉歸根的情節非常濃厚。過去前往西方闖蕩的中國人無論如何都要做到魂歸故里，這導致西方人很少在當地見到中國的墓地。於是，西方人產生了一種誤解，生活在他們周圍的中國人，是神祕的“東方不死人”。

爲此，兩位意大利作者還專門出了一本書，就叫做《不死的中國人》，來解釋爲什麼“中國人永遠不死？”

對於過去的流放者來說，這個問題也是他們活在寧古塔時內心永存的枷鎖。那些家世顯赫根基還在的人，在家人親友的運作下尚有返回的可能性。比如和吳兆騫一起流放到寧古塔的方拱乾，就在親友的運作下，取得朝廷許可，通過捐贈財物修築城樓的方式減輕處罰，在流放三年後得以返回京城。

但吳兆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最後是內心巨大的落差。

清朝流放東北的犯人中，有很多是出生顯赫的人。這其中不乏到現在爲止大家都熟悉的人。比如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及其家屬，金聖嘆的親屬，呂留良的後人等。這些人在被流放之前，都過着優渥的生活。淪落到寧古塔之後，如何處理生活環境的巨大落差，也時時刻刻考驗着他們內心的力量。

種種慘況，讓有清一代，“寧古塔”演變成爲不詳的同義詞。這背後的殘酷性就在於，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中，大權在握的人，輕描淡寫的寥寥數筆，就讓無數無辜百姓陷入生命的絕境。讓他們悲慘命運更甚的則是，後世子孫亦將因此陷入貧賤而無望的人生中，難得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