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中，有“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但對於“人之初性如何”這件事，先秦諸子百家都有不同的觀點和理念進行解釋，其中爭論比較多的，或者是人們認知比較廣的是兩種，一種是孟子主張的人性向善，另一種則是荀子主張的人性向惡。

這兩者認知更多的則是以孟子主張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知名度最廣，孟子認爲，人誕生之初是善良的，而之所以會有壞人，會有作惡的人，並不是人的天性就是如此，而是因爲環境造就了這個人的性格影響了這個人的行爲，最終導致他有一個好人變成了壞人，讓他從善良走向了邪惡，這也就是所謂的逼良爲娼。

孟子“人性本善”爲儒家“仁義道德”提供依據

對於這種觀點，很多歷史學家們認爲他爲儒家主張的“仁義道德”提供了人性的依據，本篇文章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孟子的人性向善論，到底是如何爲仁義道德提供人性依據的？同時來分析一下這種觀點存在着怎樣的漏洞，又有着怎樣的現實意義？

人性具有社會性，不能單獨而論

要了解孟子的“人性向善論”的具體含義，我們需要知道兩點，第一點是，人性單獨而論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很多人理解的人性，是人天生所擁有的性格特點或者行爲特點，但作爲一個獨立個體的人來講，單純的先天性格並沒有任何用處。

人是社會的主體，同樣人也是以社會爲生存依靠的，一個人的生存不可能僅有先天條件所決定，還受環境的影響非常之深遠，這就好比我們去討論一種顏色，白羽毛是白的，白雪是白的，白玉也是白的，但白羽毛、白雪和白玉的白是一種白嗎？

當我們抽象認爲時，這三種顏色確實是一樣的，但這三種物質本身相同嗎？既然它們不相同，那麼我們單純去討論“白”這種顏色又有什麼意義呢？討論人性也是如此，如果說人的天性是天生的行爲和性格，那麼人誕生到這個世界上無非也就是喫東西，生孩子等等幾種行爲。

但這些行爲並非只有人才擁有，動物同樣擁有，可是我們能說，動物的天性就是人的天性嗎？當然也是不能的，既然不能，那說明我們無法單純地去討論人的天性，無法說人性本身是什麼樣子的？只能說人性往什麼樣的方向偏移，由此纔有了孟子的觀點。也就是所謂的人性向善，是所謂的抽象人性無意義。

告子認爲：人性本無善惡，孟子具體認爲“人性向善”

而瞭解了這一方面，我們再來看第二點：孟子，爲什麼認爲人性向善？他是以什麼論點來進行分析的？對於這一點，我們通過孟子與告子之間的辯論來進行分析。很多人對於告子這個人並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性問題的人就是告子。

告子認爲，人性本身沒有什麼善與不善，它就像是水一樣，水存在一個容器當中，容器的東邊出現了裂痕就往東邊流淌，容器的西邊出現了裂痕就往西邊流淌，這本身並不是水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爭論千年的孟子的性善論，“人性善論，水就下”。

對於人而言也是如此，有什麼善惡之分呢？但孟子不這樣認爲，孟子認爲，水在流淌的過程中卻是無所謂東西，但卻有所謂上下，對於水而言，向下流淌是它的天性，所以孟子曾說“水無有不下”，而既然水有自身的天性，對於人也是如此。

因而孟子說“人無有不善”，也就是所謂的水性向下而人性向善。至此，孟子的觀點已經非常清楚了，他主張不要單獨的去分析人性，抽象地看待人性的時候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要去分析人性本身的趨向，而對於這一點，孟子認爲人性向善。

王道思想主張以“仁義道德”約束天下

瞭解了“人性向善”就不難以理解，爲什麼很多人說孟子的觀點爲儒家的仁義道德提供了人性依據了。既然人性向善，那麼人來到世界上本身就有向“道德”和“善良”趨近的天性，人類也就可以通過道德來約束了。

這是孟子對於儒家學術的最大貢獻，體現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是他的王道思想。王道思想主張以“仁義道德”來約束天下人，不主張硬性的規則，因爲本身人的性格特點足以論證道德的作用。對於危害社會的人也並非是人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爲環境的問題改造了本來善良的人。

社會安定發展促使“人性向善”，從而解決社會矛盾那麼當君主以道德來治理天下的時候，當君主實施仁政的時候，對於社會環境本身就是一種改造作用，因爲王道的政治觀點，就是從百姓的養、生、喪、死等方面出發的。那個時代的平民百姓其實沒有太大的生活追求，如果養、生、喪、死等無憾，那麼社會矛盾就會降低，國家發展也就會趨於穩定，自然也就能營造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而環境的安定是人發展過程中的最大影響因素，解決了這一因素，人本性中的向善就會發揮出來，也就是說沒有了環境的影響，人就不會作惡，社會矛盾問題也就得到了改善；這就是孟子觀點的核心。

這一觀點對於儒學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他豐富且完善孔子的主張，將王道的政治統治方式豐富了起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體系，幾乎表明了發展中的需求以及對於人所造成的不確定性的應對方式。

燕國、魏國王道政治暴露出孟子觀點的缺陷

這種主張是戰國時代的燕國和後期的魏國所重點依靠的；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依靠這一觀點進行發展的燕國和魏國，並沒有獲得最終的勝利，也就表明孟子的這種觀點本身是有問題的，也是有矛盾的。那麼矛盾點又在什麼地方呢？

“人性本善”，“我固有之”

其一，孟子主張“人性向善”，但是這種向上的可能性是從哪裏來的呢？孟子曾說過一句話，叫做“我固有之”，我固有之的意思可以解釋爲本來就擁有，可本來就擁有的與告子所說的天性又有什麼區別呢？不依舊是先天存在的嗎？

