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时期，文人们养成了一个毛病，那就是率性而为，直来直去。按理来说，这应该是真诚坦率的行为，只不过晋人过于极端，根本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让人受不了。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人受到封建皇权的压迫，噤若寒蝉，其实对晋朝是心向往之的，对晋朝文人更是赞不绝口。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就是他们称赞不已的对象。

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也是著名书法家王献之的兄长。两人都是当时的才子，也都有随性的脾气。只不过王献之更加沉稳内敛，表现出洒脱自如的魏晋风范，王徽之则更奔放，完全撕开一切伪装的面具，走在极端的道路上。

比如他本不愿意做官，奈何他出自琅琊王氏，九品中正制下自然有他的官位。为了家族的荣光，他迫不得已担任了桓温的参军。这个官职相当于长官的秘书，然而王徽之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完全不理会他人的看法，而且整日不修边幅，弄得自己邋遢狼狈。有些人不喜欢他，但恒温却非常欣赏。

后来，王徽之又担任了骑曹参军，这次的领导是桓温弟弟桓冲。别看只是养马的官职，因为战马在当时属于战略物资，责任十分重大。王徽之却过得稀里糊涂，桓冲甚至很严肃地问他：“你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吗？”王徽之摇摇头：“我只知道他们牵着马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大概我就是养马的吧！”

桓冲哭笑不得地问：“那你知道管了多少马吗？”王徽之依然很懵懂：“这你要问我的手下，我哪里知道这些。” 桓冲又对他说：“最近闹马瘟，死了多少战马？”这下王徽之居然不耐烦了：“我连活马多少都不知道，哪里知道死马有多少？”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下属对上级最嚣张的回答，这样的态度，当然为官不能长久。他自己也不想当官，索性找了个借口，回到山阴老家隐居。也就是他投胎好，生活在门阀大家，根本不愁吃喝，才能肆意发泄自己的所谓天性。

有一次，窗外下着雪，他心情大好，名人拿酒赏雪，还一个人背起了左思的《招隐》。这首诗现在看来，虽然质朴，却没有什么韵味，放在唐诗中会默默无闻。但在当时，这还是让文人士大夫们爱不释手的名作。王徽之背着诗，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戴道安就是隐居在百里之外的剡县。

此时的他，立即吩咐仆人备船，他要顺江而下访问戴道安。百里之地在当时并不是短暂的路程，王徽之说走就走让人措手不及。幸好他的仆人早已习惯，安排他连夜赶赴剡县，第二天就到了戴家门口。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戴家的门外，王徽之看了一眼，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彷徨，直接对自己的仆人说：“我们回去吧。”仆人虽然了解这位公子哥的本性，却依然忍不住问个不休。王徽之笑笑说：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就是他的借口，虽然之前并没有与戴道安约好，但却放了自己仆人的鸽子。奇特的是在那个年代，戴道安后来得知此事，不但没有意见，而且还感叹王献之就是不囿于礼，独钟于情的人，是自己的朋友。更绝的是，王徽之的这句话，一举创造了“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必见戴”三个成语。

时至今日，何必见戴依然被人用起。它往往用来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而其中不思进取、半途而废的消极意义，已经被人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