這就是爲什麼很多人認爲孟子主張“人性本善”的原因，孟子雖然並不支持對於人性的抽象討論，也認爲單獨討論人性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但孟子卻沒有將自己主張的“向善論”打造一個基礎，沒有表明向善的可能性來源於何方？

所以，“向善”的可能性，就被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認爲是本來存在的，而本來存在又與人性本善有什麼區別呢？所以說，孟子本身解決不了，以何爲本，又從何而來的問題？這也就引發了第二個矛盾點。

人向善，卻受環境影響孟子說人的向善就像是水的向下一樣是一種趨勢，也是人本能的一種選擇，但竟然如此人又爲什麼會有人作惡呢？孟子的答案是因爲環境和條件的影響，也就是我們上面說到的逼良爲娼。

對此，孟子還舉了一個例子：收成多的年代裏人大多會懶惰，災害多的年代裏人大多會強橫，這是一個社會現實，但我們能說人天生就懶惰，天生就強橫嗎？當然不能，那爲什麼會有這麼多懶惰而又強橫的人？就是因爲環境和條件的影響，收成一多人就會懈怠，就會表現出懶惰，而災害頻發的年代裏，大家生存都是問題，有誰還顧得上道德呢？所以人大多數會霸道。

這就好比水，雖然原本是往低處流的，但如果我們把它堵起來，水照樣可以上山；這就是所謂的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但是我們能說水的本性就是向上嗎？所以，孟子說發展的過程中會表現出什麼樣的行爲方式和性格特點是由環境和條件所導致，這句話的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漏洞。

我們知道一個人生存的環境和條件，有自然決定的，同樣也有人爲決定的，而根據多年的發展經驗，人爲的影響條件往往比自然的影響條件對於一個人來說更爲嚴重，可是既然人心向善，那又爲什麼會創造出一種逼良爲娼的環境和條件呢？這一點，孟子也解答不了，所以，儒家的觀點是值得我們仔細考量；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說王道政策在戰國時代行不通的原因。

戰國時代，天下大爭，不適合“人性向善”

首先，戰國時代是一個天下大亂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裏，存在着逼良爲娼的環境條件，而這種環境條件本身所誕生的原因，就是人本性當中的慾望，諸侯王因爲實力的做大而產生了架空周天子的想法，隨着各大諸侯國的權力慾望不斷膨脹，周天子對諸侯國的控制權越來越低，最終導致了戰爭的頻繁爆發。

所以，戰國時代之所以會到來的原因還有因爲“人”，因爲人的慾望和對於權力的癡迷，既如此，孟子所言的“人性向善”，就不是能夠一概而論的觀點，它或許能夠形容一部分人，但絕對形容不了大多數人，而既然形容不了大多數人，那麼對於社會來講，這種觀點就很難以立足。

仁義道德能成爲惡人作惡的手段

其次，孟子的觀念太過於講究“仁義道德”，他在主張人性向善的時候，從本意上來看，孟子主觀的認爲人都有向善的可能，或者說人都有向善的條件。但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都能達到這樣要求，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對於善良的追逐。

我們說，道理只能跟講道理的人來講，善良也只能跟善良的人來論，對於不存在向善基礎的人來說，“仁義道德”反而成爲了他們作惡的手段，因此太過於講究道德的作用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是行不通的，畢竟道德並不是底線，他可以給向善的人增光添彩，但是卻不能對作惡的人產生束縛。

如此對於本性向善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們與作惡的人一樣生存在社會上，享受着同樣的社會資源，但因爲本身的標準不同，導致他們受到的生活壓力不同，如此一來，又怎麼能夠保證社會的安定呢？所以，人的生存需要底線，這個底線是用來約束所有人，表現在我們現在社會就是法律，法律之上，我們用道德來說話，而法律之下用硬性規則來說話。

討論

綜上所述，孟子之所以會提倡仁政和王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基於對人性的認識，他認爲人性向善，認爲人本身擁有向善的基礎條件，“仁義道德”有發揮的空間，有能夠約束人們行爲的能力，若太過於主張刑法，卻壓榨了人向善的可能，對於個人基本的權利是一種威脅，對於社會也是一種不公平。

儒家學說必須與其他學說配合但孟子同樣忽略了自己觀點中的缺陷，我們根據歷史的發展來看，儒家的學說並不是不適合於社會的發展，而是並不單獨的適合於社會的發展，儒家的學說需要與其他學說進行配合才能夠擁有長遠的意義。

這就是爲什麼漢武帝在實施了外儒內法後，獲得了高效益的原因；表面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因爲儒家學說中對於君臣關係的論述，非常有利於君權的集中，“三綱五常”也有利於對於社會倫理方面的控制。

但同時儒家學說對於道德的崇尚過分的放大了人性中的善，甚至忽略了人性中的惡，這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因此，在這種基礎上必須通過另一種方式來加以穩定，而這種方式則就是法。

小結

“法”能夠很好的限制人性中的惡，它的存在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再是一種祈禱，我們常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可是這畢竟是一種希望，對於惡人是否真的有惡報人們無法控制。但有了法律就不一樣了，在法律的作用之下，觸犯了底線的人必定會付出相應的代價，這就很好的限制了人們的行爲，也限制了人性中的惡，對於發揮人性中的善有着很大的好處。

當然，哪怕如此，儒家的觀念還是非常先進的，也是擁有一定質量，它可以看作是在人性討論過程中的一個摸索，隨着這種觀念的提出，不同的學派開始發聲，豐富了學派的思想，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於華夏曆史，所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至少它可以看作是對於人本身行爲以及性格特點的第一層約束，也是大多數普通人所信奉的法則。